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这个宝塔的基座——“人文日新”一解

清华这个宝塔的基座——“人文日新”一解

文／徐葆耕

徐葆耕，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文系主任。1937年生于北京，1955年入清华大学水力发电专业学习，1960年从清华水利系毕业留校任教。1981年晋升文学副教授，1990年晋升教授。1981年创作电影剧本《邻居》，1994年因西方文学课程获北京市教学优秀一等奖，次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10年3月14日6时05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73岁。笔名达江复、高耘。

　　当人们观赏一座巍峨的宝塔时，往往仰头瞩目于它那直插云端的塔尖；而当这座宝塔倾圮[pǐ]时，人们才会把目光转向它的基座。因为一座塔的倒塌，不是因为塔尖不够辉煌，而是由于那永远没人关注的基础出了问题。当今，人们大都被人生顶端的辉煌所诱惑，当怀着迫不及待的渴望去攀登时，我们吃惊地发现，那基座已经出现裂痕。无论对于一所大学还是一个人，这个基座都是“人文”。
　　在清华的大礼堂里，至今高悬着一块匾额，上书“人文日新”，是由二六级毕业生赠送给母校的。这四个字包含着清华对于大学教育的理解：“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都照耀着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长，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国古代的儒者，视人文高于一切。《易经》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考察客观世界以研究其规律性的变化；考察人文，则是为了“化成天下”。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是必然的。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确是至理名言。与华夏民族同时形成的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大都已经衰落、灭亡或被打散，唯有华夏民族历经五千年磨难而仍然紧密团结、奋斗不懈。力量来自何处？主要是靠自身积累的深厚人文底蕴，支撑了五千年来这片物质上并不丰裕的“天下”。
　　所谓“人文”，并非单指淹通文史或举止文雅。据《周易正义》，“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者”，系指以诗书礼乐之教而化成天下。“诗、书、礼、乐”都是“修身”，核心是“礼”。如果用现代语言阐释“礼”，就是指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做人”。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为处理好这四个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它的主旨是经过冲突和斗争，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精神世界的和谐。这个和谐不是消极的和解，而是积极状态的和谐。
　　古人的教诲中，贵在一个“化”字，也就是说，人文教养的形成不是靠打、压等外部强力，而是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人默化而不知”。上述四个关系中，和谐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须坚持以积极的和谐为出发点和归宿，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人文日新”中的“日新”两个字源自《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是刻在商王汤的洗澡盆上的几行字，即“盘铭”，意思是每天都要革新涤故。人文日新系指人文知识和教养必需时时革故鼎新。从外部而言，如何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实现中外会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就内部而言，如何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培植新的文化幼芽，也是极端重要的。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的人文改革就处在这两种因素的内外夹击之下，抱残守缺将置国家于死地，“求新”的紧迫性显得十分突出。清华就是在这种风雨如晦的氛围中诞生并承担起“人文日新”使命的。

老清华：在“自由”前面还有“天下”

　　老清华的人文氛围很浓厚，不仅表现在国学院和文学院那一连串大师的名字上，更重要的是人文在整个学校保有崇高的地位。我们从朱自清先生、吴宓先生已公开出版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清华的人文学者如何受到科技方面的大学者的尊重。朱先生与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时相过从；吴宓与数学家陈省身同居一室，相知莫逆。当时读理工的尖子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都很重视加强自己的人文修养，因为人文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是安身立命之本。这种认识在当时很普遍。它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熏染的结果，特别是家庭给予的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里的人文教育效果，归根到底要由学生毕业后的行止来检验。老清华毕业生就其主体而言，人文素质的突出表现是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清华毕业后又到欧美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教育，并在相当程度上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但是，出国前所受的教育以及心灵深处形成的爱国主义意识是不可泯灭的。因此，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前面还有“天下”二字。这个“天下”就是国家、民族、人类。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有的年轻同志，不理解诸如费孝通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反对蒋介石政权时何等无畏，而到了解放后，不仅同共产党精诚合作，而且在受到迫害后委曲求全、不改初衷。蒋南翔曾把五十年代清华的 108位教授、副教授（108将）称为“清华的稳定因素”。这里包含着蒋南翔的精确观察：无论时局发生了何等动荡、国家出现何等灾难，这些解放前毕业的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始终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忠。这不是愚昧，而是一种由“天下”之大局出发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如果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的话，这种“软弱”不是天生的怯懦，而是把“天下”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的价值理念造成的。我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曾多次表述了下面的观点，即中国没有纯然西方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西方的观念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与统治者合作，而应该把自己置于现政权的对立面的位置上。而中国从孔夫子时代就主张同有可能实现自己人文理想的统治者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唯强权主义的马首是瞻，为一己私利而出卖灵魂；而是借助于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实现合乎理性的人文理想。因此这种合作中有紧密、疏离和必要的对抗。这样的合作不能认为是缺乏独立性和软骨头。在这些问题上，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标准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发生错位。

