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中国农业想要弯道超车，或许办法只有一种
今天的年轻人不管多热衷于点外卖，真要生火做饭时，还是想去菜场逛逛。新发地的货车日夜喧嚣，线下菜场里穿梭的人流，都和万物互联的科技感大相径庭。
事实上， 互联网没有改变一切，至少没来得及改变农业。变革的发生，远比想象中更复杂而耗时。
1998年，人大毕业的刘强东从外企辞职，怀揣着1.2万元的积蓄去了中关村。选地方、交钱、签合同，很快，刘强东租下了一个小小的柜台，售卖刻录机和光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那时，中关村还是北京家电3C销售的中心地带，寸土寸金。能去中关村开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创业者站在纽约纳斯达克的大屏之下，或者教辅机构的教学点挤进了海淀黄庄。挤进中关村，就算是一种成功。
但成功的定义变化太快，昨天还是小甜甜，今天就是牛夫人。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定位的转变，中关村电脑城就开始由盛转衰。此后，中关村电脑城的两大支柱商场中关村电子卖场e世界、海龙电子卖场相继全面停业，中关村基本退出了电脑销售的舞台。
如今再去中关村，这里除了中关村电子卖场几个已经褪色的烫金大字之外，早已没有当年电脑城的痕迹。当年租户刘强东，也转身做起了线上，扛起了抢占线下生意的大旗。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家电市场规模达8910亿元，线上贡献率达到了41.17%。这意味着，短短20年的互联网，已经抢占了电器销售近半数的市场，而个人电脑等品类，早已超过了半数以上。
不仅仅是电脑城。曾经人山人海的小商品市场、服装城，以及百货中心，人气也早已大不如从前。
▲多多和阿英是来自福建泉州的创业姐妹花。10年前，她们放弃了线下服装档口的生意，转移到了线上。今天，多多与阿英所在的石狮青创城里，大部分服装店已经改成了“电商店铺的库房”。
京东将3C家电搬到了线上，淘宝将小商品城、服装城搬到了线上。电商的成功，直接原因是不断搬运不同的线下业态。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网络零售占据社零总额超过了20%。
雷军说，风口之上，猪都能飞起来。前提是，你能找到能搬上网的东西。
创业浪潮之下，似乎无论是什么线下行业，只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都能走在时代的前沿。以至于走在今天北京上海的大街上，似乎没有什么不能被互联网化。
但传统电商在一个行业上碰壁了：农业。
一日三餐，最离不开的就是蔬菜水果、肉禽蛋奶，频次高，消费多。但也恰恰是这个品类，一直没有被大规模线上化。有数据显示，生鲜电商市场渗透率仅为1%。
仔细想想，周末去菜市场，还是到处满满都是人，大多数商超，依旧将生鲜作为引流品。附近水果店开业，稍微促销打折，还是会引来一众消费者排队购买。
你家三公里之内，或许早已经没有了电脑城、小商品店，但即使你住在五环外，家门口总会有水果店或是菜市场。就连链家的中介小哥在卖房时都会挺起胸脯：这房子周围，有菜市场。
生鲜品类，依然牢牢的抓住着线下流量，成为万物皆电商时代的线下王者。
30多年前，随着商户的逐渐聚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声名鹊起；同样，一百公里之外，丰台区南四环的一处空地开始破土动工，北京人民的菜篮子新发地成立。
30多年后，中关村早已不再是电脑城，但新发地还是北京的菜篮子。
互联网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改变农业。
2014年，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一个创业咖啡馆里，一位生鲜创业者在路演的最后一张PPT里打出口号：互联网将改变生鲜行业，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
这一年，生鲜电商赛道迎来爆发，一时间，生鲜零售电商如雨后春笋般产生，淘宝、京东等电商巨头也通过投资等方式入场。顶峰时期，生鲜电商的数量一度高达4000多家。
但话音刚落不久，2016年底，资本寒冬到来，这些公司中99%都倒在了春天到来前。
为什么电器、小商品都能搬到线上，但农业却不行呢？
其实道理不复杂。传统互联网最擅长的“搬运”，本质上改变的是商品的流通环节，将消费者和品牌方进行了直接的对接——原本商品都是经过一层层代理、不断加价销售，一台电视机到了消费者手中已经经过了最少4~5个环节，价格可能也上涨了不少。而电商则是跳过层层经销商，直接将商品搬到了线上。
对于标准化的电器行业来说，减少了中间环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消费者和消费品之间的匹配效率：电器原本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生产端高度集中——品牌集中、功能量化、样式有限。
