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今年６月初审和为期一个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草案提请27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对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草案二审稿保持了一审稿的规定不变，
即每年6万元（每月5000元）。
“起征点”确定为每月5000元对纳税人而言，缴纳个税最期盼每月能多些减税。各方意见中，有不少声音希望在一审稿基础上，“起征点”还能再提高点。
和一审稿草案相比，决定草案显示，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常说的“起征点”仍拟按每年6万元（每月5000元）计算。
每月5000元标准从何而来？如何看待此次“起征点”上调？
据介绍，个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主要依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水平、劳动力负担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三大要素测算。5000元涵盖了2018年基本消费支出，还考虑了一定的前瞻性。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对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作说明时曾指出，每年６万元的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
专家表示，一方面要看到此次个税法大修拟将“起征点”上调至每年６万元充分考虑了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应从此次个税改革的历史性意义角度理性看待“起征点”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说，此次税法修正的减税措施包含三方面：一是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每月3500元提至5000元，这一扣除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从减税效应来看，标准越高则适用较高税率的高收入群体减税额越大；二是低税率适用的税率级距扩大，减税效应更有针对性；三是首次增加专项附加扣除。
他指出，应综合分析减税效应，而不是仅仅盯在“起征点”上。“个税改革目的是要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让低收入者少缴税、高收入者多缴税，税负才更公平。”
“此次修法迈出我国个税转向综合征税的重要一步，给工薪阶层减负的关键要素不再只是‘起征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主任刘怡也表示，根据草案，“起征点”提高的同时，引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专项附加扣除，并扩大适用低税率范围。几项措施综合施策，给普通工薪阶层带来的减负力度远超单纯上调“起征点”。
以月入1万元测算，扣除3500元的基本减除费用，再按2000元左右扣除“三险一金”专项扣除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扣除费用，在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情况下，现有税制下每月需缴纳345元个税；
改革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至每月5000元，“三险一金”专项扣除继续保留的同时，低档税率级距拉大，纳税人只需缴纳90元，降幅超过70％。如果加上增加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扣除额实际高于每月5000元，减负力度会更大。
此外，个税“起征点”是动态调整的，此次不调不意味着后续不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征点”问题还会结合逐步扩大综合征税范围、完善费用扣除、优化税率结构等改革进程统筹考虑。
赡养老人支出可抵税专项附加扣除，这个看似专业的术语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也是个税法第七次大修的一个亮点。
根据草案一审稿，今后计算个税，在扣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可以享受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决定草案将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赡养老人支出，扩充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为更好维护法律权威，还明确专项附加扣除“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综合多方意见后表示，允许赡养老人支出税前扣除，旨在弘扬尊老孝老的传统美德，充分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快，工薪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居多、赡养老人负担较重等实际情况。
全国老龄办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1亿，占总人口比重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比例将达34.9％。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说，把养老负担纳入专项附加扣除，不仅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和税制公平，还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现实中，有的人以工作忙、时间少、负担重等理由，孝老敬老不够，增加这一专项附加扣除后，为人子女也多了一份不能推托的义务和责任。
据了解，为更好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很多国家在征收个税时都引入类似的扣除。
此次个税法大修无疑是我国第一次在个税中引入专项附加扣除概念，相比政策本身，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具体如何落地更受关注。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说，草案将专项附加扣除的项目在税法中明确，体现了税收要素法定的精神。下一步应通过法律授权，在实施条例中尽早明确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具体范围和标准，确保税法更规范公平，真正惠及百姓。
目前相关部门正抓紧完善细化政策，初步考虑在标准制定上要适当考虑地区差异因素，但公平起见，将主要采取限额或定额扣除办法，而非据实扣除，并在政策设计上尽量考虑今后个体报税的便利化，尽量减少单一收入来源的纳税人自主申报。
13万多条意见中，有不少关注修改后的个税税率，其中45％的最高税率是否下调也成为意见焦点之一。有声音认为最高税率偏高，不利于高端人才引进，甚至反而强化了高收入人群的避税动机，典型方式就是“钱在企业，少拿工资”。
此次决定草案沿用了草案一审稿的内容，维持3％到45％的新税率级距不变。
“累进税率表中最高边际税率决定着对纳税人高收入段的调节力度，这个税率越高，越有利于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朱青说，考虑到近些年来一直较高的基尼系数，决定草案维持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变，体现了国家借助个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
朱青介绍，目前国际上个人所得税（中央和地方）边际税率比我国低的国家有，但高的也有。如2017年经合组织国家35个成员国中，个税最高税率高于或与我国水平持平的就有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多个国家。
朱青认为，关键是一个国家应依据本国国情，按照自己对公平和效率的偏好合理确定最高边际税率，让税收的公平与效率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历经此次修法，个税的部分税率级距进一步优化调整，决定草案拟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级距不变。
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说，税率级距调整后，绝大多数按月领工资的纳税人，实际税负都会下降。收入越少的减税幅度越大；收入较多的减税幅度较小，但实际减的钱并不少。对部分高收入人群，工薪所得往往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关键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征管措施，维持一定的税收调节力度，进而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