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5 星期五

如何提高决策水平,在信息不足的时候做出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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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安妮·杜克是认知心理学博士,但她更引人注目的身份,是顶尖职业扑克选手。她曾多次赢得世界冠军,到手奖金超过400万美元。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来自她二十年职业扑克生涯的经验积累。

不过,这本书并不教你打扑克,它讲的是科学决策。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奇怪?打扑克不是靠运气吗,怎么成了科学?当然,你和几个朋友随便玩玩,有可能真的是凭运气,但职业扑克玩家还真不能凭运气。而这种游戏也就成了研究和实践科学决策的绝佳场合。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职业扑克选手面临的是典型的决策任务。所谓的决策,就是收集加工信息,然后做出判断的过程。你想一想,这不就是牌手要做的事情吗?根据自己的牌,猜测对手的牌,然后选择获胜概率最高的打法。虽然起牌有运气影响,但最终决定输赢的,主要不是起牌的运气,而是你的判断和选择。换句话说,高手无法保证只起好牌不起烂牌,但他知道好牌该怎么打,烂牌又该怎么打,这就是决策的功力。

正是因为如此,博弈论之父冯·诺依曼在深入研究决策,开创博弈论的时候,想到的首先就是打扑克的场景。而且,打扑克时看不到底牌和对手的牌,信息有局限,这就意味着它比下棋这类双方信息一目了然的游戏,更适合用于决策研究。为什么呢?你想想就明白了,生活中遇到的决策问题,大多数都是信息有局限的,一目了然的情况太少见了。所以书里说,生活是扑克,不是象棋。

职业扑克玩家相比一般人,接受了更加严格的决策训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太多机会做重大决策,很难通过反复练习提高水平。但职业扑克玩家则不然。按杜克的经验,牌手常常需要在两分钟内做20个决策,而每一个决策影响的输赢,可能都是一套三居室住宅。所以,职业扑克玩家简直可以算是职业的决策者。

正是因为如此,杜克在淡出职业扑克圈之后,除了写书,也开始给 CEO 之类的高层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而内容正是如何科学决策。万维钢老师也曾经在专栏《精英日课第二季》里推荐过这本书。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分享这本书的精髓。第一,科学决策依靠什么?忌讳什么?第二,如何有效提高决策水平?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方面。按照杜克的观点,在信息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科学决策高度依靠概率,而它最忌讳只看结果来判断决策好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先看看杜克玩的扑克游戏。她玩的是德州扑克,每个牌手拿两张牌作为自己的牌,底牌只有自己能够看到。然后陆续发出五张公共牌,公共牌每个人都能看到。每发一张公共牌,你都需要做出决策,下多大的赌注,是跟着玩还是放弃。等到五张公共牌发完,大家摊牌,谁能将自己的底牌和公共牌组合起来,形成最大的五张牌型,谁就获胜。

你想,德州扑克的不确定性在哪里呢?显然,你只能看到自己的底牌,对手的底牌是什么?这是不确定的。同时,你只能看到已经发出的公共牌,下一张公共牌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帮助你组合形成更大的牌型,这也是不确定的。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你是不是束手无策,只能凭感觉随便打了?如果是这样,那职业扑克比赛也就变成纯粹的运气游戏了。幸亏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决策工具,那就是概率。

概率是什么?是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你想一想,牌局中的概率,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的底牌有百分之几的可能,大过对手的底牌,这是概率。下一张公共牌有百分之几的可能,帮你组成厉害的牌型,这是概率。如果再深一步,再把对手的心理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对手在拿牌下注时的种种表现,有百分之几的可能是真的拿到了大牌,又有百分之几可能是在虚张声势,这也是概率。上面的各种概率组合起来,就会成为你在做判断、做决策时的依据。

那么,对职业选手来说,牌局上的科学决策,其实也就是在充分收集信息、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对概率尽可能做出精确测算,最后做出获胜概率相对较高、失败概率相对较低的选择。

这就是杜克的观点,不确定情况下的科学决策,其实就是测算概率、根据概率做判断的过程。牌局是这样,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做股票投资的选股决策,就是测算各支股票的上涨概率,然后做出一个概率较高的选择。

至于概率如何测算,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在实际操作中,它还包括对于失败风险的测算等因素,并不是本书的重点。而本书的重点在于提示你注意,用概率工具做科学决策,必须特别防止只看结果来判断决策好不好。这种偏见过于关注单次的决策结果,从而将决策结果和决策系统混为一谈了。