对于消费者来说，反正牌子就那么几个牌子、商品又足够标准化，在哪里买其实都一样。线上比价方便，动动手指就可以，价格便宜、还能送货上门，何乐而不为呢？
但对于生鲜行业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一方面，中国农产区众多，生产端极其分散。比如说一根红薯，我国就有福建漳浦的六鳌红蜜薯、海南澄迈的桥头番薯、广东遂溪的下六番薯，以及山东临沂紫薯等知名产品和产品，这还没算上更多其他普通产区。而仅仅一串葡萄，国产品种就多达700多个。
另一方面，消费端的需求也差异性很大。看似聚集在同一个城市或者一座大厦，但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可能用着同款的iPhone、电脑、洗衣机，但对于瓜果蔬菜的追求却完全不一样：你觉得偏硬的毛桃口感最好，他可能只吃个头偏小的黄金油桃。
生产端的生产和消费端的需求同样高度分散，如果简单的搬运上网，一个问题是，匹配的成本增加、匹配效率却大大降低了。
▲在云南蒙自市的田间地头，洋葱的收购是按照袋算的。一袋30公斤，30元一袋，算下来洋葱一斤只有0.5元。而在北京的一家超市里，一斤洋葱卖到了5.9元，价格涨了11倍。
这就好好比是早期的电话，无数人想打电话，无数人要接电话，中间负责匹配的是人工接线员。1882年，在加拿大人贝尔发明了第一台可商用电话机七年之后，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也架起了电线杆。有意思的是，首批的上海电话用户仅仅41户，但用于专门做匹配的接线员就多达十几位。
41位用户，十几位接线员，这样的匹配成本不可谓不高。而对于农产品来说，当生产端和消费端都在十亿级别，其匹配成本可想而知。
互联网的简单搬运解决不了匹配的效率问题，反而是流通环节长、依靠经验教训的线下批发市场更能完成消费者与农产品之间的简易匹配，屹立在北京南四环的新发地，三十多年来仍然人流如织。
但这样简易匹配的成本和代价也极其高昂：
2015年，一个名叫孙沁的互联网从业者从上海飞到四川会理，到当地农民家考察能否把会理石榴搬到互联网上卖。孙沁惊讶的发现，当义乌的快递价格已经降到5块钱以下的时候，在会理这样的地方，尽管有漫山遍野的大石榴，但农民们只能等当地供销社的卡车开到地头。
石榴的收购价，是1块多钱1斤，这就是农民的营收。而这批石榴在上海的超市里，价格是10块钱以上。
消费者不知道生产者如何生产，生产者也并不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 信息不对称让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大大增加了，再加上中间流通环节冗长复杂，层层加价的最终结果就是：消费者购买成本高，农民同样没有受益。
互联网要想更深度介入农业的变革，仅仅只在流通环节的变动并不够。
2018年7月6日，一艘载有7万吨美国大豆的“飞马峰号”轮船在太平洋上加足马力、全速前行。它的目标是，赶在中午12点前开进大连港。
几个小时前，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作为反击，中国对包括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等商品加征25%的额外关税，措施将在12：01分开始执行。如果飞马峰号跑输，就意味着需要加收600万美元的关税。
运往中国的大豆船只不只是飞马峰号。尽管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不少农业产品依然需要进口。2018年全年，即使在关税影响之下，中国仍然从美国进口了1664万吨大豆，这几乎与当年中国国产大豆的总产量相当。
与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同，美国农业推崇的是大农场制——美国大约只有320万农民、约占总人口的2%，农民人均耕地面积高达1600亩。靠着规模化的种植，美国农业不仅养活了3.2亿美国人，还有超过一半的农产品出口到全世界。
与把电器搬到线上相似的是，美国的大农场模式同样是让生产端更加集中、产品更标准化，从而让消费者和农产品的匹配效率大大增加了。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16%的农民在线上交易农产品。
显然， 效仿美国大农场模式，改变前端的种植方式、增加生产端集中性，同样是互联网改造农业的思路之一。
▲在广西省毛南族自治县，两亩水稻、几头牛就是村民谭俊新一家全部的农业资产。像谭俊新一样，中国小农经济模式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把农户聚集起来的难度，远比想象中要大。
联想佳沃就是一个例子。
