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球上只有一个硅谷？
本文由 Medium 和 Leslie Berli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Leslie Berlin 是参与了斯坦福大学硅谷档案项目的历史学家，也是《微芯片背后的人：罗伯特·诺伊斯和硅谷的崛起（The Man Behind the Microchip: Robert Noyce and the Invention of Silicon Valley）》一书的作者。
“不了解过去，你就无法真正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史蒂夫·乔布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花很多时间和老一代的硅谷企业家们在一起——那些人里包括了发明了商业化集成电路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以及 IT 营销之王雷吉斯·麦肯纳（Regis McKenna）。
那是 2003 年 5 月一个美丽的周六早晨，我正和乔布斯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就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采访他。我请他再多说一说为什么他会像他说的那样，“去感受硅谷历史上第二个最好的时代，那个半导体公司引领计算机发展的时代”。我想知道，为什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不够、为什么他还想去挖掘他们的大脑？
“这就好像是叔本华说魔术师一样，”他说。看我一脸茫然，于是他叫我等着，他冲上楼去，过了一分钟他下来了，手里拿着一本书，开始大声读起来：
往后 11 年，到了 2014 年。我当时正要去见罗伯特·泰勒（Robert W. Taylor）。1966 年，泰勒说服了美国国防部建造了阿帕网（ARPANET），它最终构成了互联网的核心架构。他后来又去运营了著名的施乐帕洛阿尔托计算机科学实验室（Xerox PARC Computer Science Lab），这个实验室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现代个人电脑。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他率领着 DEC 的一支团队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搜索引擎——而那是 Google 创立前好多年的事了。
造访泰勒就好像是开车穿过了硅谷的时光机一样。你可以沿着 280 号公路一直开，开到那条蜿蜒曲折的街道的尽头，开过沙山路上的风投公司们。而在周末，这条两车道的街道就会变得无法通行，因为穿着紧身衣的骑行者会成群结队地骑着他们几千美元的自行车沿着陡坡爬坡，以提升他们的心血管功能。在拐过一个急弯以后，你仿佛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到处树木繁茂，温度也很凉爽，海边的红杉树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山丘。伍德赛德（Woodside）的这片区域的手机信号总是时有时无，远处山脚下的 Buck’s Restaurant 里，就在大清早喝咖啡的过程中，就又能谈成几桩大生意。GPS 会努力地试图搞清楚方位，可过一会儿也就放弃了——没信号。
当我到达泰勒那所坐落在山上、可以俯瞰硅谷的房子的时候，他告诉了我最近有另一个人因为某种力量的驱使前来拜访他。很明显，驱使他前来的那股力量正是当年史蒂夫·乔布斯所怀有的那种好奇心。这个人就是马克·扎克伯格，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所创立的 Facebook 的几名同事。
“扎克伯格一定是听说了我知道很多历史上的事儿，”泰勒拖着他的德州口音回忆道，“我猜他是想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要想创造未来，就必须理解过去。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硅谷。所以对于乔布斯和扎克伯格都明白“硅谷的过去对现在至关重要，以及历史的教训可以推动创新走得更远”这件事，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当我和这个领域其他的创始人和从业者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想听听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问题往往归结为两个：为什么硅谷能率先发展起来？为什么它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世界科技经济中心的地位？
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要定义几个概念。当我说到“硅谷”的时候，我特指的是旧金山半岛狭长的延伸地带，它被夹在旧金山东部海湾和西部的海岸中间。（没错，硅谷实际上就是一个山谷——在海湾的远端也有山。）从传统上讲，硅谷包括了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和圣马特奥县（San Mateo County）的南端。在过去的数年中，阿拉米达县（Alameda County）和旧金山市也从法律上被认为是硅谷的卫星城，或者说被看作是“大硅谷”的一部分。
以一个偶然的机会，“硅谷”这个名字在 1971 年变得流行起来，把它叫响的人是一个爱酗酒、爱追故事、爱散布流言蜚语的记者。此人名叫唐·霍夫勒（Don Hoefler），他为一家叫作《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的贸易杂志社写稿。以前，这片区域被叫作“心灵欢乐之谷（Valley of the Hearts Delight）”，以杏子、李子、樱桃和扁桃果园而著名。
“这是个淳朴的农业区，三代人都在这里经营着面积不大、却收成颇丰的家庭农场，过的都是静宓、美丽、健康、丰饶的生活，”著名的西部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Wallace Stegner）如此回忆往昔。要想看看当时这个山谷长什么样，可以看看1948 年拍的这部宣传“心灵欢乐之谷”的视频的开头几分钟。
造就硅谷的历史力量一共有三股：技术、文化和资本。
