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禁用“香港制造”标签背后：除了首饰钟表，香港还剩下些什么？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ID:i-caijing）

文｜《财经》特派香港记者 焦建

编辑｜苏琦

二战后香港产业结构两次转型，主要是在外部因素推动或刺激下，根据自身比较利益在市场机制下调节的结果。技术进步的影响力不算重要，导致其产业结构存在短板。

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香港制造商将没有竞争优势的环节转移。多重产业选择下，能打上“香港制造”标签的，仅剩首饰、钟表等为数不多的几类。图为香港葵青货柜码头附近的工商业区。《财经》记者 焦建/摄

时至今日，“香港制造”并不只是一部港产电影的片名，还是部分产自中国香港特区的珠宝、食品与药品等产品在出口前会被贴上的标签。

在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音“村”）等多处以工业邨命名的地方，除高端印刷、生产每日香港本地人所食用的快餐等快消商品的厂商外，亦有部分厂商仍然在生产用于出口的珠宝、钟表乃至高端电脑的主板、精密电子元件等产品。

“香港制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港人的灵活、创意与努力。但按照8月11日时美国政府发布的公告：从下月底开始，依然在中国香港生产的商品，虽可继续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代码“HK”为原产地通报评税，但将不能继续标示为“香港制造”。

“如果一个产品是在香港制造的话，它可使用‘香港制造’的标签，正如一个产品在中国内地、美国或世界各地制造，（标签）应该反映制造地。国际之间亦有一套互相尊重、具法定地位，有关产地来源的规矩。这种……做法既无视了事实，亦混淆市场，更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之间产地来源的规矩。我们就这方面严厉谴责和强烈反对。”8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刊登了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与主要商会举行会议后的发言。

据香港特区政府相关统计：2019年香港对美国出口额为3040亿港元，当中近8成是中国内地经香港转口美国，只有大约1.2%为本地制造出口货品，诸如珠宝首饰、食品、药品等。

一系列数字代表多重含义：上世纪50及70年代的两次经济转型，既令香港形成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基础，也使香港制造出现了由快速崛起到不断外迁的结构性变化。作为国际金融商业中心、航运中心，香港曾经的全球轻工业生产中心的角色是如何发生改变的？“香港制造”还有没有再次振兴的可能与途径？

金字招牌

上世纪80年代，制造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比重维持在20%以上（1985年制造业比重22.0%，金融业则为69.5%），表现为相对平衡的产业结构关系。这与之前数十年的发展与积累有关：

从1841年到1951年间，进行转口贸易曾是香港的主要产业定位。香港的工业化，则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加速。在此前后，香港原有工业大半是传统工业，且以手工业为主，主要是供给民生日用需要。比较新式的门类则包括船舶建造及维修、罐头和汽水等食品、纺织、金属加工、胶鞋等，部分产品出口。

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是以各类贸易型轻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工业化带动了香港经济迅速腾飞。港人刻苦拼搏，做事反应快够灵活，是成功将“香港制造”打造为享誉国际品牌的主观条件。但其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一系列外部条件：

一，1950年前后，上海和华南地区大量资本、机器设备以及熟练工人前往香港，其中有不少企业家及技术人员，带来了资本、人才和技术（比如，一些上海纺织商人将机器搬到了香港设厂经营）。原来倚重转口和商业的香港，在资源组合上起了重大变化，具有发展工业的条件；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实施禁运，则一方面使得香港的转口、航运、金融等相关服务业受到严重影响，加速工业化发展成为必选项。1954年时，香港的贸易总值受禁运等因素的影响，相当于1951年的63%。1953年，香港出口总值中有30%是香港制造的产品，70%是转口商品，到1959年时，前者变为70%，后者则变为30%；三，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基础都被摧毁，供给严重短缺；四，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需求不断上升，向外进行产业转移，香港适时采用出口导向战略，抢占了先机。

1967年时，香港工厂有1.1万家，“价廉物美”、“品质可靠”，是香港制造的特色。从产业门类来看，香港主要发展出纺织品、电子表、电子收音机、塑胶玩具及塑胶花等产品，后者因发展速度飞快，故被单独统计为一类工业。相对戏剧化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假发工业，到上世纪70年代初时的雇员近2万人。

上世纪70年代后，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香港基本上已实现充分就业，其他各行各业的扩张，也使得制造业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小龙此时发展速度及工业化程度仍稍慢于香港，因此竞争力较高。

看似可能的一条突围渠道，是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带来的技术及资金限制，也使得香港的大部分企业（并非全部）实际上相对很难也并不太情愿通过技术升级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香港本身的市场狭小，缺乏自然资源，要倚重大量外来投入才能支持工业发展，没有发展重工业的条件，决定了其工业发展路径是走出口导向型道路（所需资金较少、发展速度快、技术要求低的轻工业产品），以劳动力密集的工业产品换取资金回报。这就使得小型企业（1至49人的企业）在香港制造业结构中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1951年，小型工厂占全香港工厂数的79.7%，占雇员总数的26.2%；到1978年，相应的数字则是92%和41.1%。

