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窥天命
尽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辞句指出是左丘明编著了《国语》,但自晋朝以后颇多学者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学者们发扬了刨根问底的精神,对《左传》和《国语》两书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但最终也没人敢一口咬定这两本书的作者肯定不是同一人。即便《国语》作者确实另有其人,也是尽力模仿了《左传》的行文风格,以致于虽然体裁有异,侧重有异,观点有异,行文中不时逸出的“土德气息”却是如出一辙的。读来如吃“红苕”,有丝丝甜意,却又不似桂圆那般甘甜,有淡淡雅致,却又不似松竹那般清雅,有几分清澈,却又不似泉水那般见底,终是感觉如一片略带枯黄色彩的青草地,于清香中带着点辛辣,又夹杂些许草叶泥土的气息。
这两本书之所以会给人这种“不够解渴”的感觉,一是因为历史本身的厚重压抑,一是因为其中“怪力乱神”的部分贯穿始终。“怪力乱神”的预言有很多,它们占据了行文骨架的重要位置,这些预言包括星占、梦占、卜筮、相人,还有通过君子之口说出的“礼义道德”,总量超过百计,由于它们奇验无比,让人无法抑制地打心眼里往外冒疑惑。
鲁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记载『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晋穆侯的大夫“师服”给出了预言,结果“文侯卒而晋始乱”。
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记载『楚文王伐申,过邓』,邓国“三甥”给出“邓国必被楚文王灭掉”的预言。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记载『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把两条蛇打架与流亡在外17年的郑厉公归国复位两件事联系在一起。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记载『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预言了“陈敬仲”的后代将“田氏代齐”。陈敬仲的四世孙“田桓子”于公元前545年在齐国崭露头角,此后“田氏”在齐国广收人心,五世孙“田僖子”掌握国政,六世孙“田成子”废立君王。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记载『有神降于莘』,“莘地”在河南三门峡,是“虢国”的属地,周朝的内史认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预言“虢国”将要灭亡,“虢国”果然在公元前658年被晋献公灭掉。
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记载『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晋国大夫“卜偃”预言“毕万”的后代必然兴盛,“毕万”家族后来果然成为了战国时的“魏国”。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间,“毕万”十世孙魏文侯在位期间在河北邯郸魏县修筑礼贤台,拜师“卜子夏”、交友“田子方”,三顾“段干木”,崇儒重教,招贤纳士,励精图治、率先称雄七国,奠定了魏国百年霸业。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卜师认为“骊姬”不可以当夫人,晋献公不听,导致其后数十年的晋国动乱。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宫之奇谏假道”,预言“虞国”必亡。鲁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年,记载『狐突适下国,遇大子』,这种遇见“鬼魂”并互相交谈的事情相当过份,它表达出了活人说话已经不够分量的窘迫境地。鲁僖公一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记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吉』,“山风蛊”卦指示秦穆公只要坚持到底,有家底的总能干翻没家底的。又记载有『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三之《睽》三』,由“雷泽归妹”变卦到“火泽睽”,说明敌人由原先比较好说话变卦到非常难说话,所以不吉利。鲁僖公一十六年,公元前644年,记载『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宋国上空掉落五块陨石,宋襄公向当时正出访宋国的周内史“叔兴”请教吉凶,“叔兴”用言语搪塞了他。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记载『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以惧』。鲁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记载『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是关于卫国迁都河南濮阳,卜算国运的事情。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记载『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晋文公死后还能指示军国大事,此事太过离奇。
鲁文公一十四年,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预言了宋昭公、齐昭公、晋灵公将很快死去,结果齐昭公当年死去,宋昭公死于公元前611年,晋灵公死于公元前607年。鲁文公一十八年,公元前609年,记载『齐侯戒师期,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公闻之,卜曰:“尚无及期。”』,这一段占卜真是神乎其技,齐懿公和鲁文公两位国君不久死去,死法不同,妙趣横生。
在某学者所著的《论左传中的预言--春秋时期天命、占卜和礼的平衡》一文中,罗列了巫史预言43条,君子预言49条,这两种预言具有很大的区别,巫史预言通过占卜或释梦来窥伺天道,君子预言依据道德或礼仪来推演兴亡。时至今日,依然是巫史预言更为引人注目,因为它们依据的道理很难做到条分缕析、明白表达,但结果的正确性却是一目了然、无法回避。那么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指出,春秋时期跨越242年,巫史预言或许超过千条,《左传》中的记录不足五十条,即便它们全部应验,也回避不了应验概率极低的事实。如果发表十次预言,只应验一次,自然无法引起他人关注,如果发表千次预言,把其中应验的百次记录下来,并且舍弃掉其余没有应验的部分,那么这些记录将引起所有人的惊叹。更有可能的是,后人把观察到的事件因果强行借用前人的口舌以预言的形式给出,以增强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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