技术
你可以把晶体管看作是作为硅谷这颗珍珠内核的那粒沙。当人们把晶体管和其他各自分开的电子元件（比如电阻和电容）串在一起、在一层硅上形成一整个电路的时候，这颗珍珠的下一层才会显现出来。这种新的设备被称为微芯片。然后有人想出了一种专门可以在上面编程的微芯片：微处理器。世界上第一台袖珍计算器就是以这些微处理器为核心做出来的。后来又有人想到，有可能把微处理器和其他元件以及一块屏幕组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计算机。人们为这些计算机写好了用来做操作系统的代码，并在这些系统的基础上编写出了各种软件。到了某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把这些计算机彼此连起来：这就是联网。再后来人们意识到，有可能把这些计算机“虚拟化”，把他们的内容远程存储在“云”上，而你还能在存储在上面的不同计算机的信息之间进行检索。后来联网的计算机也瘦身了，只留下了屏幕、键盘和指点设备（现在只用一根手指就行了）等关键组件，计算机也被做成了平板电脑和手掌大小的智能手机。后来，人们开始为这些移动设备编写应用……
你应该掌握了技术方面的概况了。这些变革都是和摩尔定律节拍器一般的节奏相吻合的。技能的学习是通过打造硅谷这颗珍珠外面一层的技术、并将其商业化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巩固和支持了下一层技术的发展或者在相关行业的发展。比如，苹果公司就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提到的“独具一格”的公司，但苹果电脑早期的关键员工此前都曾在英特尔、Atari 或者惠普工作过。支持苹果公司的风投以前要么支持过仙童或者英特尔，要么也曾经在这些公司工作过。著名的 Macintosh 电脑用户体验好，有图形用户界面、可以重叠的窗口和鼠标，而这些都是因为 1979 年的时候，乔布斯和一群工程师去参观位于斯坦福研究园区的施乐帕洛阿尔托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时候受到的启发。苹果公司是硅谷环境和技术根基共同作用的产物。
文化
这也就把我们引到了硅谷诞生背后的第二股力量：文化。当 1955 年肖克利、他的晶体管和他的招聘行动出现在硅谷的时候，这里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区，规模较小的当地产业对高科技（那时候人们愿意把它叫作“太空时代”）有着明确的关注。当地最大的雇主是国防工业承包商洛克希德；IBM 当时正要在那儿开一家小的研究机构；惠普是硅谷中少数几个 1950 年代之前成立的本土科技企业，当时也才成立十几年。
所有这些新来的人都涌进曾经的农业地区，意味着它有可能围绕着新成立的公司的需求营造一种公司的氛围，而不是让自己为了适应新的行业而服从于现有的企业文化。在这个后来成为自我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中，从专业律所、招聘流程和原型制造机构，到开明的股票期权计划、分区制法律和社区大学课程，一切外围体系都慢慢发展了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立足于技术的商业基础设施体系。
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说，现代的美国西部“生而现代（born modern）”，因为人们是追随着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市场而来的，而不是先于市场而来的。硅谷诞生于后现代时期，它与市场的联系不但在它诞生的时候已经存在，而且对于尝试新型企业架构、尝试和美国东海岸延续了近 200 年的商业惯例大相径庭的企业行为，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
从一开始，硅谷的企业家就把自己看作是和美国东海岸的同行们截然相反的人。西边的人认为自己是牛仔、是开拓者，在这个“新前线”上的人们都很大胆，失败了也不必感到惭愧，它只不过是吸取教训最快的方式而已。在 1970 年代时，海特和阿什伯里街（Haight and Ashbury）的一角成为了反文化的中心，而这个地方从硅谷开车走走就到，受此影响，硅谷的公司也因为他们悠闲放松、衣着随便的文化而出名了，而且他们的产品也让他们出名了，因为像电子游戏和个人电脑一类的产品把先进的科技带给了“剩下的所有人”。
资本
当正确的科技种子落到这片尤为肥沃而又具有接受力的文化土壤上的时候，资本就成为了促使硅谷出现的第三大关键因素。而且时机的选择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让硅谷得以起步的。美国国防部会全盘买下早期的微芯片，而惠普和洛克希德也会把产品卖给军方客户，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大笔大笔地投给了斯坦福，由于政府对冷战的担忧，硅谷成为了因此而受益的一方，因为美国国防部愿意在几乎任何先进的电子产品和电子系统上花钱。实际上，美国政府就是最早投资硅谷的风投资本家。
1970 年代，第一大波风险投资公司在硅谷成立。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和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都是由原来仙童公司的人在 1972 年创立的。这些风险投资公司也愿意去资助亚马逊、苹果公司、思科、Dropbox、电子艺界、Facebook、Genentech、Google、Instagram、Intuit 和 LinkedIn——而以上只是在它们投资的公司名单上排在前半部分的公司。
当一代人成功以后，他们会转而为下一代企业家提供财力和管理经验上的支持，这一模式就是硅谷能持续成功最重要、却又是自发形成的秘诀。罗伯特·诺伊斯把它称为“重新为我钓过鱼的小溪储备鱼苗”。而在他著名的 2005 年斯坦福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史蒂夫·乔布斯则把这种在不同时代之间传递经验的做法比作了两位接力跑运动员在交接棒。
所以以上说的是硅谷的崛起，那它为什么能经久不衰呢？
不管怎么说，如果现代硅谷的诞生从 1950 年代算起的话，到现在，这片区域已经走入了它的第七个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那些在观察着硅谷的人都在预测它将很快消亡，而且他们还往往拿底特律来作比。首先，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和能源危机当时正在让专业化生产微芯片的工厂倒闭。而在 1980 年代，来自日本的竞争又成为了人们担忧的话题。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难以对付的科技园区、让随地工作变成可能的互联网和移动科技：所有这些都曾经被看作是为硅谷敲响的丧钟。