企业规模小，生产容易调整，能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改变产品品种和规格型号，以销定产。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相关产品的出口占了总出口数量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的比例；弊端是中小企业的资金和技术不足，技术升级困难。因一直采用自发生长的产业路径，香港的中小企业习惯通过各种途径解决发展所依赖的资金；虽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时就有工业界代表提议政府成立工业银行协助工业发展，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客观形势没有变化，香港会随着70年代的途径发展，经济会变得多元化，工业也会升级，但限于本身的资源，在方向上不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因而在经济结构上的调整也只可能是缓慢的、逐步走上升级的阶梯。”上世纪90年代初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如此进行过设想。

前店后厂

1978年9月，东莞虎门镇，一家名为“太平洋手袋厂”的企业在该镇解放路7号正式成立。根据当年8月30日签订的建厂合同规定：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材料及产品外销，当地相关部门则负责工人及厂房。

这家排序“粤字001号”、作为珠三角乃至中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揭开了香港中小企业投资内地的序幕。自此开始，香港的资金、技术、贸易渠道乃至生意理念的不断涌入，一方面通过“前店后厂”模式带动珠三角地区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另一方面，也令香港成为了外资进入中国最重要的门户和桥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渠道，乃至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及走向海外的重要桥头堡。

“上世纪60年代左右时，香港经济发展水平与广州接近（许多领域由于规模小甚至不如广州）。但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香港的国际贸易及出口加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并深深融入珠三角地区，成为全球供应链在亚洲的枢纽，为中国内地引进了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将在内地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会长肖耿曾对《财经》记者回忆称。

从成本角度来看，当时香港电子工业主要以消费电子产品为主，产品技术要求不太高，国际竞争激烈，不断降低成本至关重要。除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之外，深圳、东莞乃至珠海等珠三角城市因毗邻香港，没有语言及文化方面的太大障碍。香港厂商可以经常往返，方便管理其在当地的投资。在经营上，港商也可选择独资、合资、“三来一补”等等多种形式。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港商对以珠三角为主的制造业投资总额，已超越其对东南亚的投资。

借此机会（西方主要市场萎缩、亚洲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竞争激烈），香港经济结构开始了日趋多元化转型的新阶段。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为止时，香港经济逐渐从从原来的出口和制造业变为由港口带动并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作为这一阶段成果的几个主要标志，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稳定，地产和旅游业也开始成为其支柱产业。

香港又把握住了多重宏观机遇：一，同期出现全球金融自由化及发展中经济体崛起趋势，香港迅速破除政策壁垒，积极利用产业及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自由贸易港；二，这一阶段亚太区域内的多个经济体也实现了快速发展，东亚时区内需要有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提供服务；三，上世纪80年代，香港转口贸易全面复苏。转口贸易不包括转运，转运不经清关手续，香港只提供运输等服务。转口货物则要经清关，香港客商收到商品后再分销到全球各地，可能会进行简单处理，比如拆分包装等（不包括加工），可获一定贸易利润。

更重要且延续至今的宏观背景，则是中国内地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为香港的发展与繁荣带来新发展空间和机遇。“香港从一个转口港变成一个制造业中心，再变成一个服务于制造业活动的后援部队，就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封闭和对外开放所促成的。”在1997年时出版的《香港优势》一书中，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竞争力专家米高·恩莱特（Michael J.Enright）教授就曾如此分析。

此次转型为香港带来了至少两方面的持续影响：其一，强化了其作为亚太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及航空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奠定了其延续至今的经济竞争力；其二，与珠三角地区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带动香港贸易逐渐变为以来自内地的货物转口贸易为主，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各类“中心”的地位。

几十年之后，如何全面认知此次转型，仍是香港经济研究中一个未有定论的话题。长期研究香港经济的学者冯邦彦曾指出：二战后香港产业结构两次转型，主要是在外部因素的推动或刺激下，根据自身比较利益在市场机制下自动调节的结果。“技术进步在其中的影响力不算重要，这直接导致了香港产业结构的缺陷和问题。”

“经济发展要经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把创新驱动按照狭义的科技创新来理解的话，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是跳过了这个阶段，直接跨越到了财富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发展动力衰减乃至不足，香港应适度‘折返’，强化创新引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亦如此对《财经》记者解析。

作为贸易、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及地产为经济发展主导的全球服务业枢纽，意味着香港经济的“外向性”特征尤为明显，极易受到外部风吹草动的影响。以金融服务及旅游、零售为主的经济结构，也使得香港日益面临“低产值，高就业；高产值，低就业”所带来的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由经济因素导致的社会问题。

