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有多牛”：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

雨后，从九号院拍到的北海的白塔

知乎上有个很热门的帖子“北京协和医院有多牛？”超过7.4万人关注，被浏览接近1.5亿次，将近3000个回答。

回答基本指向两个方面：①患者的眼中，协和医生医术高超；②同行的眼中，协和医生尽职敬业。

这样的答案并不意外，作为常年在各大医院排行榜上占据榜首的协和，医术高超和医生敬业当然是意料之中。但这是不是“牛”的全部含义？

建校100年里，协和引以为傲的“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只培养了不到3000个毕业生，平均每年不足30个。如果把协和的牛局限于医术和敬业，相对于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而言，这种牛的意义显得非常有限。

应该有不少人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部协和史，就是半部中国医学史。”在我看来，这个说法用来描述协和的“牛”也许更为贴切。

1917年协和建成，将中国现代医学从几乎零基础直接拉升到世界顶级水准。更重要的是，协和自建成起就将这种顶级水准不断推向整个国家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这是个非常漫长、庞大、复杂而又抽象的过程，让一般人难以把握。

最近，我尝试做了一点简单的资料整理，试图从一个非常小而具体的视角去理解究竟什么是“一部协和史，就是半部中国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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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搜集资料时，注意到一家医院，叫中和医院。“中和”是这家医院建成迄今全部7个名字中的一个。

1915年春天，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会议室举行了一次诸多北洋政府高官参加的会议。

出席者有财政总长周学熙、内务总长朱启钤、外交总长曹汝霖、司法总长章宗祥、国务院秘书长林长民、交通部顾问王景春、陇海铁路局督办施肇曾、京师警监吴清连等，以及直接推动这次会议召开的人伍连德。

伍连德成功说服周学熙兴建一家新式综合医院，中央公园会议正是这家医院的筹备会议。1916年正式动工，1917年12月完工，1918年1月27日正式开业，北京中央医院成为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兴建的新式医院。

但中央医院建成后发展得并不顺利。参与医院筹建者之一施肇曾在医院落成后不久即任命自己“院董”，掌握了管辖医务总办活动的权力，并将自己的长子安排进入医院负责运营管理。

这样的安排等于架空了过去三年里一直事无巨细筹备中央医院的“荣誉医务总办”伍连德。无奈之下，伍连德辞掉医院职务息隐于西山八大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被迫关闭，反倒成了中央医院发展的转机。钟惠澜、林巧稚、谢元甫、谢志光、关颂韬、孟继懋、司徒展、周华康、冯传汉、曾宪九、张乃初、吴阶平、马永江、李温仁、林剑鹏、田雪萍等大批协和著名专家和中青年医生来到中央医院。

冯传汉后来撰文回忆：“由于医护水平高，管理严格，病人慕名而至，称中央医院为‘小协和’。”

1946年，中央医院更名为中和医院，钟惠澜、关颂韬为正副院长；1950年4月政府接管后更名为中央人民医院，钟惠澜、孟继懋任正副院长；1956年，医院更名为北京人民医院，1958年，医院又更名为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1985年，医院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2000年，医院更名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名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的发展历程给了我一个启发，还有哪些今天著名的医院在其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中，协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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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夫人怀孕的时候要经常去妇产医院做孕检，所以我对妇产医院门诊大厅那尊林巧稚的塑像印象特别深。

林巧稚是协和医院非常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但我当时对她是怎样成为北京妇产医院首任院长的经历并不熟悉。

1955年，北京儿童医院落成。时任北京市长彭真马不停蹄又来到协和医院找到林巧稚，北京要在儿童医院旁边再建一座妇产医院，希望林巧稚参与筹建。

林巧稚没有立即答应下来，但对建院地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妇产医院最好建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地方。”

在亲自穿大街越小巷寻觅一段时间以后，林巧稚看中了一个叫骑河楼的街道。地点选中后，筹建组成立，陈本真成为负责人，但林巧稚全程参与了医院的规划设计。

三年后医院落成，林巧稚成为妇产医院首任院长。此时执掌新落成的北京儿童医院的，则是高林巧稚两届的学长诸福棠。

1942年，协和被迫关闭后，诸福棠与吴瑞平、邓金鎏一起成立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诸福棠任院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彭真到医院看过拥挤的门诊部和医院设施后，同诸福棠商议要建一座大型儿童医院。随后，诸福棠、吴瑞平、邓金鎏决定把医院无偿交给国家。

1951年，新院地址定在复兴门外，诸福棠全权负责新院筹建。1952年，副市长吴晗代表政府接受了诸福棠的医院，并更名为北京市第二儿童医院。1955年儿童节，第二儿童医院新大楼落成。直到1994年，医院正式更名为我们今天熟知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同一时期，孟继懋成为北京积水潭医院首任院长，邓家栋在天津建立了血液学研究所，徐荫祥创建了北京耳鼻喉医院，宋儒耀参与筹建整形外科医院；吴英恺则在上世纪50年代先后筹建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后，又在30年后创建了北京安贞医院。

不止于此，包括解放军总医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肿瘤医院、儿科研究所等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都有大量协和人参与其中。

这种参与并不局限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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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被迫关闭后，一批专家来到了天津，两家新的医院由此应运而生：天和医院和恩光医院。

施锡恩、张纪正、方先之等人来到天津后计划筹建“天和医院”（天津的和协），但缺少场地和设备。幸运的是，军火商雍剑秋将西湖饭店停业并以优惠的价格租给了这些协和医生，天和医院由此诞生。

