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都在抢主播？

　　作者/过蝈 8433

　　来源：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俞敏洪建议年轻人去大城市读大学。但大城市最近都忙着抢主播。

　　“李佳琦以特殊人才落户上海”、薇娅被评选为云南省青联增补常委，担任云南共青团推广大使；杭州余杭区将直播电商主播纳入了杭州高层次人才的评选范畴，李佳琦、薇娅这种头部主播最高可认定为B类人才！

　　杭州的B类人才是什么概念呢？——国家级领军人才。包括了：各类科学家、科技奖获得者、发明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教授，还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浙江省级专家、工程设计大师等！

　　B 类人才的门槛之高，专业之精深，让我等普通人望尘莫及。除杭州、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纷纷向主播抛去橄榄枝。比如广州、济南、四川省、重庆市等多地，都在加速培养和引进电商直播人才。其中，广州市花都区计划给予优秀主播最高 50 万元购房奖励，直播电商企业在境内上市还将给予 1000 万元奖励。济南则拟培训 10000 名以上直播电商带货网红达人，实现线上线下成交额 1800 亿元。

　　据艾媒咨询此前发布的报告，到 2020 年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将达到 5.24 亿人，涵盖了游戏直播、秀场直播、生活类直播、电商直播等，直播逐渐成为人们的上网习惯之一。2019 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 4338 亿元，艾媒咨询预计，2020 年规模将达 9610 亿元，同比增长 121.53%。

　　政策扶持层出不穷，大部分主流媒体也对这些政策多持肯定态度，甚至高呼“不拘一格降人才”。笔者认为， “不拘一格降人才”自然是对的，但各地政府一窝蜂地出台政策抢夺“主播人才”，各大媒体竞相迎合，这种风气在引导什么价值观？值得我们深思和质疑。

　　乱象丛生的直播行业

　　罗永浩是作为头部主播，最近却在直播中“翻船”。中消协 6 月 29 日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里，更是点名了罗永浩。

　　直播带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直播带货商家未能充分信息公示；部分涉嫌夸大产品功效、使用极限词等违规宣传问题；产品质量货不对板，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等；直播刷粉丝数据、销售量刷单造假“杀雏”；售后服务难保障等。

　　罗永浩直播间内相同产品价格比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贵出不少，不符合直播间宣传的“全网最低价”。在直播中，老罗刚喊完“上链接”，多个平台立刻给出了“低过老罗”的价格。“低过老罗”还一时成为网络热词。事后，罗永浩也做了诚恳的回应。

　　明星带货尚且如此，普通直播更是乱象丛生。“机器人刷单”现象已屡次曝光。有媒体就曾报道，电商平台上能轻松找到宣称为抖音新账号刷粉的服务，1000 个粉丝大约卖到 200 元左右，有的 120 元能买到 1 万个淘宝直播机器粉，还有专门组织真人粉丝观看直播刷数据的商家。

　　除了数据造假，一些明星主播文化素质之低，也令人瞠目结舌。某位千万粉丝的网红穆雅澜，在直播间推荐一款精华时，称手中的产品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后又改口为“诺贝尔化妆学奖”，令人啼笑皆非。

　　伴随疫情发展，以直播为代表的线上经济迎来了全面的爆发。“直播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些头部主播的努力成为人们的励志榜样，也是社会进步多元的结果。

　　但“直播经济”更多是一个权宜之计，而非长远的规划。给于“直播”这么大力的扶持政策是不是有点变味了？

　　抢占“主播”更要抢占“工匠”

　　城市在追求“网红城市”，人才需要“网红主播”。如果说好一个故事、拍好一段滤镜的视频就能成功，谁还会老老实实做事？

　　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提出“1 万小时定律”，即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 1 万小时的训练。在科研创新方面更是如此。真正的高效、创新，并不是基于流量、眼球，它甚至是孤独和异类的，是一种有悖于“快时代”的慢精神。

　　比起“抢占主播”，我们的城市更需要去“抢占工匠”——具有慢下来深耕细作、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多去倡导在快时代里能够忍受孤独、甘于平凡的慢精神，给工匠奖励，让老实人赚钱，这才是政策引导的好风向。