硅谷经济的周期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它却做到了事实上的经久不衰。现在已经是2015 年了，出自硅谷的专利和 IPO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而且风投资本和天使投资的份额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硅谷合资企业协会（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我们这里的工作岗位已经连续四年在增长，我们在美国也是收入最高的区域之一，而且在全美国增速最快的高薪行业中，我们所占的份额也是最大的。”即将成为企业家的人还在继续从世界各地来到硅谷，即使有些并不是在硅谷创立的公司也搬了过来（Facebook 就是一例）。
为什么？硅谷绵延不断的力量背后是什么？答案就是，虽然硅谷经济已经被证明非常有适应能力，但许多在 1950 年代建立硅谷时的因素，今天依然在不断巩固着硅谷的实力。
技术
不论是从技术方面讲，还是从支持依靠半导体技术的基础设施方面讲，硅谷都依然在受益于晶体管长久以来的觉醒。与此同时，当和半导体并不直接相关的新产业（比如生物科技）在硅谷崛起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利用了业已存在的基础设施和支持体系。
资本
风投资本一直都是硅谷新兴企业所获得资助的主要来源。2014 年，共有 145 亿美元的风投资本被投向了硅谷，占到了全美国所有风投资本总金额的 43%。硅谷风投资本中，有超过一半的钱流向了软件业，而软件业的崛起，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许多科技公司搬到了旧金山。（应该指出的是，在 145 亿美元中，有将近一半的钱投到了旧金山。）制造微芯片、计算机或者专业生产设备（这些都是过去发生在硅谷的事）需要许多人、庞大的生产业务，以及获得专门的化学品和处理设施，这些往往都需要占用很大面积的土地。而编写软件的话，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事实上，软件工程师完成工作需要的东西，不过是一台电脑和一些云端的服务器空间。因此软件公司很容易就能开在像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里，很多年轻的技术人员也想去那里住。
文化
硅谷还在继续吸引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 20 世纪后半叶，国际移民大军从全美国的其他地方跑到了硅谷，而到 21 世纪，这股国际移民大军则是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跑到了硅谷。再怎么强调移民对于这一地区、对于现代科技产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今天，硅谷将近 37% 的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而在这些人中间，超过 60% 的人是出生在亚洲、20% 出生在墨西哥。硅谷的家庭中，有一半的家庭内部交流语言不是英语。在硅谷的科技和工程类岗位工作、拥有本科学历的人里，65% 的人出生于另一个国家。让我再说一遍：在硅谷科技和技术领域工作的、完成了大学教育的人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生在美国以外。（在硅谷所有行业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将近一半人是出生在美国以外。）
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从 1995 年到 2005 年，在硅谷所有创业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有至少一位创始人是出生在美国以外的。他们创办的企业（像 Google 和 eBay 这样的公司）已经为美国创造了工作岗位，并在美国打造了数十亿美元的市值。
变革
上面的内容都有着很重要的延续性，但变革对于这一区域的长盛不衰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十年来，硅谷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彻底改造，只要快速浏览一下这一区域新兴的或者领先的技术，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1940 年代：测量仪器
1950、60 年代：微芯片
1970 年代：生物科技、使用芯片的消费电子产品（个人电脑、电子游戏等等）
1980 年代：软件和网络
1990 年代：互联网和搜索
2000 年代：云计算、移动产业、社交网络
对冒险的崇拜、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的故事、在数据显示了相反的证据时依然坚信失败能教会人们重要的商业经验——这些硅谷给人的感觉并没有改变，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着美国西部对淘金热和狂野西部的比喻，在硅谷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比喻：颠覆（Disruption）。
“颠覆”的观念，大概是基于 1942 年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先提出的一些想法而产生的，他说，小公司（通常是拥有技术的小公司）可以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并完全重建一个看起来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基本上不会被变革所改变的行业。所以，Uber 正在颠覆出租车行业，Airbnb 正在颠覆酒店业。从本质上讲，颠覆的故事和西部传奇是一样的：一种新的方式横空出世，把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带向了更好的方向。你可以听到同样的主题：冒险、反正统的思考、机遇和冒险。这只不过是旧瓶子里装着的新酒罢了。
