《易中天中华史 - 第三卷 奠基者》读书笔记
一 以周代商
我国历史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夏有水利技术，商有青铜技术，周有农业技术。
商族起源于东夷，周族则发祥于西戎，周是农业部落，在公亶（读旦）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在泾水和渭水之间），族名也开始叫周。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袛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的礼器多为食器，这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商的祭坛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丰登。
因此，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也是在迁到岐下的时候。
他们的经营和谋划，第一步就是笼络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时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姓与姜，亲如一家。
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是）是太保。他们也都是炎黄后代，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此外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步则是大挖墙角。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
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武王联合各族一举而定天下。
二 忧患危机
当时的天下，是各族群组成的松散联盟。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他们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五花八门，各有心思，同时同盟战胜后立即面临“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局面。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步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然而武王绝对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这在历史上，叫“管蔡之乱”。
叛乱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与叛乱的殷商贵族则在洛阳进行集中管理。胜利了的周人没有把殷商贵族当作战俘，武庚被杀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是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国号叫卫，侯国；不愿臣服的，任其远走他乡。
这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理性与冷静。
为什么？因为人心不服。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
周人给出的答案是“天命”。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获得的权利是“居中国”，权力则叫“治天下”。
按此时民族世界观，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一样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的天扣在方的地上，多出来的四个地方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正中则为“天下之中”，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概念，从根本上，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都要革故鼎新。
三 奠基者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周天下，也是红色江山。
周之前，炎帝从西边来。周之后，秦人也往东方走，而且做始皇帝。周秦汉唐，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
整部中国史，更重要的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只有延续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中原，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两大条件，第二个更重要，第一个则可打折，半统天下也行。因此，匈奴人的汉或前赵等等只能叫五胡，鲜卑人的北魏、契丹人的辽和女真人的金，便都算正式王朝，元和清当然更是。因为他们虽非汉族政权，却是文化中国。
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前者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纲常理论为核心。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
更重要的是，由于20世纪以前，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是基本不变或者精神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便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家所指出，过去世界上多数地方的兴衰更替，不但是王朝更是整个文明。一种文明湮灭了，另一种文明在原地建立并兴盛起来。结果，便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那些古老文明的直系子孙。
相反，中国虽然也不断改朝换代，它的历史却像家史一样，可以通过单一线索由近及远。原因则在于周人完善了从夏代开始的家国体制。把天下变成了可以更换家长的大家庭，周武王举起殷商的白旗就是象征。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特例。除了民主制的希腊是个异类，世界各民族都选择了君主制，也都以君权神授为通例。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便自称是“天神的后裔”。周人却说“君权天授”。天授和神授，又区别吗? 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更重要的，周制度和周文化并非只是君权天授，而是一整套完整严密的体系。这套体系生于忧患，却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不能不让人由衷佩服，叹为观止。
四 新制度
周人的聪明，就在于“力”与“德”两手都用，而且用的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形成广泛统一战线，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
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德。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德能治国吗? 怎么治？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的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看得见的是圣人。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只是读书人的榜样。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而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要有“行得通的手段”
什么呢？ 礼乐。
为什么说“周公制礼作乐”？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因此商的礼乐是仪式，周的则是制度。
祭礼和乐舞都是由序的。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由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就是每个人由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然后，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这就是周人的礼的制度。
但这里有问题：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此，人与人之间是由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了。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了。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式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由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由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逐步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以此为出发点，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框架，全部搭建完毕。
创新是智慧的。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封建制是上层建筑，同时也都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封建制把姬周和异性、中央及地方捆绑在一起，井田制则把民生和民心、人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
