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张伯伟：在南京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的讲话

#[转]张伯伟：在南京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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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讲话。在我的印象中，在这里讲话的人应该是德高望重、学术精湛的学者，所以接到这个邀请有点诧异。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至少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年龄也不小了。今天是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的开学典礼，我是中文系1981级的研究生，二十八年时光，蓦然回首，弹指一挥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汉代人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即日影）过隙耳”。这些人生格言，相信在座各位都耳熟能详，但真正有所体会和体认，往往在时过境迁之后。清朝人有两句诗：“人无哀乐头难白，座有婵娟眼易青。”面对洋溢着青春生命光彩的朝气蓬勃的各位，面对将承担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命运的各位，我这个白头学长如何能不“眼易青”？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中国人都会讲中国话，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中国人都接触过甚至都能背诵若干古典作品，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大学里办中文系，为什么还要在这样的系科里培养硕士、博士？这个问题很大，不可能在这里展开，我只能作一个点击式的表述。2003年底，我在韩国去访问一位朝鲜时代后期著名思想家李恒老的故居，负责管理工作的一家姓张，是李恒老外孙的后代。他见我姓张，立刻问我一个问题：我们姓张的在历史上谁是最伟大的？在座应该也有姓张的，你怎么想？然后他就自己回答：宋代的张子最伟大。张子就是张载、张横渠。回答得多好。张载最出名的是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的先贤对读书人提出的四项要求。“为天地立心”，就是要在天地之间树立起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为生民立命”就是要给万民提供一个价值观，为什么而活；“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在文化上做薪火相传的接力者；“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将这种文化价值推广开去，在空间上是“东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在时间上则是“千百年之上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陆九渊语）。简单地说，中文系就是以“为往圣继绝学”而自任的。台湾的有些中文系叫做国文系，其实也就是国学系，不仅包括语言文学，也包括经学和思想史。各位接下来要在这里读书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就古代文学的研究而言，强调的是“综合研究”，至少是做到“文史结合”。它是以传承、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旨趣的。这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实践，不仅体现在对学问追求上的虔敬的态度，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所自然流露出的和煦的、温暖的感情，是人文精神的活生生的呈现。就我自身的经历而言，我无法忘记，我的孩子小时候生病了，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和师母会拄着拐杖到我们家来，给孩子送一盒饼干和糖果；我也无法忘记，先师在临终前抱住我说的那句话：“我舍不得你。”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文精神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抽象的理论，是在现实中承担、现实中运用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人的最后文明是实践的，是伦理的。而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性格，就是实践和伦理。能够将这种性格的文明继承下来，推广开去，就是对人的最后文明的贡献，而这项任务，就落实在中文系的肩上，落实在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的肩上，落实在在座每一个人的肩上。

  今天是研究生的开学典礼，研究生当然要以从事研究工作为主。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学术，无论你是否自觉到，学术的时代特征总是会形成的。但是拥有这种自觉还是“日用而不知”，这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会导致在学业上的不同结果。《论语》上第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家都很熟悉。朱熹的解释是：“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研究生都有导师，这种关系就是先觉者与后觉者的关系。“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语）重心是谁把握了“道”，谁是真正的有所“觉”。我的太老师黄季刚先生曾经说：“学业既成，师弟即是友朋。”先师千帆先生也曾用这句话来勉励众弟子。各位同学，我们是先后走在“为往圣继绝学”之路上的同学，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继什么样的“绝学”，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来“继绝学”。简单地说，这需要我们以百年升降来反思中国学术，从而对症下药，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以下互相关联的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中国的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冲击和启示下形成的。当我们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之外，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胡适当年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而所谓“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西洋人做学问的方法。傅斯年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他所想“借”的“几个不陈的工具”，说穿了也是西洋的方法。王国维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巅峰的代表，陈寅恪先生对其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学术成就的原因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家都很熟悉。而在当时的日本学者看来，如狩野直喜说：“王靜安先生的伟大，就在于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种概括的正确性如何另当别论，但反映了在学术上西学势力的强盛则是无可置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邀请严耕望前往任教之时，钱穆的反应是：“应该讲讲，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该如何做了。”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本土知识人对二十世纪学术方法的一种看法和意见。第二，与上面一点紧密联系的，就是在讲到西洋的方法时，同时即认为那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传统以“六经”至上，科学毫无地位。而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末乃至二十世纪初，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人文还是比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方式。科学和人文的地位，在二十世纪来了一个大颠倒，即科学至上，人文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方有价值，所以今天才有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之称。而在人文学的研究工作中，人文精神、人文素养也在日渐凋零。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以人文学的研究为主，并且在观念上、方法上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无论是宗教的、思想的、历史的，还是语言的、文学的、艺术的，都有其特定的观念和方法。但百年来的学术以西方科学方法为中心，人们甚至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中根本就没有方法可言。因此，也就很少想到从传统中寻求资源。用禅宗的话说，叫做“贪看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岂不哀哉！在学术上，中国的知识人能否提出并实践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呢？这，就是我所体认到的当代中国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我愿意在这里提出并希望引起各位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