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硅谷”跃升之谜

▲ 深圳市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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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能力、全球产业链网络、创新创造能力，共同塑造了深圳这个“硬件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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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者的成功，很多时候是因为抓住行业技术变革曲线的纵身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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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巴掌大小的一部智能手机，大约由1500个组件构成。这背后是遍及全球、极度专业化同时又环环相扣的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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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周道

责任编辑 | 顾策

“没有深圳做不出来的消费电子产品。”2020年8月，在OPPO位于深圳后海的会议室里，OPPO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波对南方周末说。
他们所处的这栋71层、392.5米高的圆筒形建筑，别称“春笋大厦”，目前是深圳排名第三的高楼。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位于华强北的电子大厦曾是深圳第一高楼，这栋20层、69.9米高的建筑，是电子产业作为深圳起家行业的见证。而今，作为地标的深圳第一高楼几经易主，从地王大厦到京基100，现在则是平安大厦——118层、592.5米高。
40年来，深圳的电子产业从产业链最末端的外贸加工工厂，成为了全球消费电子的高地，这里有最完备的产业链，不断孵化出新的品牌，被称作“硬件硅谷”。
这种产业的跃升是如何发生的？
OPPO所在的深圳春笋大厦。（郑大钱／图）
1

“这是拼出来的一条血路”

2010年前后，全球最好的硬件产业基础在深圳，已是行业共识。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无人机等等智能产品中，智能手机将这一点突显得更为淋漓尽致。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智能手机成为普及率最高、更新频次也最高的消费电子产品。根据第三方研究机构Counterpoint的数据，最近五年来智能手机的全球出货量保持在15亿部左右。
较早承接电子产业代工、外贸业务的深圳，牢牢抓住了这一机遇。
《经济学人》杂志在2014年年初的一篇报道中将深圳定位为全球硬件的新首都。《连线》杂志（WIRED）在2016年发布了《深圳: 硬件硅谷》（Shenzhen: The Silicon Valley of hardware）系列纪录片，第一集便是参观作为电子商圈的华强北。
电子大厦，是从产业的角度在华强北聚拢来自港台、内地的电子产业资源。而公众对华强北的认知，更多源自功能机时代的“山寨手机”、上网本等产品。一家档口背后就是一个作坊式工厂，提供五花八门的个性化手机。
功能手机时代，以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为主导，在深圳出现了富士康、比亚迪等代工巨头。在产业配套供应链日趋成熟之后，家庭作坊都已经足以拼装出手机产品。
曾越在深圳创办了一家手机ODM企业，他对南方周末表示，深圳地铁一号线南山科技园到车公庙一带，最多的时候大约有1000家与智能手机相关的企业、各种大大小小的品牌，而今活下来的不会超过50家。他说，“这是拼出来的一条血路”。
OPPO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这家2004年成立的企业，最早做的是影音播放的蓝光产品，接下来是音乐播放器MP3、MP4。2006年，公司CEO陈明永在华强北转了5个小时，没有找到满意的手机，开始琢磨自己做手机。
出于对现有市场产品的失望，OPPO踏上了求索之路，正是这种“产品应该更美”的念头催生了一个渴望不凡的品牌。而深圳这片土地上太多创业故事都是如此开端，否则今天的深圳可能还徘徊在低端制造。
最初，OPPO找了三家ODM厂商，内部也组建了一支手机团队，打磨了一年半之后，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功能手机，手机后背上是一个大大的笑脸符号。
OPPO注册在东莞长安镇，距离深圳华强北50多公里。在进入手机行业之后，深圳却成为了第二战场。2010年，OPPO在深圳南山科技园租下办公场地，做研发、用户体验等增强产品模块。当时团队大约200人。十年后的今天，OPPO已经有1.2万人在深圳办公，主要从事手机设计、新技术、软件、品牌等工作。
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的产业政策较内地更加开放，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批中外企业，也吸引了各类人才。在这里，只要你有想法、有激情，有创新的意愿，匹配相应的资源，就有可能成功。
OPPO副总裁朱高领对南方周末说，深圳自带流量，企业在这里能更容易找到需要的人才。企业也十分灵活，懂得抓住技术、市场机遇。
按照深圳市政府的统计数据，2019年这座常住人口1344万人的城市，商事主体总量超过320万家，粗略平均下来，在深圳每4个人就有1家公司。这一年深圳新增的常住人口约41万，新登记的商事主体超过50万家。
创业者的成功，很多时候是因为抓住行业技术变革曲线的纵身一跃。以手机为例，2011年是行业从功能手机转向智能手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没能抓住产业变革机会的企业，哪怕是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品牌也已经消失不见。
OPPO在2011年果断切掉了功能手机，转向智能手机制造，为此拿出十多亿元来补贴供应商的库存损失。这一断臂求生式的决策，让OPPO快速转身智能手机，2011年后迎来了每年60%-80%的增长，特别是在2015-2016年间，年出货量直接从5000万部倍增至1亿部。倍增的结果是，OPPO的工厂产能也要扩张一倍，并说服配套供应商的跟进，对很多供应商来说，相当于把前面几年的盈利全部投入工厂建设和设备购买。
2015年，曾越转行去做智能手表，寻找新赛道。在他看来，在经过一轮拼杀之后，智能手机行业中的幸存者，都是那些以极高维度和平台起步的公司，他们不仅有想法，而且具备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资源，一旦进入一个行业，就会把行业水准、门槛快速提高。
深圳华强北。（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图）
2