五 “一箭三雕”大封建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武王伐纣后，他们也不服周。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反对周公的三股主要力量，同样是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因为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啊。
而，武庚、管叔、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其他不动声色但心怀鬼胎者也不在少数。面对如此局面，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长久之计。山雨已来之际，更需要地是政治智慧。
周公地办法就“分封诸侯”。
所谓分封，包括分和封。分地是殷商地盘，封地是自家兄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殷商地土地和人民，封给姬周地嫡系部队和同盟军。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分化瓦解对付殷商地残余势力。
原殷商王族被置于洛阳（成周）；贵族迁至殷的旧都商丘，这里建立了新国家宋；殷都朝歌封给了周公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同时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都是制陶等专户技术人才。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姬克也分到六族，他们这三只队伍去进行“远距离殖民”，并为天子守门户。伯禽的国号叫鲁（山东），叔虞的叫唐（后来叫晋，山西），姬克的叫燕（北京）。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实在是一举三得，一箭三雕。邦国形成了。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这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所有的邦国都包括城市和周边广大农村。城市叫国，加上农村叫邦。国是都城，邦是全境。
周，也是邦国，不过是最大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其他的邦国之君，或为公，或为侯。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总体而言，是“一个天下，许多邦国，一个天子，许多元首”。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当然，周天下再理论上和名义上是周和周王的，周联盟的成员国不是“加盟国”，而是“隶属国”。其次，周王国与诸侯国，周天子与各国君，是君臣关系，并不能平起平坐。第三，各诸侯国的主权和治权，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授予的，天子对他们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建，也许比封更关键。
什么是“建”？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的家，诸侯的国，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叫“齐家”，诸侯不干预；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叫“治国”，天子也不过问。但，大夫除了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南征北战维持秩序，叫“平天下”。
周天子名义上上“天下共主”。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和邦国制寿终正寝。
六 “天下为家”宗法制
秩序贯穿着各个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贵族“等级”。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五等“爵级”。可见秩序即等级。
而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以及“嫡长子继承制”。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立的叫小宗。小人，就是“小宗之人”，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应该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君子有三高，小人有三俗。再后来，变成了指道德的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
大夫有采邑。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家臣都是士，职务各有分工，最高为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家臣“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这是周制度里的一个大窟窿。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了最不稳定的因素。
我国历史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夏有水利技术，商有青铜技术，周有农业技术。
商族起源于东夷，周族则发祥于西戎，周是农业部落，在公亶（读旦）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在泾水和渭水之间），族名也开始叫周。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袛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的礼器多为食器，这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商的祭坛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丰登。
因此，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也是在迁到岐下的时候。
他们的经营和谋划，第一步就是笼络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时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姓与姜，亲如一家。
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是）是太保。他们也都是炎黄后代，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此外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步则是大挖墙角。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
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武王联合各族一举而定天下。
二 忧患危机
当时的天下，是各族群组成的松散联盟。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他们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五花八门，各有心思，同时同盟战胜后立即面临“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局面。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步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然而武王绝对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这在历史上，叫“管蔡之乱”。
叛乱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与叛乱的殷商贵族则在洛阳进行集中管理。胜利了的周人没有把殷商贵族当作战俘，武庚被杀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是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国号叫卫，侯国；不愿臣服的，任其远走他乡。
这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理性与冷静。
为什么？因为人心不服。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
周人给出的答案是“天命”。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获得的权利是“居中国”，权力则叫“治天下”。
按此时民族世界观，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一样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的天扣在方的地上，多出来的四个地方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正中则为“天下之中”，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概念，从根本上，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都要革故鼎新。
三 奠基者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周天下，也是红色江山。
周之前，炎帝从西边来。周之后，秦人也往东方走，而且做始皇帝。周秦汉唐，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
整部中国史，更重要的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只有延续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中原，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两大条件，第二个更重要，第一个则可打折，半统天下也行。因此，匈奴人的汉或前赵等等只能叫五胡，鲜卑人的北魏、契丹人的辽和女真人的金，便都算正式王朝，元和清当然更是。因为他们虽非汉族政权，却是文化中国。
