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史话（七）：锦绣文章

文翁雕像，成都石室中学

东汉时期编撰的《汉书》里，称赞处于西南一隅的蜀郡为「文章贯天下」的文化重镇，很难想象，这里在西汉初年，还被视为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的边鄙之地。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两个人有莫大关联。

第一个人是文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人。西汉景帝年间，他来到蜀郡担任太守，那时的蜀地经济与文化水平严重不协调，面对这种局面，文翁决心在自己任内作出改变。

文翁刚上任的时候，蜀人普遍不重视文化教育，在蜀郡甚至很难请到合适的老师。文翁从成都和蜀郡其他县中，选出十余名比较能干的年轻小吏，送去长安委托博士（掌管文献典章的官员）代为培养。几年后这些人回到蜀郡，文翁根据他们的学业状况，分别委派了职务。

但是能派去长安学习的人毕竟只是少数，要彻底扭转局面，必须立足于本地。为此，文翁在成都城内设立官学，招收蜀郡各地的年轻人入校学习，学校的校舍用石头建造，所以被称为「石室」。在这之前，只有中央政府才会设立官办学校，文翁创办石室，宣告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学的诞生。

文翁石室招生不问出身，平民子弟也可申请入学，学习期间免服徭役，待遇优厚，消除了学生的后顾之忧。石室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法律文书和儒学经典，聘请在长安学习过的人担任老师，保证了授课质量。此外，文翁继承秦代李斯「以吏为师」的主张，定期外派学生到政府部门实习，向官吏学习实践经验。

除了对学生进行精心培养，文翁还注意通过示范效应来扩大石室的影响力。他每次到各地巡视，都会从学员中选拔几人作为随从，当地人看见之后很是羡慕。从石室毕业的学生，根据考核情况被分配到郡县担任不同的职务。几年之后，蜀地的年轻人普遍感到进入石室学习是一条好出路，许多人争相申请入学，甚至有富人愿意自掏腰包获得学习机会。

在文翁的提倡之下，蜀地的风气大变，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准逐渐赶上中原地区。汉武帝继位之后，大力推广文翁石室的成功经验，在各地设立官学，并从学员中考核选拔人才担任官吏。这标志着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得以实现，汉代的「察举制」选官制度正式成形。

文翁兴学对蜀地的文化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他夯实了这里的人文土壤，接下来需要的是在大地上崛起的高峰。幸运的是，这样的高峰也应运而生，他就是汉代文学大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9年）出生于成都。据史书记载，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小名「犬子」，因为仰慕战国名臣蔺相如的为人，成年后为自己起名为「相如」。

汉景帝时，司马相如离开成都，前往长安寻求发展。离家前，他经过成都城北的升仙桥，在街市的门上题字说「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因此这里后来又称为「驷马桥」。

到长安之后，司马相如谋得武骑常侍的职位，这是个随从皇帝出游的闲职，他做这个官的主要目的是结交各路名士，争取靠自己的文才崭露头角。景帝的弟弟梁王来京城朝见天子时，他与梁王的门客多有交往，其中便包括当时的许多辞赋家。后来，他又前往梁地，为梁王写了著名的《子虚赋》。然而，那时候还没有通过文才做官的固定途径，景帝本人也不喜好辞赋，梁王去世后，郁郁不得志的司马相如只能回到成都，过起了闲居生活。

不久之后，他应临邛令王吉的邀请，前往临邛（今四川邛崃）客居。「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便发生在此期间，其中的细节耐人寻味，最终的结果是，司马相如用一曲《凤求凰》赢得了临邛首富卓氏之女卓文君的芳心，并和她私奔回了成都。

这段传奇故事只是司马相如命运改变的开始。酷爱辞赋的汉武帝继位后，读到《子虚赋》很是喜欢，他误以为司马相如是早已去世的古人，慨叹自己不能与之同处一个时代。这时候，武帝身边的狗监（为皇家管理狗的官员），蜀人杨得意不失时机地提醒说，这篇赋似乎是自己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而他现在就住在成都。武帝大喜过望，立刻把司马相如召到长安，经过一番交流，发现他果然是文学大才，于是厚加赏赐，将其留在身边担任郎官。后来，司马相如又被委任为招抚西南夷的使者，途径成都时车马如龙，当年在驷马桥边立下的誓言终于得以实现。

司马相如的才华和际遇，对蜀郡的文化繁荣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在他之后，成都地区又出现了辞赋家扬雄、王褒，思想家严君平等文化名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文学的巅峰汉赋这个领域里，四大名家（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班固）成都人独占其二，班固在《汉书》里用「文章冠天下」来形容蜀郡的文化盛况，并非溢美之词。

「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为成都留下了一段锦绣文章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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