产业链共荣共生

从2015年开始，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学者Marc Laperrouza，每年暑期带一批学生来深圳，在中国硬件创新营项目下，用大约一个月时间，将他们的创意设计变成真正的产品。
瑞士的高校一直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在办公场地、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Marc Laperrouza对南方周末表示，美国硅谷吸引了学生们前往取经，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深圳。
在朱高领看来，深圳的电子产业分工配合十分精细，有人做设计，有人做模具，有人代工生产，你甚至不需要招募员工，只要有想法，产品就可以实现。
很多人想象不到，不足巴掌大小的一部智能手机，大约由1500个组件构成。这背后是遍及全球、极度专业化同时又环环相扣的供应链体系。
智能手机品牌平均每年迭代一款新产品，已经是一种快消品，产品从设计研发生产到市场，生命周期大约是一年。它也在考验着行业将创新能力快速产业化的能力、供应链体系快速响应和配合能力。
假如一家手机品牌今年全球出货量1.5亿台，明年有2亿台，它需要多少供应商？刘波给出的答案是，直接供应商约500家，间接供应商则很难给出具体数字，因为手机行业养的人太多了。
刘波在2005年加入OPPO，他记得在最初进入手机行业时，港台的供应商特别多，现在中国本土的供应商越来越多。
以2019年财报看，智能手机产业链相关的A股上市公司中，营收超过300亿人民币的就有立讯精密、欧菲光、闻泰科技、歌尔股份、蓝思科技、深天马A等6家。
伴随OPPO、vivo、小米、华为等智能手机品牌发展起来，供应链相关企业也相互成就。OPPO的出货量，2013年－2016年分别是1500万部、3000万部、5000万部、1亿部。这种三级跳式的倍增，看似涨势喜人，同时也对OPPO自身及供应链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这直接考验了供应链的协同能力。刘波对南方周末说，品牌商和供应商都要快速做出投资决策、快速生产，新建厂房、租厂房，新的生产线；第二就是信任，需要供应商信任品牌商，并在品牌商之前，真金白银地投入。如果没有供应链的协同，品牌也就发展不起来。
有意思的是，品牌商也在加速产业链的聚集。一些原本将中国总部设在北京、上海的全球供应商，近年也陆续将业务重心、研发中心放到了深圳。
与此几乎同步的是，跟随智能手机品牌商的国际化步伐，“硬件硅谷”的生产制造能力，也惠及中国其他城市，以及海外市场。
OPPO现任生产与制造系统总裁郭小聪，在2015年4月去了印度。当时他负责OPPO海外市场手机的制造。此前OPPO试水印度手机市场，主要产品由富士康在印度清奈的工厂代工，随着销量增加，决定在当地建设工厂。
作为人口大国，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市场。有意思的是，2016年以前，由于进口关税低，包括印度本土品牌Lava、Micromax在内，大部分手机产品是从海外进口，并非本地生产，当地电子产业基础薄弱。
近年印度政府推出“分阶段制造计划(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PMP)”，试图引导本地化生产布局。手机及零部件的关税逐年增加，以摄像头为例，进口关税从原来的5.5%、11.5%到16.5%。
顺应这一产业政策，OPPO在印度的工厂，也从组装和包装，转向全制程工厂，招募了1.1万名当地员工。郭小聪向南方周末介绍，最多的时候，OPPO向印度工厂派出了接近100名中国员工，现在常驻的大约有40人。由于印度此前没有电子类产业，他们不得不花了很长时间来培养当地的技术人员。
顺应印度的产业政策，数十家OPPO的供应商也在布局当地投资。OPPO在印度大诺伊达买下一块面积约1500亩的土地，投资建厂，设计年产能接近1亿部，供应商们大多分布在其周边10－20公里的地方。
有终端需求在，供应商也会乐意去跟终端品牌形成这种产业聚集，快速形成自己的国际化能力。郭小聪对南方周末表示，“OPPO一定会走向国际化，市场国际化、品牌国际化，最终一定是供应链服务国际化。”
目前，OPPO已经进入海外40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印度，OPPO在印尼、孟加拉和阿尔及利亚也设有工厂。以当地制造支撑海外市场。
OPPO工业园手机生产车间。（OPPO供图/图）