2013年，联想正式成立现代农业品牌“佳沃”。通过效仿美国的大农场模式，联想佳沃深度介入整个产业链，从育苗、种植、栽培，到摘取、冷链和品牌建设，联想佳沃几乎从头到尾构建了一套自有的模式。几年时间，联想佳沃从蓝莓、奇异果、车厘子，拓展到了龙井茶、葡萄酒等领域。
同样，哀牢山上的褚时健父子，也成了改造上游的典范。
2012年10月，一篇《褚橙进京》的报道刷屏。一时间，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位花了十年时间、在2400亩的山地之上种出了高质量、标准化农产品的传奇企业家。现如今，无论是淘宝还是拼多多，褚橙都是电商平台流量的代名词。
无疑，无论是联想佳沃还是褚橙，都是改造前端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的典范。只不过，中国地大物博，几千年的小农文化根基并没有改变：大量的农民依然处在农产链条的信息末端，在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并没有机会参与互联网浪潮，更不论是打造农产品品牌。
与此同时，不激发农民自主改造农业、而是互联网企业自己下教场的方式，模式重、成本高，与互联网连接的本质背道而驰。而联想佳沃的案例也证明了这一条道路的艰难：培育时间长、成本高、品类差异度大，最终只能走起了小众和高端的路线，很难被大规模复制。
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国情之下，聚集生产端要素有些困难。想要提高匹配效率，通过技术手段聚集消费者需求，会不会是一种机会？
飞到四川会理的孙沁并没有很快离开，而是尝试着和农民们谈判，在下一个收获季，请农民们帮忙挑选出70分以上的石榴留下来，自己拍着胸脯保证可以寻找到一块拼团的消费者。没人敢相信眼前这个“搞互联网的”。
后来，孙沁把这款石榴搬到了线上，通过消费者拼团的方式，直接卖光了农民们的石榴。而这批石榴的销售价格，是2块多钱。这两块多钱，是消费者的购买价，也是农民的收入：这意味着，如果能够通过某种形式把消费者聚集起来，向农民进行预定农产品，消费者能够剩下至少70%的钱，农民们则可以增收2倍以上。
孙沁后来在公开采访中经常提起这个案例。 孙沁，正是今天拼多多的联合创始人，当时的拼多多，名字还叫拼好货。
▲辛辛苦苦种洋葱的农民们，每到收获季都要等到经销商来到地头，才能有收获。以蒙自洋葱为例，地头的收购价只有0.5元/斤，超市的零售价到了3、4块钱左右。
而在拼多多等电商上，这些洋葱的价格为1.72元/斤。农民收入增长了2倍。
拼好货是无数农产品电商创业者中的一支。拼好货原本是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而打造的“拼团”模式，意外走通了“整合需求，从而整合生产”的路。
通过匹配不同人群的相同需求，能够快速聚集确定性的需求，从而最大程度上在短暂的农产品成熟期，减少错配、迅速将农产品匹配给有需求的消费者。
更长远的是，生产端获得了消费端确定性的需求，生产有了计划性，也有了扩大生产和打造自有品牌的动力。报告显示，2019年，拼多多平台农（副）产品成交额达1364亿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109%。
拼多多在农业方向的尝试背后，是互联网改造农业的新一轮浪潮正在袭来。
中国农业市场很大，并且，对于互联网来说，几乎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农产业和食品总规模约10万亿元。相比之下，2019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约为9480亿元，服装市场规模约为2万亿元。
十年前，当丁磊宣布养猪，互联网圈并没有什么人理解：农业又苦又累回报慢，为什么要选择要干这个？几年后，互联网巨头已经在养猪种树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在拼多多靠农产品差异化突破后，阿里云、京东数科也纷纷下场。
现如今，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开始试图进入农业这一市场：腾讯用AI技术种出的健硕黄瓜一举击败了英特尔，夺得了国际人工智能种菜大赛的冠军；美团成立了快旅和买菜业务，切入生鲜末端供给和配送；百度公布了AI遥感技术检测病虫害的最新成果，通过技术赋能农业的方式切入农业。还有更多的互联网公司正在路上：无人机、遥感检测、卫星监测……
这些技术上对农业生产的改造，和拼多多在模式上对“需求生产”链条的重塑一起，在慢慢改变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经济门类。
不同公司多维度的参与，意味着用互联网改造农业的大潮，或许今年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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