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

一、中国青铜时代

在西方史学界，青铜时代（Bronze Age）这一个名词由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 1788年12月29日－1865年5月21日）提出，他将博物馆藏品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他认为，青铜时代是：

"以红铜或者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器具的时代。"  ————《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yndighed》

作者根据以上观点，来考察中国青铜时代文明是否也符合这些观点。

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南二里头文化，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已经具备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块范铸造法，铜锡合金，与贵族有关的礼器与兵器。并且出现了显而易见的贵族-平民阶级的划分，这有别与山东大汶口以及齐家文化的简单阶级分化。关于二里头的断代问题，后文会有详细论证。

为了维持这一体系，中国古代社会采用了三个关键制度：昭穆制，宗法制，封建制。在这三种制度相互作用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组织体系和政治体系，体现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

祭祀与战争，均将青铜器推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篇中指出：

>“青铜便是政治权力。”

《左传》也表明，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是贵族统治合法性的象征：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左传 宣公三年》

作者认为，国家不是单独产生的，至少在中国，国家是在一个多成员的网架中出现的，就好比夏商周三代，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抽象的国家划分，三者是平行存在并且相互竞争的。

西方史学界对于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中心概念主流理解是：城市革命的产生是因为生产技术与贸易的进步所造成的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进一步分化[^在《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戈登.柴尔德（V.Gordon.Childe）举出了十大城市标准]。 

而根据中国考古学的资料来看，中国城市的出现则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工具化与象征化，“作邑”是政治行为的表现。夏商周三代屡次迁都很可能与寻找青铜矿源有直接关联，而青铜矿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室的政治力量，其中夏代都城分布与中原铜锡矿分布区几乎完全吻合。而中华文明城市的雏形可能可以上溯到龙山文化晚期。

中华文化的考古资料是对世界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分析普适性问题的很好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