向新的语言的转变，可能可以反映出移民在今天的硅谷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地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上班族所具有的文化背景里，都没有孕育出牛仔和开拓者。这些移民甚至都不会向西去到硅谷，他们会去东部或者北部。在这种文化转变中，美国西部的象征将坚持多久，是一件颇值得关注的事情。我打赌它正在逐渐偏离硅谷文化的核心。
在过去的十年里，硅谷文化一直在发生着别的新情况。反正统的小家伙现在已经成了正统的大家伙。苹果公司和解了一桩反托拉斯诉讼；你正在听说 Facebook 或者Google 这些硅谷公司正在收集美国公民的大量数据，有一些还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手里。当硅谷公司开始像苹果公司 1984 年那个著名的 Macintosh 广告里那样，像一个老大哥一样注视着你？
关于未来的短暂假象
通过把硅谷定义为一个物理上的地址，我开始了以下这些思考。经常有人问我，在一个移动科技的时代，互联网和网络连接只会变得更快，那么地点将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呢？你在哪儿还有没有意义呢？换句话说，地区是不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概念？
我认为，就科技创新而言，物理上的地址将继续有意义。接近性是很重要的。在人们开电视电话会的半个小时里，是无法产生出创意的。重要的工作可以远程完成，但那些会带来真正突破的对话却往往会在无意之间迸发出来。人们会在大厅里、咖啡店里、做礼拜时、健身时，或者站在场边看孩子踢足球时遇到彼此。
正是因为地址将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硅谷未来最大的威胁既来自美国，也来自美国以外。硅谷的创新经济依靠的是它把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都吸引到自己这里来，他们才是硅谷得以不断创新的“刷新”键。如果硅谷失去了对这些聪明人的吸引力——也就是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下滑让他们的孩子无法得到好的教育，如果房价依旧像天文数字那么高、不到一半的初次购房者连价格处于中位数的房子都买不起，或者移民政策使得想留下来的高技能移民很难留下——那么硅谷和美国经济的地位就将受到威胁。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硅谷收入最高者和收入最低者之间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中低技能工作长年不变的薪资水平，还有就是，在硅谷，具有同等受教育水平男性和女性相比，男性总是比女性挣得多，而且情况一直如此。另外，根据硅谷合资企业协会的报告，在今天的硅谷，挣得最少的少数族群比挣得最多的群体少挣 70%。带着对乔治·奥威尔的歉意，赤裸裸的现实是，就算是在硅谷大肆吹嘘的平等主义文化中，一些人也还是比其他人更加平等。
另一个威胁，是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还在持续下降。对于企业开发产品来说，风投资本是很重要的，但联邦政府也依然在资助着美国很大一部分基础研究。硅谷对这些基础研究的依靠程度是很高的——《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 iPhone（No Basic Research, No iPhone）》是我看到的一份说美国研发现状的最新报告的标题，我很喜欢这个标题。今天，在经合组织各国总的研发投入中，美国的支出排在了第 10 位，它衡量的是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美国的这个数字在2.5% 到 3%之间。这比 10 年前下降了 13%。而无论在绝对值上还是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上，中国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在研发上的投入预计都将超过美国。
全世界的人都想复制一个硅谷，但没有人成功。
也没有人能成功，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包括今天、2015 年的硅谷自己——能再造一个融合了学术研究、科技、反文化理想和加利福尼亚式的淘金热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吸引了一批特别能容忍风险、又真的没什么好失去的人。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企业家只想挣钱，而还有一些人在有意地努力“回馈”硅谷，这才让这种文化变成了永恒。
打造另一个硅谷的努力可能注定会失败，但对于其他地方的区域规划者来说，这也未尝是一个坏消息。高科技经济并不是零和游戏。21 世纪的全球化科技经济规模足够大、也足够复杂，在未来的 10 年里，会有许多其他地方相继崛起——如果面临的威胁得到认真对待的话，其中也会包括硅谷。
“不了解过去，你就无法真正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史蒂夫·乔布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花很多时间和老一代的硅谷企业家们在一起——那些人里包括了发明了商业化集成电路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以及 IT 营销之王雷吉斯·麦肯纳（Regis McKenna）。
那是 2003 年 5 月一个美丽的周六早晨，我正和乔布斯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就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采访他。我请他再多说一说为什么他会像他说的那样，“去感受硅谷历史上第二个最好的时代，那个半导体公司引领计算机发展的时代”。我想知道，为什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不够、为什么他还想去挖掘他们的大脑？
“这就好像是叔本华说魔术师一样，”他说。看我一脸茫然，于是他叫我等着，他冲上楼去，过了一分钟他下来了，手里拿着一本书，开始大声读起来：