反观深圳：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总量只有香港的千分之二。截至1994年，深圳对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仍主要依赖香港。深圳外资企业90%由香港商人创办或与港商合办，实际投入外资70%来源于香港，深圳产品出口80%以上靠香港间接外销。因深圳外向型经济发展相对欠成熟，深圳1994年经济总量才达到香港1979年水平。

深圳对“三来一补”企业免税三年和只按工缴费征收流转税的优惠规定，成了拉动港商兴办“三来一补”企业的驱动力。因可利用珠三角生产基地进行粗放加工产生增值收益，也使得香港工业技术无法明显提升。香港企业继续发挥了其“短线经营”的优势，通过灵活性降低固定资产及长线投资。“我们转移的是我们懂得怎样去做的，如果我们不能在新型高科技工业方面取得地位，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转移？”一位港商曾如此形容。

对深圳而言，第一次结构转型力推的“三来一补”模式，解决了其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并培育了大量产业工人及部分管理、技术型人才，但也使得其产业环境客观上限制了高技术产业的培育及成长，使得深圳一直被扣上了“山寨之城”、“寨都”等名号。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里，深圳通过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科技创新路线图，推动深圳产业向全球创新链、价值链上游攀升。

再工业化

在最高峰时，制造业占据了香港本地总产值的30.8%和就业人数的40.8%，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抓住前两次转型机遇后，香港已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很少有人去关心及探讨经济结构转型等宏观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制造业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整体向下趋势，在大部分年份中制造业的增加值都是负增长。

“香港经济如何进行第三次升级，迈向高增值经济”这一话题真正在香港引起广泛讨论，应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目的旨在解决香港的产业结构偏狭、传统支柱产业优势渐失、发展无长远规划等一系列问题。

当年，香港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剩6.5%，已出现“空心化”危机，经济增长动力不断受到削弱，并出现楼价急跌、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财政状况恶化等经济社会问题。社会各界普遍感到：香港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需要调整过于依赖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这场讨论主要关注的话题之一，是香港经济的战略定位是城市型经济体还是独立经济体？从当时的国际比较视野看：世界竞争力较强的中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芬兰等，其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大致为35%的工业和65%的服务业。同时，还掌握某一两个工业领域的领先技术，拥有若干传统的高附加值品牌。

如定位为一个中小型的独立经济体，香港这种过分依赖金融等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但如定位为城市型经济体，香港需要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无需过分关注产业结构的平衡。因当时香港已回归祖国有所依凭，不少意见倾向于后者。

尽管如此，各方也普遍将认识到：仅凭金融服务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存在周期性起伏，极易受到外围经济环境的影响——难以支撑起整个香港的稳定发展。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前述的战略定位问题逐渐由“二选一”变为如何“合二为一”，各方对问题的认识也深化为两个主要方面：

其一，金融等服务性产业是一种“虚拟产业”，必须要有其他互补性产业和庞大的经济腹地来支援才能正常发展。香港需进一步深化与珠三角等地区的合作关系，增强彼此间互补性；

其二，香港也应借助本地科技研发资源优势，适度推行“再工业化”。它们逐渐成为近十余年来香港一系列有关规划及安排的“主旨思想”。

亚洲金融风暴后，推行新产业政策的大方向，在香港各专业及政治团体中已有共识。香港特区政府也一改以往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政策，先后多次成立相关委员会，订立不同的新产业政策，如“创新科技委员会”（1997）、“经济机遇委员会”（2008），以及“经济发展委员会”及“金融服务发展委员会”（2013）等，目的均是推出比较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入创新科技等产业以创造经济增长点等。

“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工业北移。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低收入生产模式，已不再适应香港长远发展。一方面，香港因生活水准高企，和临近地区相比，早已失去了依靠低工资的竞争条件；另一方面，若试图通过拉低居民收入去维持香港竞争力，这个想法既不实际，也不能保障市民的整体利益。香港工业北移，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已向我们指出必须行走的路径。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只能向高增值发展。”1997年10月，时任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称。

这被普遍认为揭开了香港经济结构第三次转型的序幕。但梳理香港其后二十多年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各届香港特区政府均推动的创新及科技产业为例：其对经济总量及就业的贡献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8年时，其GDP占比为0.6%，时至2016年，占比略升至0.7%。

这可能也部分折射出了香港在几十年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即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受市场机制诱导，政府只起辅助作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香港政府将经济政策修订为“积极的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即除非有明显证据证明市场失效，否则政府对私营企业不作任何干预。干预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对货币政策和外汇市场进行控制；二，管制金融部门；第三，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包含教育、医疗服务及提供公共住房；第四，发起产业和经济咨询委员会以便与私营部门在经济政策上保持对话。