　　杭州近期还有一名 95 后快递小哥被评定为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并获得杭州市一百万购房补贴，引发了社会关注。这名小哥，从事快递分拣员工作已经 5 年多的时间，日积月累，他练就了个本事：无论快件上标的是城市、区号、邮编还是航空代码，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进行分拣。

　　记者随便报出一个地址，李庆恒马上就能说出地址对应的城市信息。在 2019 年拿到了“浙江省第三届快递职业技能竞赛”的第一名，为此，浙江省人社厅给他颁发了省级“技术能手”的奖状。因为该奖项，被评上杭州D类高层次人才，领取 100 万的购房补贴、3 万元车牌补贴，并享受“杭州人才码”5 大类、27 小类百余项服务。

　　这名快递小哥被评为高层次人才，不是因为他在送快递，就像李佳琦、薇娅他们能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在做主播，而是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极致的精神，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到极致的品质，这也就是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才是我们的政策要去呵护的！而从事什么行业，拥有什么头衔，都不重要，这才是真正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人才的品质是有共性的，就是极致的投入。成就来自于平凡，默默无闻、忍耐专业的孤独，“守得云开见月明”。多一点这样的真正呵护人才的城市，才是我们伟大复兴之路。

　　抢占知识和创新

　　除了“抢占工匠”，我们还需要“抢占”知识和创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 1974 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前工业社会是一个依赖农、林、牧、渔的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是一个由大机器统治的社会，产业结构变成第二产业为主，机器是重要资源；

　　后工业社会，则是一个以知识为轴心的现代服务型社会。在知识为轴心的时代下，知识、智力将取代机器成为最大生产力。

　　“抢占工匠”“抢占知识”，这些背后则是——“创新”。突破了一万点的美国纳斯达克，依靠的就是最近几年大放异彩的新锐科技股——FAAMG（Facebook、苹果、亚马逊、微软和谷歌）。我们的年轻主播在直播室搞噱头卖火箭，美国青年马斯克在发射卫星链。我们需要的是憧憬太空的大脑！

　　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在工业社会，以机器为重要资源的时代里，我们的城市是一座“工程师的城市”“工匠的城市”，而在以知识为轴心的后工业社会下，我们则需要“科学家的城市”。后者是从 0 到1，前者是从 1 到无穷大……

　　呼唤“科学家”的城市

　　从 0 到 1 是艰难的，是一条道阻且长的试错之旅。在培育科学家方面，邻国日本的做法更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在本世纪短短 20 年内已有 19 名诺贝尔奖得主，几乎平均每年一个。如此井喷的成绩是如何得来的？

　　首先，日本在科研人才的培育上并没有刻意“拔尖子”，而是改良科学创新的土壤。在 19 名诺奖得主中，不少人在获得成果前表现平平，田中耕一在读大学时留过级；中村修二从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长期在一家“乡镇企业”工作，并在那里研制出高效率蓝色发光二极管；天野浩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时还只是一名研究生。

　　依靠现有、常规的学术权威很难相中这些平平的科研人员。事实上，日本政府上个世纪也没实施过拔尖人才的科研资助计划。

　　其次，日本对科学家给于的“帽子”“票子”和“位子”相对较少，更多的是激发起科研人员的内在动力。内在动力最为重要的还是科研兴趣和使命意识，而这两点均离不开基础教育。

　　最后，日本政府拨付给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经费稳定，占总经费 70% 以上。而我国，2018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中国顶尖学府获得的稳定支持经费占比均不到 50%，远低于日本的国立大学。

　　国内大学为了经费支持，科研人员不得不紧跟热点，在意结果，虽然争抢到了经费，发表了不少科研论文，但由于研究注意力过于分散，很难在某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日本稳定的经费扶持可以让科研人员在“无人区“中自有探索，而且在多年不见成效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锲而不舍地继续从事相关研究。虽然不少人在无人区开展自由探索无疾而终，但是达到预期目标取得重大突破的也不在少数。

　　无论呼唤工匠还是科学家，都是在呼唤当下能有更持久、专注、极致的精神品质。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应该去追求。就像很多人对李佳琦、薇娅的赞美一样，欣赏他们的不只是屏幕上的光鲜，而是内在的专业、专注。这是一个求“道”的过程，思考内在的原理。我们的政策也需要有更高的视野和角度，警惕沦为实用主义的“术”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