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与师生信任之殇——湖南弑师案所感，以及我的高考记忆

刚才看了一篇关于湖南弑师案的文章，言及近十年来每年都有类似悲剧发生，在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学生对教师缺少一种敬畏之情。那些少年杀人犯无疑都是心理变态，对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师横刀相向，这并不能以高中阶段普遍的叛逆或心智不健全来解释。但说到师道尊严的普遍丧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升学制度令学生受尽痛苦折磨，而在很多学生心里他们的老师正是体制的帮凶、是他们痛苦的直接执行者，于是将自己对于体制的恨意转移到了老师的身上。

其实我猜，中国的大多数教师多少也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年年奋战于考试一线二线，成绩、升学率与薪酬、职位直接挂钩，老师的压力不见得比学生小，师生之间的一切抵牾本质上也只是受害人的互相伤害。但相当一部分教师确实一丝不苟、甚至变本加厉地执行着体制对于他们的要求，比如将学生的分数高悬于个体价值之上——而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这种理念确实是出于为学生考虑。这颇带几分“平庸之恶”的意味，又只让人觉得悲哀。

教育体制的不完善是个普遍的话题。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教师的尊敬、师生关系又该靠什么来维系？也许只有教师的个人素养、对于教育本身的认识以及由此影响下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了吧。

我也想起了自己的高中，那个次一流的市重点学校其实真没多好……但幸运的是，我在那儿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尤其是高考的那一年。我曾经亲眼见过，某次统考后学校副校长对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不留情面的“关怀”，但那位老师从未把压力转嫁给学生，而是一个人都扛了下来，在我们面前至多一句笑谈。而另一位和我母亲同龄的女老师曾对着高考前夕愁容满面的我们说，“无论你们考成什么样，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很优秀的孩子……”

在高三最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我能够相信他们都是理解我的感受、并站在我这边的。他们从不回避，那最后的考试于我们很多人的重要意义。他们也从不否定，有些准则也许并不完全具有合理性与真理性。也许只是这样，对那些背负沉重压力的愤怒的、迷茫的、焦虑的少年已经足够。

那时的很多事我仍然历历在目地记得。当制度想把我们打造成冷冰冰的机械，我终于还是得到许多温情。无论可曾说出口，始终以为这些才是真正的帮助，对于高考成绩还是此后人生都是。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老师们以言行在我心中建筑起来的信任。

这种信任在中国教育中却是普遍缺失的，至少那些对教师失去尊敬的学生是一定没有这种信任的。那个湖南某中学高三重点班的少年听到老师说“不想写就转班”时意志崩溃了，他不能再相信自己的老师、而全神贯注于这句话给他带来的压力，他采用了一种最极端的方式……而这种信任有时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所作所为，就像即使在我当时的班上，依然有同学对老师满腹怨言。后来，就是那位我最尊敬的老师就曾被我的同学在背后、甚至在那位副校长面前诋毁过，我无以想象他的失望，这是另外一种悲哀。

无论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还是师生信任的复建，在我看来趋势都不容乐观。也许后者的阻力会更小一些，尽管它无可避免地受制于前者，尽管它所需的也很多：教师的素养、学生的理解、以及更重要的师生心中共存而相通的对体制的警惕之心……但当我不敢希冀一种普遍环境的改善，也许只能企盼于个体事件中寻得救赎与希望，就像自己当年的经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