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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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词汇出现,中国的代际问题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现在无论企业还是社会,都到了逐步开始代际交接班的程度,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所以也就到了难以忽视的地步。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或者说下一代,有人经常用叛逆来形容,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因为他们与我们不一样,对于这一点,恐怕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毕竟不一样,但问题在于,当再深究的一个问题,“怎么不一样”的时候,那就大不同了。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益,基于不同的视角,那就会有“大不同”的答案了。

“叛逆”是“精神叛逆”的缩写,而且我们都曾叛逆过,无一例外。

60年代的精神是叛逆的,60年代的文化是叛逆的,60年代的生活也是叛逆的。在60年代的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叛逆,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Hippie),由嬉皮士参加的,以文化的反叛和生活的反叛为主要内容的反叛运动被称作“嬉皮士运动”。嬉皮士运动形成规模,嬉皮士文化蔚成风气。当时,许多年轻人以着奇装异服、留长发、蓄长须、穿超短裙、吸毒品、听摇滚乐、跳摇摆舞、同性恋、群居村等极端行为反抗社会,抗拒传统。196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麦克•梅特利的16岁的中学生离家出走,周游全国,希望寻找友谊和手足之情。1968年,他回到了家乡莱顿城,与7名辍学的大中学生一起,建立起最初的群居村——“莱顿公社”。他们生活简单,男女分居,从木屋旁的小溪里汲水,用木材烧饭,主要食品是马铃薯、玉米和大豆。在“回到史前”和“寻找友谊”等口号的引导下,群居活动在美国兴起。最初,群居村主要建在旧金山的衿树岭地区、落杉矶的日落带和纽约的东村,后来遍及全国。1970年,全美国有200多个群居村,成员4万人,1971年发展到近3000个群居村。群居村里崇尚返璞归真的生活,实行财产、子女乃至性爱的公有制,注重教育和环境保护。群居村的成员们要创造一种另类的生活,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但我们不属于美国”。群居村活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嬉皮士运动迅速蔓延到欧洲,在欧洲出现许多嬉皮士的群居村。在联邦德国,这样的群居村大约有11万个。

嬉皮士们还热衷于用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自己。他们从吸毒中寻找幻境,寻求刺激。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嬉皮士们争相吸食,甚至将其作为一个合格的嬉皮士的标志(他们被称为“the Freaks and Heads”)。据美国《新闻周报》报导,1969年,美国57所大学中有31.5%的学生沾染过毒品,有人称这种现象为“毒品文化”。作为嬉皮士“桃花源”的嬉皮士公社更是成为毒品泛滥的聚集地,几乎所有的公社都不禁止或阻止使用毒品。嬉皮士青年在性解放中的放纵表现,加剧了许多子女和父母间的矛盾,甚至出现和父母发生决裂的现象。

同时,性解放带来了诸如离婚率上升、少女怀孕、私生子、堕胎、艾滋病蔓延社会问题。总之,嬉皮士们一系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肆意放纵的行为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使嬉皮士群体成为放荡、堕落、流氓的代名词。美国人民对嬉皮士和嬉皮士文化的态度由开始的同情、理解转变为厌恶、反对。

还不仅仅于此,这些有关“叛逆”的表述,还是表面化,单纯的、从否定视角进行的“政治正确”的表述。

实际的叛逆,从嬉皮士到后来的演变和发展,都还有着另外一层的意义。他们扎堆研究哲学,新马克思主义进而诞生,还有一大堆的社会学科都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进而随着他们的成熟,他们的思想实际渗透改造了现在的世界观。他们影响了所谓现代艺术的发展,现在大家看到的小剧场以及电影有很多是受这一叛逆时代的影响。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也进而登上了高雅之堂。还有消费,任何一种叛逆,都有符号化的消费思想作为基础,他们与前人不一样,这些叛逆者中的一员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叫作苹果公司,最后发展出来的苹果手机和苹果电脑,改变了世界,大家都喜欢。

叛逆是一种精神创造,叛逆是一种精神的而非物质的选择。消费符号,只是他们叛逆文化的一种表达,还有其他更多的表达,音乐、小说、绘画、哲学、教育、经济学以及社会观念,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达,关键则在于思想,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叛逆的思想!没有这种思想,叛逆就成为了掩饰懒惰、自私、无知的无聊籍口。

中国的代际问题根本差异就在这里,他们有物质但无思想,他们从来不是叛逆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他们恰恰是中国高增长时代的一种附属物,他们是物质时代无与伦比的驯服者和享受者,他们没有自己的精神创造,更不愿意返璞归真,通过行动反思,只是选择了最容易的人生道路,为自己戴了一顶“叛逆”的帽子,装饰了一下物欲者的立场,更高调地显示物质时代原本就有的一切。

所以,中国的代际问题实际很简单,如果叛逆倒好了,中国的青年人的实际最大问题在于,他们太不叛逆了!“叛逆”桂冠之下的叛逆者实际是享受者,现实社会中“乖乖听话的孩子”,反倒有可能成为了未来的叛逆者,他们或她们将不得不承担起社会重压,承担起寻求社会发展的精神责任和物质责任。所以,中国社会要明白一个道理,要为这些“乖孩子”祈祷,他们可能是少数,但他们要承担多数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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