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西南联大的数学家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许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


中华读书报:

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上学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编辑 ∑Gemini

来源:和乐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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