五十年代：甘当基座的人坐到塔尖

　　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改建成了工科大学，人文专业被取消了，但重视人文的传统没有断线，只是改变了形态和内容。作为人文教育之核心的思想品德教育，通过课内、课外多种渠道引导学生又红又专，在思想、文化、艺术多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有人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教育“很左”，是“反人性的”，因而是“反人文的”。这种观点需要认真加以辨析。例如，当时在教育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是“降低和毁坏了人文素质”，还是代表了一种新的人文教育理念？这种新的人文观念是一个人头脑里的乌托邦产物还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应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清华学生，就其主要部分而言，不仅在专业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且在思想、品德、待人接物方面都有相当良好的修养。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各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绩，都同这一批五六十年代毕业的骨干分不开。这一代人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理想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念，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如果说，在这一代人的成长中，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相反，他们中间最优秀的那些人物大都对自己的大学时代有美好的不泯的记忆。这里面所包含的宝贵人文教育的经验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总结。
　　这一时期人文理念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甘当“劳动者”。当时风行的这个口号，并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使得学生都不再认真读书、全面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对于这个时代最优秀的那部分学生而言，他们奋发图强的精神不仅没有磨损，而且在同普通人民平等相处中发扬光大。谦虚谨慎，同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事业得到成功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话不适用于五六十年代。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那些在国家领导岗位和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的领导者，大学毕业时想到的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领袖人物。恰恰是以做塔基为荣的人坐上了塔尖。这是那一代人的显著特征。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前面提到，清华诞生的上个世纪初，恰恰是时代呼唤人文精神必须来一个大的革故鼎新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了中国新人文精神的里程。清华重视“人文”，而且追求“日新”。北大教授裘锡圭先生对我说：“清华的传统是求新，国学院的先生们搞的学问在当时都是很新的。”此语属实。在文学院中，“求新 “也是一种风气，例如清华中文系开设新文学课程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可谓开风气之先。朱自清先生办系追求“古今贯通，中西融会”，在当时也是很新的做法。这种“求新”的思想一直贯穿到现在。季羡林先生评价北大与清华的风格时说，北大“深厚凝重”，清华“清新俊逸”，也突出了清华求“新”的特点。
　　八十年代以来，当教育界某些人把政治理论课和德育弃之如蔽履、对人文教育也漠然视之的时候，清华仍然坚持，并且根据新时期的要求认真探索新的经验，初步形成“两课”（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和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三位一体的素质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还有许多罅漏和不足，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得到改善和充实。
　　在西方的大学里，没有如我们这样的人文教育系统。自由主义的理念决定了西方教育不可能构建某种同一的价值观念向学生灌输，但是，西方从二十世纪以来，大学生道德状况急剧滑坡的现实也引起众多的忧虑。上个世纪初，哈佛爆发白璧德同詹姆斯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另外，对于青年的人文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由社会上的基督教机构承担。它们成为了西方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人文教育机构。出于某种现实政治现状的考虑以及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存在的激烈斗争，我们不能采取西方的自由主义作法。但是，尽可能地贯彻“化”的原则，要求我们给学生以更多的选择自由。

人文教育的异化

　　贯彻“人文日新”的教育理念，需要汲取近代研究成果，实现人文领域的学科化，这是无庸置疑的。没有逻辑和实证参与的教条式人文训诫已经过时，单凭感受也无法使人文教育深刻化。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学科化正在导致人文教育的异化。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门学科或每一个命题都必须直接同社会存在的问题挂钩，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人文学科需要自己的形而上建构，它不可能时时处处去解答现实存在的具体问题。但是，当处在大学教学第一线的人文教学，从总体上脱离社会现实和人的精神需求时，它就变成了不知所云的现代怪物。这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场长途赛跑。谁跑在前面，不是靠排行榜来确定，而是靠走出校门的众多学生。清华九十年代以来的毕业生将以何种面貌面对社会、面对世界？他们将给这所大学带来光荣还是耻辱？这些问题现在回答为时尚早。但是，答案如果令我们不安，那么，人们就会回过头来追究思想人文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