这种偏见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拿扑克来打比方。

在一局牌中,除非你的底牌和公共牌确定能够组成天下最大的牌型,否则哪怕你这盘获胜的概率是99%,你也还是有可能会阴沟翻船。毕竟,1%的概率也可能会发生。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水平再高,对概率的测算再精确,对决策的判断再准,你也还是有可能会输掉这一场比赛。再高的高手,哪怕面对初出茅庐的新手,也保证不了下一次一定能赢。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不管是德州扑克,是斗地主,还是别的什么玩法,我们常常都会碰到高手被新手打败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人会觉得,这多半是因为高手牌太烂,新手牌太好。不过,高手自己会这样解释,自己虽然精准测算了概率,做出了获胜概率最高的选择,但小概率事件还是出现了。

同时,高手也并不会因为一次失利而心灰意冷。他们会说,虽然打一局无法保证能够战胜新手,但如果和新手打一百局一千局,他们一定会获得压倒性优势。高手有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信息获取和加工能力、概率测算能力以及选择判断能力,这就是他在职业赛场赖以为生的科学决策系统。他懂得将决策系统和单次决策的结果分开。

遗憾的是,懂得将两者分开的高手是少数人。无论在牌桌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混淆单次决策结果和决策系统,过分关注单次结果,忽视系统,甚至以结果为导向,用单次结果去否定和推翻系统,这就是科学决策最忌讳的偏见。

关于这种偏见,杜克讲了一个故事。她曾在一次扑克锦标赛中担任现场解说,一局牌进入了两人对决阶段,杜克根据自己的决策系统做出专业判断,选手A的胜率为76%,选手B的胜率为24%。结果,最后一张公共牌发出,场上形势逆转,胜率比较低的选手B获得了胜利。这个时候,很多观众陷入了惋惜的情绪中,一名观众按捺不住地叫了起来:安妮·杜克,你算错了!而杜克非常平静地向这名观众解释,我没有算错。我说选手B的胜算是24%,而不是0,你要清楚24%的含义是什么。

故事里的这名观众,正是试图用一次单次决策结果,来推翻和否定杜克的决策系统。而杜克的解释有两层含义。第一,决策系统并不能保证单次决策的成功。第二,较小概率的事件,依然是有可能发生的。

当然,这种偏见,并不是只有牌桌上才有。杜克在改行做咨询之后,曾询问一组客户,他们过去一年做的最差决策是什么。其中一名 CEO 懊恼地说,他的最差决策是解雇了公司总经理,在解雇之后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导致公司经营始终不乐观。

不过,杜克在仔细询问解聘理由和决策全过程之后,发现决策过程经过了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也合乎管理逻辑。她判断,决策本身没大问题,也符合管理科学的决策系统。后继无人的局面,可能只是运气不好导致的暂时现象。而 CEO 的懊恼正是因为他过分关注单次决策结果,甚至体现了不恰当的结果导向。杜克认为,如果这名 CEO 带着这种偏见,推翻自己本来不存在重大缺陷的决策系统,就有可能给公司带来真正的大麻烦。

这就是偏见的危害所在,它会影响你的心态,歪曲你建立科学决策系统的努力。更有甚者,如果你沉迷于一次两次依赖于好运气的成功,你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去想办法研究概率,建立科学的决策系统。

这就好比某个新手在凭借运气战胜高手一次之后沾沾自喜,对高手的决策系统嗤之以鼻,而把下一次获胜的希望寄托于下次的好运气。如果老是这样的心态,就算打一辈子牌,也不会有任何长进,永远只是新手。

我们都很难避免这种偏见。如果给你一张纸一支笔,让你把自己经历的失败决策写下来,你是不是会第一时间想起那些结果不好的决策呢?相反的,对于背后的决策体系究竟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合理,反倒没那么敏感了。这是为什么呢?