“一个人的人生，见到过两代或者三代人的成长，那么他就像坐在表演场上的魔术师的棚子里，把一场表演连续看了两三次一样。魔术师的把戏只看一次才有意思，当人们不再感到新鲜、不再被魔法所欺骗，表演也就没有效果了。”
史蒂夫·乔布斯和罗伯特·诺伊斯
往后 11 年，到了 2014 年。我当时正要去见罗伯特·泰勒（Robert W. Taylor）。1966 年，泰勒说服了美国国防部建造了阿帕网（ARPANET），它最终构成了互联网的核心架构。他后来又去运营了著名的施乐帕洛阿尔托计算机科学实验室（Xerox PARC Computer Science Lab），这个实验室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现代个人电脑。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他率领着 DEC 的一支团队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搜索引擎——而那是 Google 创立前好多年的事了。
造访泰勒就好像是开车穿过了硅谷的时光机一样。你可以沿着 280 号公路一直开，开到那条蜿蜒曲折的街道的尽头，开过沙山路上的风投公司们。而在周末，这条两车道的街道就会变得无法通行，因为穿着紧身衣的骑行者会成群结队地骑着他们几千美元的自行车沿着陡坡爬坡，以提升他们的心血管功能。在拐过一个急弯以后，你仿佛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到处树木繁茂，温度也很凉爽，海边的红杉树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山丘。伍德赛德（Woodside）的这片区域的手机信号总是时有时无，远处山脚下的 Buck’s Restaurant 里，就在大清早喝咖啡的过程中，就又能谈成几桩大生意。GPS 会努力地试图搞清楚方位，可过一会儿也就放弃了——没信号。
当我到达泰勒那所坐落在山上、可以俯瞰硅谷的房子的时候，他告诉了我最近有另一个人因为某种力量的驱使前来拜访他。很明显，驱使他前来的那股力量正是当年史蒂夫·乔布斯所怀有的那种好奇心。这个人就是马克·扎克伯格，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所创立的 Facebook 的几名同事。
“扎克伯格一定是听说了我知道很多历史上的事儿，”泰勒拖着他的德州口音回忆道，“我猜他是想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要想创造未来，就必须理解过去。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硅谷。所以对于乔布斯和扎克伯格都明白“硅谷的过去对现在至关重要，以及历史的教训可以推动创新走得更远”这件事，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当我和这个领域其他的创始人和从业者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想听听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问题往往归结为两个：为什么硅谷能率先发展起来？为什么它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世界科技经济中心的地位？
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要定义几个概念。当我说到“硅谷”的时候，我特指的是旧金山半岛狭长的延伸地带，它被夹在旧金山东部海湾和西部的海岸中间。（没错，硅谷实际上就是一个山谷——在海湾的远端也有山。）从传统上讲，硅谷包括了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和圣马特奥县（San Mateo County）的南端。在过去的数年中，阿拉米达县（Alameda County）和旧金山市也从法律上被认为是硅谷的卫星城，或者说被看作是“大硅谷”的一部分。
以一个偶然的机会，“硅谷”这个名字在 1971 年变得流行起来，把它叫响的人是一个爱酗酒、爱追故事、爱散布流言蜚语的记者。此人名叫唐·霍夫勒（Don Hoefler），他为一家叫作《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的贸易杂志社写稿。以前，这片区域被叫作“心灵欢乐之谷（Valley of the Hearts Delight）”，以杏子、李子、樱桃和扁桃果园而著名。
“这是个淳朴的农业区，三代人都在这里经营着面积不大、却收成颇丰的家庭农场，过的都是静宓、美丽、健康、丰饶的生活，”著名的西部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Wallace Stegner）如此回忆往昔。要想看看当时这个山谷长什么样，可以看看1948 年拍的这部宣传“心灵欢乐之谷”的视频的开头几分钟。
造就硅谷的历史力量一共有三股：技术、文化和资本。
技术
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说硅谷是幸运的。1955 年，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搬回了帕洛阿尔托，他曾经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肖克利也是个天才物理学家——1956 年，他将和别人分享那年的诺贝尔奖——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教师，以及一个糟糕的企业家和老板。由于他是个天才的科学家、发明家，因此肖克利有能力把全美国一些最聪明的青年研究人员都招到了自己的麾下[肖克利把这些年轻人称为“灵光的脑瓜（hot minds）”]。从波士顿到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美国的东海岸是一个公司和实验室集中的地方，而这些年轻人穿越了 3000 英里，从那个研究项目很多的地方跑到肖克利这里来为他工作。由于肖克利是一个出色的教师，所以虽然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几乎没有人做出过晶体管，但在肖克利教过他们以后，他们不但理解了这些微小的设备，而且开始独立在半导体电子领域开始了自己的创新。
威廉·肖克利的员工举杯祝贺他获得 1956 年的诺贝尔奖。