学者斯蒂芬·哈格德则在《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中则分析：在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必须由国家来执行的重要职能，在香港则由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银行机构执行。这些职能包括在市场营销甚至产品设计中的长期借贷和扶持。“香港可能不符合纯粹市场经济的抽象模型，但它至今仍维持着世界上最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在微观层面，除土地政策外，香港从未努力通过政府贷款、保护或补贴来引导产业。政府也不提供有目标的财政激励；征税也只是为了财政收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一系列CEPA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和实施，从2004年起，香港制造业萎缩的局面有所缓解，创造的增加值在2005和2006年实现了微弱的增长（CEPA协议对原产于香港的产品最初时的政策是零关税种类增加，到2006年1月1日起，则对所有原产香港的产品实施零关税，并进一步放宽了在原产地和产品增值标准方面的要求）。

出现这种局面，是因CEPA协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优惠关税政策，引导制造业回流香港，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CEPA协议能够给予制造业的优惠达到顶点后，后期的安排开始偏重于服务业。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工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于1980年为22.5%，是香港经济支柱之一，此后连年下跌至2017年的1.1%。从规模看，香港制造业大部分仍然属于中小企业，2006年制造企业共有13165家，平均每家的就业人数不到12个人，规模在100人以上的企业数量只占全部制造企业的2%。制造业薪资水平偏低，近年来平均劳工收入在主要行业中仅略高于饮食和酒店业。

2017年时，本届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就任后也积极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其于2018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拨款40亿元推行“再工业化”，包括成立“再工业化资助计划”及改建工业大楼，希望推动香港的再工业化进程；2020年8月10日，履新刚百日的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则对港媒提及其在任内的期望之一，就是通过创科产业推动经济。

湾区机遇

2019年2月18日傍晚，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雏形，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合作。这种产业合作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合，从制造业走向服务业，再延伸至各个产业。由此形成了今天的产业链和经济功能在港澳和珠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分工形态，城市群也由此崭露头角。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小云看来：产业合作是产生和发展大湾区城市群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

而如前述纲要所言：香港将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大湾区将成为推动香港再度转型的原动力。大湾区超过6000万个消费者的‘本地’市场将大幅度扩大香港的产能规模，香港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将有更多渠道对冲主要海外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同时，工业形势将彻底改变，香港和珠三角的数码供应链将发展为世界领先的数码生产区域之一，香港持续承担连接角色，协助数码生产能力与国际接轨。”在2019年3月举行的一次相关论坛上，米高·恩莱特教授如此指出。

并非所有人都积极乐观：港粤之间先是形成“前店后厂”分工模式，随后又逐渐以“厂店结合”打造出了“广东制造·港澳服务”的新合作模式。前一阶段，香港在各个方面都有优势。随着内地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向科技创新及装备制造业等领域迈进，香港在部分领域出现了“产业脱钩”的现象，如何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产业链分工，衔接多地之间的产业资源，存在挑战。

张玉阁则建议：香港应实现“双转型”：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为“金融加科技”的中心，从单一城市向城市群发展。在此基础上，香港可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城市，并积极发展一系列“中价值、中就业”的新型产业，夯实社会发展基础；此外，则有意识地从单一城市向城市群发展迈进，比如如何与深圳形成“特别行政区+先行示范区”的功能叠加和优势互补，共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主引擎”，引领和带动区域发展。

“在此之前，香港与国际的沟通和联系非常强，但与珠三角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仍有一定边界，有香港学者提出所谓的‘有边界的全球化城市’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香港应积极推动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尽可能减低‘边界效应’，促进要素资源顺畅流动，弥补自身产业结构单一不足。”张玉阁称。

从香港制造角度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本地产品出口发展已不太受到关注。在高工资、高地价的压力之下，为数不多的本地产品必须通过技术升级或高货值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有席位。在这一过程中，香港制造商将生产流程切块，将没有竞争优势的环节转移，通过再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

多重产业选择下，能打上“香港制造”标签的，仅剩首饰、钟表等为数不多的几类。据香港工业贸易署数据：2019年整体港产品出口美国约37亿元，占7.7%。同年港产品出口总货值为477亿元，“杂项制品”内“首饰、金器及银器，及其他宝石或半宝石制成品”为最大，占总货值的20.7%。

以钟表为例，亦有相关产业人士对《财经》记者指出：目前香港在定制化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包括设计、制造、组装、包装等环节可在香港完成。

短期来看，香港本地中小生产商或成为新标签政策的主要受影响群体，其未必有能力将生产线搬至东南亚，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亦难通过加价来将成本转嫁给海外消费者。香港一位相关人士对此也称，新政策可能会使得贸易商们“tell a lie（说谎）”。

本文为“香港经济脉络”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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