杜克认为,这源于人类的心理特质。人类对决策结果的观察和判断比较直观,常常是依据直觉迅速完成。但对决策系统的分析,依赖于概率,就没那么直观了。人的直觉对于概率恰恰是不敏感的。

对于这种情况,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经在他的经典名著《思考,快与慢》里,将人类的思维模式拆分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依赖于直觉,受很多偏见影响,往往不够理性,但它速度较快,往往占据主导地位。系统2比较理性,但需要主动控制,往往会被系统1掩盖。

对决策来说,决策结果看得见摸得着,属于系统1;决策系统涉及概率问题,复杂得多,也抽象得多,属于系统2。人们常常以结果论成败,正是系统1常常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

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在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时候,科学决策依赖于对概率的测算和判断。而这样的科学决策,最忌讳的就是以结果论成败,过度关注单次决策结果,忽视建立科学的决策系统。这种偏见的出现,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特质相关。

不过,与生俱来并不代表要听天由命。杜克在这本书里,也提出了改进决策的方法。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如何有效提高决策水平。

第二部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提高决策水平的敌人,叫动机性推理,是我们在决策中很难摆脱的一种思维惯性。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在进行思考时,常常受到脑中先入为主的偏见影响,你会下意识地寻找证据来证明和支撑。

我们前面说过,科学决策过程是这样的:先是收集并且加工信息,然后计算概率,最后做出判断,选择成功概率最高的选项。显然,这个过程需要理性和客观,决不能被先入为主的偏见左右。如果你脑子里一开始就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那接下来的计算和判断,极有可能只是装装样子。

这方面有个典型的例子。杜克在给扑克培训班上课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个现象,大多数学生都对一种观念深信不疑,那就是,如果开局起到的底牌是两张相同花色的连续牌,哪怕这两张牌本身的点数很小,比如梅花六和梅花七,大家也会倾向于认为这是很好的开局,因为这样有机会形成顺子,甚至是同花顺,而不再去认真考虑对手和公共牌可能出现的情况。

问题是,如果稍微认真地做点概率计算,你就会发现,起手一个梅花六加梅花七,最后形成顺子然后取得胜利的概率,其实非常小,在各种各样的开局中,其实不算太好。但大多数学生脑子里,已经有了关于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的观念,这种观念先入为主,让学生陷入了简单化的动机性推理。

杜克曾经问过一些坚信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的学生,你为什么会这样想。答案往往是,“每个人都知道啊”“我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高手这样取胜啊”。想想看,这不就是在为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寻找论据吗?至于高手利用同花连续牌取胜的概率到底是多少,其实并没有人做认真的思考。显然,这样的动机性推理惯性,会成为科学决策和判断的大敌。

我们再深究一下,我们为什么常常陷入动机性推理惯性呢?其实,这和我们形成抽象概念的心理过程有关。

我们关于某件事情的概念或者说判断,例如“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这个概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长期以来,很多人设想的过程是,我们先获知某种说法,然后验证,最后形成自己的判断。但是,认知心理学用大量事实证明,上面的这个过程,只是我们假象中的理想状态。真实世界中更加普遍的情况,是我们在获知某种说法之后,就先入为主地相信和接受这种说法,后来,仅仅是在偶然的状态下,在你有时间、有意愿的时候,你才会想着去验证一下。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发现,大量研究共同证明一个事实,人类是容易轻信的生物。我们陷入动机性推理的惯性,放弃了科学决策所需要的理性判断,正来自于这种容易轻信的本能。

那么,如果我们足够聪明,是否能够摆脱动机性推理惯性呢?心理学研究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聪明不仅没用,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加剧这种惯性。心理学家设计的多种不同实验说明,聪明人在摆脱先入为主偏见方面,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他们的聪明,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强大的能力,来选择那些有利的证据,为自己脑中先入为主的偏见背书。

注意,这只是背书,不是验证。就和扑克新手关心电视上高手利用同花连续牌取胜的案例,为自己心里“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这一偏见背书的情况一模一样。

看来,要避免动机性推理干扰科学决策,光靠聪明是没有用的。那要靠什么呢?其实答案不难找。既然动机性推理源于我们的轻信本能,这种本能让我们偷懒不去验证,那么,要解决问题,只需要有意识、有计划去验证就好了。

用什么办法做验证呢?杜克推荐了一个好办法,经常复盘。复盘本来是下棋的术语,是指棋局结束后,重演一遍对局时的招法,来检查每一步的优劣得失。复盘的概念在扑克和其他竞技里也有。高手都知道,提高水平的关键,很多时候并不在一次又一次的对局,而是在对局之后的复盘。现在,复盘的概念早已经超出了游戏和竞技的范畴,一切涉及决策的事情,都可以采取复盘的方法。