而由于肖克利是个糟糕的老板——他是那种会公布薪水，并让员工进行测谎测试的老板——许多来为他工作的人都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他，为别人打工去了。结果证明，这个“别人”就是他们自己。1957 年，肖克利手下的 8 名员工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半导体公司，这个公司名叫仙童（Fairchild），这也是硅谷第一家影响深远的现代创业公司。当 1960 年代末，仙童半导体分崩离析之后，它的员工又创办了十几家新公司[这其中就包括了英特尔、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和AMD]——这些后来的公司被统称为“仙童系（Fairchildren）”。
从仙童公司出走的八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罗伯特·诺伊斯、维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朱利亚斯·布兰克（Julius Blank）、让·赫米（Jean Hoerni）和杰·拉斯特（Jay Last）。照片由 Wayne Miller/Magnum Photos 提供。
你可以把晶体管看作是作为硅谷这颗珍珠内核的那粒沙。当人们把晶体管和其他各自分开的电子元件（比如电阻和电容）串在一起、在一层硅上形成一整个电路的时候，这颗珍珠的下一层才会显现出来。这种新的设备被称为微芯片。然后有人想出了一种专门可以在上面编程的微芯片：微处理器。世界上第一台袖珍计算器就是以这些微处理器为核心做出来的。后来又有人想到，有可能把微处理器和其他元件以及一块屏幕组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计算机。人们为这些计算机写好了用来做操作系统的代码，并在这些系统的基础上编写出了各种软件。到了某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把这些计算机彼此连起来：这就是联网。再后来人们意识到，有可能把这些计算机“虚拟化”，把他们的内容远程存储在“云”上，而你还能在存储在上面的不同计算机的信息之间进行检索。后来联网的计算机也瘦身了，只留下了屏幕、键盘和指点设备（现在只用一根手指就行了）等关键组件，计算机也被做成了平板电脑和手掌大小的智能手机。后来，人们开始为这些移动设备编写应用……
你应该掌握了技术方面的概况了。这些变革都是和摩尔定律节拍器一般的节奏相吻合的。技能的学习是通过打造硅谷这颗珍珠外面一层的技术、并将其商业化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巩固和支持了下一层技术的发展或者在相关行业的发展。比如，苹果公司就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提到的“独具一格”的公司，但苹果电脑早期的关键员工此前都曾在英特尔、Atari 或者惠普工作过。支持苹果公司的风投以前要么支持过仙童或者英特尔，要么也曾经在这些公司工作过。著名的 Macintosh 电脑用户体验好，有图形用户界面、可以重叠的窗口和鼠标，而这些都是因为 1979 年的时候，乔布斯和一群工程师去参观位于斯坦福研究园区的施乐帕洛阿尔托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时候受到的启发。苹果公司是硅谷环境和技术根基共同作用的产物。
文化
这也就把我们引到了硅谷诞生背后的第二股力量：文化。当 1955 年肖克利、他的晶体管和他的招聘行动出现在硅谷的时候，这里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区，规模较小的当地产业对高科技（那时候人们愿意把它叫作“太空时代”）有着明确的关注。当地最大的雇主是国防工业承包商洛克希德；IBM 当时正要在那儿开一家小的研究机构；惠普是硅谷中少数几个 1950 年代之前成立的本土科技企业，当时也才成立十几年。
与此同时，斯坦福正在积极地努力建设它的物理和工程学院。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Professor Frederick Terman，他也是 1955 到 1965 年间物理和工程学院的院长）担心斯坦福的毕业生会因为美国东海岸过于强大的吸引力而导致“人才外流”，因为那里有足够多的工作。所以他和学校董事会主席J·E·华莱士·斯特林（J.E. Wallace Sterling）打造了一个被特曼称为“技术型学者社群（a community of technical scholars）”的团体，这个团体中，产业界和学界之间的联系比较灵活，这也就意味着在新的晶体管和微芯片公司开始发展的同时，技术上有所储备的工程师队伍就已经在那儿了。
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
所有这些新来的人都涌进曾经的农业地区，意味着它有可能围绕着新成立的公司的需求营造一种公司的氛围，而不是让自己为了适应新的行业而服从于现有的企业文化。在这个后来成为自我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中，从专业律所、招聘流程和原型制造机构，到开明的股票期权计划、分区制法律和社区大学课程，一切外围体系都慢慢发展了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立足于技术的商业基础设施体系。
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说，现代的美国西部“生而现代（born modern）”，因为人们是追随着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市场而来的，而不是先于市场而来的。硅谷诞生于后现代时期，它与市场的联系不但在它诞生的时候已经存在，而且对于尝试新型企业架构、尝试和美国东海岸延续了近 200 年的商业惯例大相径庭的企业行为，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
从一开始，硅谷的企业家就把自己看作是和美国东海岸的同行们截然相反的人。西边的人认为自己是牛仔、是开拓者，在这个“新前线”上的人们都很大胆，失败了也不必感到惭愧，它只不过是吸取教训最快的方式而已。在 1970 年代时，海特和阿什伯里街（Haight and Ashbury）的一角成为了反文化的中心，而这个地方从硅谷开车走走就到，受此影响，硅谷的公司也因为他们悠闲放松、衣着随便的文化而出名了，而且他们的产品也让他们出名了，因为像电子游戏和个人电脑一类的产品把先进的科技带给了“剩下的所有人”。
资本
当正确的科技种子落到这片尤为肥沃而又具有接受力的文化土壤上的时候，资本就成为了促使硅谷出现的第三大关键因素。而且时机的选择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让硅谷得以起步的。美国国防部会全盘买下早期的微芯片，而惠普和洛克希德也会把产品卖给军方客户，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大笔大笔地投给了斯坦福，由于政府对冷战的担忧，硅谷成为了因此而受益的一方，因为美国国防部愿意在几乎任何先进的电子产品和电子系统上花钱。实际上，美国政府就是最早投资硅谷的风投资本家。