3

硬件趋软

中国制造能力、全球产业链网络、创新创造能力，共同塑造了深圳这个“硬件硅谷”。现在，它正在硬件基础之上开始新一轮蜕变，向产业链上下游注入更多的能量。
刘波对南方周末表示，过去手机厂商属于生产制造型企业，做的更多是硬件，2011年转型智能手机，正是因为看到了未来的发展空间、看到了移动互联网， OPPO逐步从生产制造型转型到研发技术型企业。
比如手机拍照的防抖功能，它不是光学拍照，而是对拍摄时的抖动动作进行反向补偿，涉及数据收集、算法计算，在抖动数据到来之前，算法就要启动工作，提前猜出人的下一个动作，把画面校准回来。
再以电池为例，随着人们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对电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OPPO的快充，从“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到“充电5分钟刷机4小时”，最近的是20分钟内充满一块容量为4000mAh（毫安时）的手机电池。
理论上说，充电器的功率越高，手机充电速度越快，若是考虑电池的能量密度、体积、发热、成本、用户体验、安全性的平衡，这是一道综合题。这意味着手机电池团队，要从电池材料、电路板设计、充电芯片定制、充电算法软件开发与优化等方面不断解题。
朱高领表示，任何技术都是从需求中来，这是技术进步和变革的源头，关键在于企业能不能抓住需求，然后坚持不懈地解决技术问题。
智能手机的产品形态和功能还在继续演进，很多人在期待它能有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带给人们眼前一亮的产品。在这些跨界融合之中，寻找更多的碰撞和突破。
“我们的商业逻辑，是找到那些不变的东西。我们能抓的就是我们的核心能力——怎么做好产品，怎么做好我们的渠道，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健康往前发展。”刘波对南方周末说，OPPO同时在走两条线，技术突破，需求洞察。
除了手机之外，OPPO也已经推出手表、耳机、5G CPE等终端产品，智能电视也即将推出。在刘波看来，未来将是万物互融时代，跨场景、多终端。
眼下，OPPO更进一步扎根在深圳，租了10年办公室之后、他们正在深圳湾建设一栋42层、200米高的大楼，作为其国际总部、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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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在四十年间所积攒的经验，足以成为中国其他城市效仿的典范。本期专题将从多个角度去展示和总结深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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