为什么复盘很有用呢?这是因为,通过复盘,你就能够很好地回顾你的判断和选择,检验你的决策质量。反复复盘,认真检验,才能克服动机性推理的影响,打破先入为主的偏见,提高决策水平。比如说,假如你是坚信“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的初学者,如果你能详细记录下每一次你拿到同花连续牌之后的局面走势,认真复盘,反复检验你的决策效果,很有可能你就能摆脱这种偏见了。你的水平也就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不过,我们在做复盘的时候,同样会面临由人类心理因素导致的偏见影响,这一次出场的偏见是什么呢?是自利性偏差。

所谓自利性偏差,是指我们总是倾向于将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将坏的结果归咎于环境和其他因素。这种偏差来自于我们希望获得心安理得的本能,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比如,你在路上摔了一跤,内心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多半是抱怨地面,而不是去考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腿脚不灵。也正因为如此,根据大数据记录,在多辆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91%的司机都会说,是别人的错。

需要注意的是,自利性偏差对于我们通过复盘改进决策的努力,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在决策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像扑克这样的不确定决策游戏,结果难免会受到运气影响。如果我们在复盘时,被自利性偏差影响的话,就会将赢牌归结于自己的决策成功,而将输牌归咎于运气不好,或者对手起到了更大的牌。这样的复盘,复上二十年,我们的决策体系和决策水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改进。

所以,杜克将自利性偏差看作扑克选手提高水平的最大障碍,甚至对职业高手来说,都是这样。有一次,杜克和一位职业高手聊起高手刚输掉的一场锦标赛,这位高手正是以梅花6加梅花7的同花连续牌开局,结果他如愿以偿拿到了顺子,但对手拿到了更大的牌,战胜了他的顺子。杜克问这位高手,为什么你拿到梅花6加7时,会充满信心地打下去呢?结果这名高手怒气冲冲地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显然,这位高手已经陷入了自利性偏差里,他并不关注梅花6加7,究竟是不是一种胜率够高的开局,他的复盘并没有去认真验证自己的决策,在他脑子里,输给对手只是运气不好罢了。设想一下,如果他的顺子最后取得了胜利,虽然这同样是高度依靠运气的小概率事件,他在复盘时会这样想吗?不会,他一定会归功于自己的大胆和果断。

所以你可以看到,连高手都难免在复盘时被自利性偏差影响,而这种所谓复盘,对于提高决策水平,确实毫无益处。

复盘可能碰到的问题,除了自利性偏差之外,还有情绪影响。人人都有情绪,尤其是在你面对那些失败牌局和不成功决策的时候,要将错误完整重现,然后心平气和不带情绪地分析错误,其实是很困难的。杜克说,刚刚进入职业扑克圈的时候,哥哥常常带着自己复盘,但即便是在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杜克还是很难面对失败,无法心平气和地回顾和讨论那些输掉的牌局。最后,哥哥实在受不了,只有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只对杜克赢了的牌局复盘,去回顾和讨论,那些赢了的牌局,是否还有更加科学的决策,能不能打得更好。

不过,杜克自己也知道,这种只拿赢了的牌局来复盘的办法,效果肯定大打折扣。所以,她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仅有助于减少情绪影响,还可以帮助你尽可能地缓和自利性偏差的影响。

这个办法是什么?杜克把它叫做追求真理小组。具体地说,你要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小组,互相帮助,完成复盘。这样一来,就可以尽可能地克服自利性偏差和情绪干扰,保持冷静客观,验证和评价每一步所做的决策,使复盘过程变成追求真理的过程,真正帮助你提高决策水平、改进决策体系。

这样的小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按照杜克的经验,它不用太多人,三个组员就够了,这样一来,如果两人观点产生对立,第三个人就可以当裁判。不过,即便只有三个组员,对组员的要求可一点也不低。首先大家应该充分共享信息,要不然,观点所依据的事实都无法一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说一整天也没有意义。其次,组员说到自己时要努力坦诚,评论别人时要努力客观。最后,小组鼓励提意见,鼓励批评和争论,鼓励不同意见,但提意见要负责任,不能瞎提,不能提毫无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意见。

看上去,找到一个足够完美的追求真理小组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只要你掌握了这种通过彼此结伴,克服自利性偏差和情绪影响的思路,你的复盘质量一定会有所提高。