1970 年代，第一大波风险投资公司在硅谷成立。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和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都是由原来仙童公司的人在 1972 年创立的。这些风险投资公司也愿意去资助亚马逊、苹果公司、思科、Dropbox、电子艺界、Facebook、Genentech、Google、Instagram、Intuit 和 LinkedIn——而以上只是在它们投资的公司名单上排在前半部分的公司。
当一代人成功以后，他们会转而为下一代企业家提供财力和管理经验上的支持，这一模式就是硅谷能持续成功最重要、却又是自发形成的秘诀。罗伯特·诺伊斯把它称为“重新为我钓过鱼的小溪储备鱼苗”。而在他著名的 2005 年斯坦福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史蒂夫·乔布斯则把这种在不同时代之间传递经验的做法比作了两位接力跑运动员在交接棒。
所以以上说的是硅谷的崛起，那它为什么能经久不衰呢？
不管怎么说，如果现代硅谷的诞生从 1950 年代算起的话，到现在，这片区域已经走入了它的第七个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那些在观察着硅谷的人都在预测它将很快消亡，而且他们还往往拿底特律来作比。首先，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和能源危机当时正在让专业化生产微芯片的工厂倒闭。而在 1980 年代，来自日本的竞争又成为了人们担忧的话题。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难以对付的科技园区、让随地工作变成可能的互联网和移动科技：所有这些都曾经被看作是为硅谷敲响的丧钟。
技术时代之前的心灵欢乐之谷。OSU Special Collections.
为什么？硅谷绵延不断的力量背后是什么？答案就是，虽然硅谷经济已经被证明非常有适应能力，但许多在 1950 年代建立硅谷时的因素，今天依然在不断巩固着硅谷的实力。
技术
不论是从技术方面讲，还是从支持依靠半导体技术的基础设施方面讲，硅谷都依然在受益于晶体管长久以来的觉醒。与此同时，当和半导体并不直接相关的新产业（比如生物科技）在硅谷崛起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利用了业已存在的基础设施和支持体系。
资本
风投资本一直都是硅谷新兴企业所获得资助的主要来源。2014 年，共有 145 亿美元的风投资本被投向了硅谷，占到了全美国所有风投资本总金额的 43%。硅谷风投资本中，有超过一半的钱流向了软件业，而软件业的崛起，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许多科技公司搬到了旧金山。（应该指出的是，在 145 亿美元中，有将近一半的钱投到了旧金山。）制造微芯片、计算机或者专业生产设备（这些都是过去发生在硅谷的事）需要许多人、庞大的生产业务，以及获得专门的化学品和处理设施，这些往往都需要占用很大面积的土地。而编写软件的话，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事实上，软件工程师完成工作需要的东西，不过是一台电脑和一些云端的服务器空间。因此软件公司很容易就能开在像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里，很多年轻的技术人员也想去那里住。
文化
硅谷还在继续吸引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 20 世纪后半叶，国际移民大军从全美国的其他地方跑到了硅谷，而到 21 世纪，这股国际移民大军则是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跑到了硅谷。再怎么强调移民对于这一地区、对于现代科技产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今天，硅谷将近 37% 的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而在这些人中间，超过 60% 的人是出生在亚洲、20% 出生在墨西哥。硅谷的家庭中，有一半的家庭内部交流语言不是英语。在硅谷的科技和工程类岗位工作、拥有本科学历的人里，65% 的人出生于另一个国家。让我再说一遍：在硅谷科技和技术领域工作的、完成了大学教育的人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生在美国以外。（在硅谷所有行业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将近一半人是出生在美国以外。）
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从 1995 年到 2005 年，在硅谷所有创业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有至少一位创始人是出生在美国以外的。他们创办的企业（像 Google 和 eBay 这样的公司）已经为美国创造了工作岗位，并在美国打造了数十亿美元的市值。
现在，硅谷正和过去一样，是由移民建造并维持的。
1970 年的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图片由英特尔提供。
变革
上面的内容都有着很重要的延续性，但变革对于这一区域的长盛不衰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十年来，硅谷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彻底改造，只要快速浏览一下这一区域新兴的或者领先的技术，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1940 年代：测量仪器
1950、60 年代：微芯片
1970 年代：生物科技、使用芯片的消费电子产品（个人电脑、电子游戏等等）
1980 年代：软件和网络
1990 年代：互联网和搜索
2000 年代：云计算、移动产业、社交网络