金显宅、卞万年、卞学鉴等加入的恩光医院，最早则是陈善理创办的一家私立妇产科医院。但陈善理后来退出，几位协和名医每人出资5000元把医院买了下来。

建国后，天和医院、恩光医院与华北纺织局第一医院、邮电医院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金显宅在加入天津市人民医院以后，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肿瘤科；柯应夔倡导并参与建立了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方先之1944年创办的天津骨科医院，则发展成了今天的天津医院；天津市儿童医院成立了后，范权成为首任院长；今天著名的天津医科大学前身天津医学院创建于1951年，朱宪彝为首任校长。

这里有个稍微八卦一点儿的桥段，当时从协和去天津的有两对夫妇：

一对是赵以成、汪培娲夫妇。赵以成在1943年后迁居天津，建国后任职天津医学院，后来调回北京成为北京宣武医院首任院长；这一时期，赵以成接连患病，周恩来总理嘱汪培娲照顾赵以成。于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汪培娲辞掉所有职务，一心照顾赵以成。

另一对是虞颂庭和俞霭峰。虞颂庭是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天津医学院创始人之一、终身教授；夫人俞霭峰则是我国著名妇产科学家，天津医学院妇产科创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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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培娲同级的林飞卿嫁给了高自己三级的学长荣独山。1947年，荣独山、林飞卿加入上海国防医学院，分别担任放射学和细菌学组的主任。1949年，荣独山夫妇拒绝去台湾，于同年9月受聘加入了上海医学院。

上海医学院成立于1927年，当时请来了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颜福庆任首任院长。建国后，经过一系列的更名、合并，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在上海医学院任职的还有黄家驷，在中山、华山医院建立胸外科，并在建国后组建了上海胸外科医院；李鸿儒，1935年初就聘于上海医学院附属红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1956-1984年任华山医院院长；张去病，建国后担任上海肿瘤医院放射科主任；以及上海第一医学院流行病学家范日新，开创中山医院泌尿外科的熊汝城，妇产科专家司徒亮，儿科专家徐苏恩等。

除了上海医学院，林飞卿的同学苏祖斐在1937年与富文寿共同创办了难民儿童医院。1953年，医院与上海市儿童保健院合并，更名为上海市儿童医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上世纪30年，与林飞卿一样同为儿科专家的钟世藩则在南京任职。1936年10月，钟世藩的儿子在南京中央医院出生。因医院地处钟山以南，钟世藩为儿子取名钟南山。

1946年，钟家迁居广州。1948年，钟世藩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1949年，钟世藩同样拒绝去台湾，全家留在广州，并于1950年将医院移交给了继任院长陈汝棠，就是今天的广东省人民医院。

1960年代，钟世藩获评国家一级教授，成为当时中山医学院八位一级教授（人称“八大金刚”）之一。八位一级教授中，还有钟世藩的协和校友秦光煜、周寿恺，以及当年协和放射科的主任、我国放射学的奠基人之一谢志光。

此外，从协和来到广州的医学专家还有病理学家汤泽光、消化病专家陈国桢、泌尿外科专家卢观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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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你会发现本文几乎已经成为一篇漫长且漫无边际的流水账，而且实际上还有很多值得书写的对象，比如筹建重庆大学医学院的陈志潜、筹建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王季午，以及抗战期间筹建贵阳医学院的李宗恩、执掌湘雅医学院的张孝骞等。

你应该早已经看出来了，作者在本文开头所提到那个理解“一部协和史，就是半部中国医学史”的视角，其实就是梳理历史上协和的教师、学生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参与我国重要医学院、医院筹建或专科筹建的过程。

作者虽然在开始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切口，但随着行文的展开却逐渐发现，这样的梳理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文肯定是管窥一豹，但我想它依旧可以让人们粗浅的理解“一部协和史，就是半部中国医学史”的意义。

在为本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协和的老校长巴德年院士在协和建校百年时曾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巴德年校长在文中做了一段类似的梳理：

从协和到北京医科大学(北医)，成为北医的学术领袖的有：胡传揆、吴朝仁、王叔咸、马万森、刘家琦、陈景云、冯传汉、严仁英、王光超、吴阶平，以及朱洪荫、关颂韬、孟继懋等。

从协和到上海医科大学(上医)，成为上医的学术领袖的有：荣独山、徐苏恩、林飞卿、李鸿儒、范日新，以及沈克非、陈翠贞、颜福庆、林兆耆、戴自英、张昌绍、徐丰彦、崔之义等。

从协和到天津，成为天津医学史上最著名的医师有：施锡恩、朱宪彝、卞万年、金显宅、范权、方先之、司徒展、赵以成、俞蔼峰等。

从协和到中山医科大学(中山医)，成为中山医的学术领袖的有：汤泽光、秦光煜、钟世藩(钟南山的父亲)、陈国桢、周寿恺、卢观全等。

从协和到四川，成为四川的医学学术领袖的有：陈志潜、原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曹钟梁(曹泽毅的父亲)(1935—1937)协和进修。

从协和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一批批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领袖，也为这些顶尖的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重大贡献的有：刘永、周金黄、俞焕文、蒋豫图、李耕田、陆维善、叶慧芳、吴蔚然、杨友凤等。

朱章赓、刘瑞恒、林可胜和沈克非都曾在国民政府任过卫生部部长或副部长，朱章赓还曾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并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筹建人之一。刘瑞恒创立中央医院、中央卫生实验院，兼任两院院长，并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林可胜1947年担任国防医学院院长。1948年兼任卫生部部长。

除此之外，巴德年校长还在文中列举了更多名字，更多医生、教授和管理者。而他开宗明义的点出了列举所有这些名字的意义，我觉得能更好阐明本文的立意：

他们经历过战乱，各种政治运动，也经历过协和历史性变迁，他们服从组织，艰苦奋斗，成为一代名医的同时，为协和传承、为国家医学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和桥梁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