最后补充一点,除了上面这个建立小组、结伴复盘、改进决策的建议之外,杜克还有一个帮你提高决策能力的建议,叫作时间旅行法。简单来说,当你面对一个决策任务的时候,你可以在大脑里做一个时间旅行,让过去的你、现在的你、未来的你一起做决策。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研究表明,现在的你在决策时往往难以摆脱情绪波动影响,决策往往不够冷静,而思考过去和未来的时候,你会调动审慎思维,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更重要的是,你想象一下决策完成后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或是回忆一下过去类似场景的结果,就能对于当下决策可能的走向,产生直观感受,从而更好的做出决策。比如说,明天有重要会议需要早起,今天已经很晚了,但你还不想睡,你可以将自己旅行到明天,想象一下明天早上开会迟到的那个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也可以将自己旅行到去年,回忆一下去年因为晚睡而迟到错过重要会议的那个你,有多么的窘迫。这种时间旅行,是帮助你做出正确决策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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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两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第一,不确定条件下的科学决策,高度依赖对概率的测算;这种决策最忌讳看结果论成败;这种偏见过度关注单次决策结果,忽视决策系统,它是人类心理特质的产物。

第二,要提高决策水平,必须摆脱动机性推理惯性。要摆脱这种惯性的办法是经常复盘,但复盘过程常常又会受到自利性偏差干扰,要克服这种干扰,可以组建追求真理小组,结伴复盘。此外,采取“时间旅行”的方法,也有助于帮你提高决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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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期的心理历程,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美国著名作家威廉·布里奇斯(William Bridges)在《转变》这本书中写道,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结束——迷茫——重生。

他说,转变总是从结束开始,在结束之后,紧跟着一段时间的迷茫和痛苦,在经历了这些迷茫和痛苦之后,慢慢才会有新的开始。

接下来我会花三节课的时间,来讲转折期的这三个阶段:结束——迷茫——重生。这一讲,我们先来说说转折期的第一个阶段——结束。

转变从结束开始

为什么转折是从结束开始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人生中不断做加法,而偏要先做减法呢?

以前我也不理解这个问题,直到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转折,从一个体制内的大学老师,变成了一个自由执业的心理咨询师,我才慢慢理解:

这是因为,自我的发展是需要空间的。

就像装饰一所房子,你需要先把旧家具搬出去,才能把新家具搬进来。同样,你只有先结束,先放弃,才能为新的发展腾出空间。所以,转变是从结束开始的。

可这也是转变最难的地方。谁会愿意轻易结束呢?我们对结束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人们很容易把结束当做是一种终结的形式,一种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

开始——结束,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在转变的历程中,结束不仅不是最终的结果,相反,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第二种误解,是人们容易把结束当做是一种应该排除的意外,觉得那不是事物正常发展的轨道。

事实上,结束不是旁支和意外,它就包含在自我发展的历程中,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

第三种误解,是把结束等同于错误。

最近有个朋友和他老婆之间遇到一些麻烦,他觉得自己当初选错了人,问我是不是应该改正这个错误,重新开始。

我跟他说,结束并不是改正错误。无论当时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你当时这么选,一定是有你的理由的,这不是什么错误。

只不过,随着事情的发展,有些原来正确的事,慢慢变得不正确了,结束就慢慢提上了日程。

而且,结束是有很多含义的。离婚、分手只是结束的一种形式。

放下自己心里对理想爱人的幻想,改变伤害彼此的相处模式,这同样也是结束,而且也不比离婚容易。

所以,结束不是一种错误,而是我们顺应变化的一种形式。结束是以往这一段生活的终结,但不是生活本身的终结,它只是我们顺应变化的过程和必经之路。

结束中最重要的事:脱离

那么结束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讲的那个转变的仪式吗?青年需要脱离自己的原始部落,去野外寻找自我。

结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脱离。就像一个孩子从母体脱离,坚硬的外壳从蛇身上脱离,结束也开始于脱离。

结束的脱离有三个含义:环境的脱离、身份的脱离和目标的脱离。

第一个是环境的脱离,在结束的时候,你常常会离开你熟悉的环境和关系。

我们的言行举止是由我们所在的关系和情境来决定的。同样,关系和环境规定了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所以当转变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先脱离原先的环境和关系,来重新思考自己。

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年从一家中央媒体机关离职,去经营自己的公众号。知道了他要离职,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他。

那些熟悉的人会劝他,这个单位稳定,每年有这么多大学生想进来都进不来,不要冲动行事。那些不熟悉的人,会似笑非笑地用奇怪的语调说:“哇,这么有魄力啊。”

他去办离职手续的时候,办离职手续的大妈抬起头问:“小伙子,你确定你要离职吗?”