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前者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纲常理论为核心。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
更重要的是，由于20世纪以前，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是基本不变或者精神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便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家所指出，过去世界上多数地方的兴衰更替，不但是王朝更是整个文明。一种文明湮灭了，另一种文明在原地建立并兴盛起来。结果，便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那些古老文明的直系子孙。
相反，中国虽然也不断改朝换代，它的历史却像家史一样，可以通过单一线索由近及远。原因则在于周人完善了从夏代开始的家国体制。把天下变成了可以更换家长的大家庭，周武王举起殷商的白旗就是象征。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特例。除了民主制的希腊是个异类，世界各民族都选择了君主制，也都以君权神授为通例。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便自称是“天神的后裔”。周人却说“君权天授”。天授和神授，又区别吗? 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更重要的，周制度和周文化并非只是君权天授，而是一整套完整严密的体系。这套体系生于忧患，却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不能不让人由衷佩服，叹为观止。
四 新制度
周人的聪明，就在于“力”与“德”两手都用，而且用的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形成广泛统一战线，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
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德。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德能治国吗? 怎么治？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的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看得见的是圣人。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只是读书人的榜样。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而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要有“行得通的手段”
什么呢？ 礼乐。
为什么说“周公制礼作乐”？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因此商的礼乐是仪式，周的则是制度。
祭礼和乐舞都是由序的。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由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就是每个人由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然后，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这就是周人的礼的制度。
但这里有问题：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此，人与人之间是由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了。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了。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式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由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由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逐步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以此为出发点，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框架，全部搭建完毕。
创新是智慧的。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封建制是上层建筑，同时也都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封建制把姬周和异性、中央及地方捆绑在一起，井田制则把民生和民心、人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
五 “一箭三雕”大封建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武王伐纣后，他们也不服周。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反对周公的三股主要力量，同样是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因为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啊。
而，武庚、管叔、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其他不动声色但心怀鬼胎者也不在少数。面对如此局面，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长久之计。山雨已来之际，更需要地是政治智慧。
周公地办法就“分封诸侯”。
所谓分封，包括分和封。分地是殷商地盘，封地是自家兄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殷商地土地和人民，封给姬周地嫡系部队和同盟军。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分化瓦解对付殷商地残余势力。
原殷商王族被置于洛阳（成周）；贵族迁至殷的旧都商丘，这里建立了新国家宋；殷都朝歌封给了周公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同时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都是制陶等专户技术人才。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姬克也分到六族，他们这三只队伍去进行“远距离殖民”，并为天子守门户。伯禽的国号叫鲁（山东），叔虞的叫唐（后来叫晋，山西），姬克的叫燕（北京）。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实在是一举三得，一箭三雕。邦国形成了。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这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所有的邦国都包括城市和周边广大农村。城市叫国，加上农村叫邦。国是都城，邦是全境。
周，也是邦国，不过是最大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其他的邦国之君，或为公，或为侯。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总体而言，是“一个天下，许多邦国，一个天子，许多元首”。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当然，周天下再理论上和名义上是周和周王的，周联盟的成员国不是“加盟国”，而是“隶属国”。其次，周王国与诸侯国，周天子与各国君，是君臣关系，并不能平起平坐。第三，各诸侯国的主权和治权，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授予的，天子对他们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建，也许比封更关键。
什么是“建”？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的家，诸侯的国，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叫“齐家”，诸侯不干预；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叫“治国”，天子也不过问。但，大夫除了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南征北战维持秩序，叫“平天下”。
周天子名义上上“天下共主”。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和邦国制寿终正寝。
六 “天下为家”宗法制
秩序贯穿着各个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贵族“等级”。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五等“爵级”。可见秩序即等级。
而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以及“嫡长子继承制”。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立的叫小宗。小人，就是“小宗之人”，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应该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君子有三高，小人有三俗。再后来，变成了指道德的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
大夫有采邑。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家臣都是士，职务各有分工，最高为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家臣“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这是周制度里的一个大窟窿。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了最不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