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的集权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严格意义上讲，封建和集权是两个矛盾的词。封建意味着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或国王，要把领土分给诸侯或家臣，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兵权，收入和地方影响力；而集权意味着所有权力应把持在中央政府或最高统治者手中。自秦统一六国起，一直到明朝，诸侯制一直断断续续，改朝换代中军阀割据屡见不鲜，但集权制却一直在发展，最终变成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版本。但其中集权体制最关键的形成阶段，在宋明之间。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如此评价宋朝：体制上没有大的建树，基本继承唐朝。但宋朝终究在集权制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削弱相权。唐朝的中央政府是三省六部制，相当于丞相的职能分成三份。三省中，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送交皇帝，皇帝画押后变敕，送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若通过送交尚书省六部执行，若不能通过返回中书省重拟。宋代的三省制有别于唐朝在于，唐朝的皇帝不但自己不能单独写圣旨，连修改或通过圣旨的权力都没有，只不过在圣旨上画押而已，这个体制有效防止丞相专权，却有效率低的问题；而宋朝的中书省不是直接写政令的草稿，而是写意见书给皇帝，经过皇帝的修改和最终决定成为敕令，交给尚书省六部执行，所以宋朝的中书和门下省逐渐变成皇帝的顾问，从而削弱了相权提高了皇权，到了明朝朱元璋干脆把中书省和门下省一并废除，一概大小事务都由皇帝决定，从而使皇权达到顶点。

相权的废除，终于使得明清的中央政府出现体制上难以根除的弊病。明朝中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两位打仗得天下的皇帝有精力外，其他的皇帝对于管理中央政府都力不从心。皇帝也是人，没有精力管理一切事务，于是设立内阁大学士当顾问写意见书，更懒的最后就让太监决定圣旨。清朝又设立一个军机处，于是本来可以公开讨论的政令到清朝就变成暗箱操作了。本来三省制度分割相权，避免了权臣把持中央政府，三省废除后皇帝的顾问集团却反复重新形成一方权臣，难以根治。

集权制的另一大形成要素在于地方政府的式微。唐朝在郡县两级制上，设置“道”，刚开始只是中央官员下派地方巡视监察，到后来变成地方一级官员。到元朝时，蒙古人为了方便统治被征服的中国领土，在道(宋元称为路)的基础上又设立行省，行省为行中书省的简称，本质上是一个地方上的中央政府，明朝将其继承下来，逐渐成为今天省级制度。

道的设立是为了方便一个区域内部的管理，而行省是为了方便统治。比如南京在宋朝是江南东路的行政中心，下辖今安徽长江南岸的芜湖，铜陵，池州和江西的九江。江南东路的合理性在于，辖区都在长江南岸，商贸往来方便，同时九江，池州，芜湖在长江上游是南京的防御屏障。而把九江划给江西，把芜湖，铜陵和池州划给安徽，等于剥夺了南京的上游屏障，因为江西和安徽不在江苏的军事管辖中。明代行省制的另一个不合理处在于，明代相比唐宋，其总人口并没有大幅增加，增加地方行政级数并不能提高行政效率。而清朝将明朝的行省制度基础下来后，在县府道省四级上又增加巡抚和总督两个常设地方官，更加剥夺底层地方官员的权力。

中央增加地方官员的级数，虽然巩固了中央集权，但也削弱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底层的地方官员想上报情况给中央政府，需要经过一级级的上司审批。更加危险的是，中央官员被下派监督地方官员，到最后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对峙中央，如东汉末的州牧成为地方诸侯，唐代边疆大将兼任刺史变成蕃镇节度使，元末的各行省中书令或尚书令变成诸侯，辛亥时的地方巡抚总督倒戈清朝。

如何看待封建集权制的种种问题？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病上加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