对冒险的崇拜、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的故事、在数据显示了相反的证据时依然坚信失败能教会人们重要的商业经验——这些硅谷给人的感觉并没有改变，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着美国西部对淘金热和狂野西部的比喻，在硅谷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比喻：颠覆（Disruption）。
“颠覆”的观念，大概是基于 1942 年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先提出的一些想法而产生的，他说，小公司（通常是拥有技术的小公司）可以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并完全重建一个看起来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基本上不会被变革所改变的行业。所以，Uber 正在颠覆出租车行业，Airbnb 正在颠覆酒店业。从本质上讲，颠覆的故事和西部传奇是一样的：一种新的方式横空出世，把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带向了更好的方向。你可以听到同样的主题：冒险、反正统的思考、机遇和冒险。这只不过是旧瓶子里装着的新酒罢了。
向新的语言的转变，可能可以反映出移民在今天的硅谷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地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上班族所具有的文化背景里，都没有孕育出牛仔和开拓者。这些移民甚至都不会向西去到硅谷，他们会去东部或者北部。在这种文化转变中，美国西部的象征将坚持多久，是一件颇值得关注的事情。我打赌它正在逐渐偏离硅谷文化的核心。
在过去的十年里，硅谷文化一直在发生着别的新情况。反正统的小家伙现在已经成了正统的大家伙。苹果公司和解了一桩反托拉斯诉讼；你正在听说 Facebook 或者Google 这些硅谷公司正在收集美国公民的大量数据，有一些还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手里。当硅谷公司开始像苹果公司 1984 年那个著名的 Macintosh 广告里那样，像一个老大哥一样注视着你？
关于未来的短暂假象
通过把硅谷定义为一个物理上的地址，我开始了以下这些思考。经常有人问我，在一个移动科技的时代，互联网和网络连接只会变得更快，那么地点将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呢？你在哪儿还有没有意义呢？换句话说，地区是不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概念？
我认为，就科技创新而言，物理上的地址将继续有意义。接近性是很重要的。在人们开电视电话会的半个小时里，是无法产生出创意的。重要的工作可以远程完成，但那些会带来真正突破的对话却往往会在无意之间迸发出来。人们会在大厅里、咖啡店里、做礼拜时、健身时，或者站在场边看孩子踢足球时遇到彼此。
正是因为地址将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硅谷未来最大的威胁既来自美国，也来自美国以外。硅谷的创新经济依靠的是它把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都吸引到自己这里来，他们才是硅谷得以不断创新的“刷新”键。如果硅谷失去了对这些聪明人的吸引力——也就是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下滑让他们的孩子无法得到好的教育，如果房价依旧像天文数字那么高、不到一半的初次购房者连价格处于中位数的房子都买不起，或者移民政策使得想留下来的高技能移民很难留下——那么硅谷和美国经济的地位就将受到威胁。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硅谷收入最高者和收入最低者之间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中低技能工作长年不变的薪资水平，还有就是，在硅谷，具有同等受教育水平男性和女性相比，男性总是比女性挣得多，而且情况一直如此。另外，根据硅谷合资企业协会的报告，在今天的硅谷，挣得最少的少数族群比挣得最多的群体少挣 70%。带着对乔治·奥威尔的歉意，赤裸裸的现实是，就算是在硅谷大肆吹嘘的平等主义文化中，一些人也还是比其他人更加平等。
另一个威胁，是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还在持续下降。对于企业开发产品来说，风投资本是很重要的，但联邦政府也依然在资助着美国很大一部分基础研究。硅谷对这些基础研究的依靠程度是很高的——《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 iPhone（No Basic Research, No iPhone）》是我看到的一份说美国研发现状的最新报告的标题，我很喜欢这个标题。今天，在经合组织各国总的研发投入中，美国的支出排在了第 10 位，它衡量的是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美国的这个数字在2.5% 到 3%之间。这比 10 年前下降了 13%。而无论在绝对值上还是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上，中国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在研发上的投入预计都将超过美国。
全世界的人都想复制一个硅谷，但没有人成功。
也没有人能成功，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包括今天、2015 年的硅谷自己——能再造一个融合了学术研究、科技、反文化理想和加利福尼亚式的淘金热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吸引了一批特别能容忍风险、又真的没什么好失去的人。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企业家只想挣钱，而还有一些人在有意地努力“回馈”硅谷，这才让这种文化变成了永恒。
打造另一个硅谷的努力可能注定会失败，但对于其他地方的区域规划者来说，这也未尝是一个坏消息。高科技经济并不是零和游戏。21 世纪的全球化科技经济规模足够大、也足够复杂，在未来的 10 年里，会有许多其他地方相继崛起——如果面临的威胁得到认真对待的话，其中也会包括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