他说:“我确定啊。”

大妈说:“你可要想清楚,现在你这个岗位的进人指标,可是要部委领导才能批的。”

这让他有些忐忑,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选择。

可是,当他真的离职了,到了新媒体的环境,接触了新的人群,他马上就觉得,那些死守着没落的传统媒体的同事,才是真正的异类。

我们说,转变会产生新的觉悟。可是新的觉悟很难一开始就有。你知道这也许是错的,但你很难马上知道什么是对的。

如果在一个环境或者一段关系中,你经常感到疲惫、沮丧甚至绝望,让你不敢想自己的未来,那也许就是你需要转变的信号。

如果你还在原来的环境和关系里,很可能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脱离环境是一个错得离谱的决定。这很正常,人总是倾向于自我证明的。

可是,如果没有从原来的环境和关系中脱离,我们就很难发现新的路。

就像在转变仪式中,青年需要脱离家庭和部落,在孤独的流浪中思考自己是谁,我们的结束,经常也是从离开熟悉的环境,或者离开熟悉的关系开始的。

第二个是身份的脱离,当我们脱离了原有的环境和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脱离了这个环境和关系所附带的角色和身份。

这会给自我带来新的困惑。

身份是什么?它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是别人看待你的方式。是关于“你是谁”这个问题上,你和别人达成的共识。

原来,这个身份的定义是稳固的,它既限制了你,也给了你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现在,这个自我被打破了。你就会困惑,我到底是谁呢?

原来在浙大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浙大老师这个title有多光荣。可是在离职的过渡期,有一次应邀去一个企业讲座,在做PPT首页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浙大的title加上了。

当我真正从浙大离职以后,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变得很心虚。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

“陈老师,我们的孩子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些情绪问题,我听朋友介绍,想来你这儿咨询。”

之前,确实有不少来访者来找我咨询。可是那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因为我浙大老师的身份来找我的。所以接到这个电话,我的本能反应居然不是问他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而是问她:

“你知道我从学校里辞职了吗?”

“知道的。”她笑了下,说,“我们信任你。”

至今我都很感谢那个妈妈的反应。她信任我,不是因为我在哪里工作,而是因为我这个人。这也让我重新去思考我自己。

当我们脱离原有的关系和情境时,对身份的困惑,是很普遍的。结束时,脱离的身份越是接近自我定义核心的身份,转变带来的痛苦就越强烈。

比如婚姻。

当你结婚时,你就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妻子或者丈夫,并以妻子或丈夫的身份来组织你的生活。所以一旦离婚了,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妻子”或“丈夫”是一种很核心的身份,脱离这种身份,常常会伴随着强烈的羞耻和焦虑。无论我们再怎么为自己辩解,或者别人再怎么安慰我们,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失败了?”

这样的疑问,不仅跟身份脱离有关,也跟目标脱离有关。

第三个是目标的脱离,人是根据目标来组织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有我们过去的投入,也有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可以说,目标界定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界定了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当我们选择结束的时候,常常意味着,我们同时也放弃了我们曾经坚持的目标。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都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如果你不能坚持,你常常会觉得,那又是一种失败。

可是换个角度,目标在组织你生活的同时,也会让你的思维变得狭窄,让你只看到和目标相关的部分。

在城市的写字楼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忙碌而不快乐的人,看到很多生活和工作失去平衡的人。

很多人也在坚持一个他们以为重要的目标。在他们眼里,升职加薪、获得老板的赏识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经常鼓励自己的话,是熬一熬就好了,等升职了就好了,等期权到手就好了,等公司上市就好了。

在这样的目标体系里,不快乐的现在,就成了为未来而做的牺牲品。有一些坚持是好的,可是有一些坚持,也就是“我不愿改变”的另一种说法。

当人们脱离自己原来的目标时,会有很大的失落。如果以目标为标准来思考,也许我们是失败了。

可是,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机会,重新去思考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其实没那么重要,重新去寻找一个更有价值,也让我们更快乐的目标。

这对自我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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