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问题随想：教育何为
中国教育问题随想：教育何为
徐友渔
紧张、不安、孤注一掷般的期待。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在每年７月
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
当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我们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中
学，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
盛夏酷暑的７月，最火爆的话题是高考与教育，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今年的高温是超常、灼人的，今年讨论的热度也超过往年。发生在湖南郴州、广
东电白等地的大面积舞弊案，既耸人听闻、又发人深思。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
为考生服务的饮料、保健品、出租车、宾馆房间等等，生意是多么兴盛，我由此
得出一个聊以自慰的结论：我们中国终于有了一项自己独创、领先于世界的产业
：高考服务产业。
我曾在欧美一些国家呆过，在升学考试期间和平时观察过学生与家长的行为
举止。我从来没有见到像我们这样的紧张、不安、孤注一掷般的期待。中国人
“望子成龙”的心态，在每年７月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当然，这种以年轻
一代的前途为中心，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求上进的思路，又包含着可以理解，
甚至值得敬重的成分。
高考：最不坏的制度
每年高考前使人提心吊胆、令人焦灼不安的气氛，考生和家长承受的巨大心
理压力，以及揭榜后“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使得高考制度成了备受批评与
责难的对象。
确实，要从科学性、公正性等各个方面质疑这个“一考定终生”的制度，是
太容易了；把这个制度称之为现代科举制度，从原则上说也没有太大的不妥。中
国的每一位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都知道，不管教育的目标、方向说的是什么，
考生在高考中成功与否，才是普遍中学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
如果最终未能考上大学，那么成千上万的高中学生费力费钱，辛苦３年是为
了什么？他们在３年前挤破头要进重点学校是为了什么？在高考这个最终标准面
前，素质教育成为空谈，分数挂帅、题海战术等等备受谴责的举措不言自明地具
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确实，高考活像一头令人生畏的怪兽，它使学生、家长、教师胆战心惊；它
又像一架无情的机器，把青年学生的活泼与情趣碾得粉碎。我坚决主张，目前的
高考制度必须改革。
同时，我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对高考制度的改革，是在承认其基本框
架合理的基础上争取改善与改进，而不是革它的命。我还想指出改革高考制度的
难度：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各种大变革的提议，绝大多数不是耽于幻想，就是失
之于不可操作。总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彻底替代的方案。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有
种种弊端的制度，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经
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
比如，有人提出，高考成绩只能是决定性因素中的一项，平时的成绩、表现，
学校或老师的推荐意见，也应加入进来作为考虑因素。这种主张原则上是对的，
但具体考虑如何实施，问题就多了。以目前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部门利益至
上的作风及地方主义、哪一个班级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地区不会拼命给自己的学
生以高分？能设想有多少家长不会给老师、学校拉关系、送礼品，以求得最佳推
荐评语？
今年７月，传媒报道了多起高考舞弊案，考试作假卷入的人数之多、组织之
严密，以及科技手段的运用，使人们大为震惊。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案件之后，我
仍然想说，相比较而言，高考仍然是中国较为干净的一块地盘。我很少看到，在
其他问题上，社会各界有像对高考的纯洁性那么严格的要求，传媒有这么密切的
监督，政府有关部门有这么快捷的反应，案发后人们有这么强烈的震惊与关注。
相比而言，现在对考试舞弊的查处，恐怕已不如封建时代。我从鲁迅的传记中就
知道，他父亲因涉嫌科举时贿赂主考官，差一点掉脑袋。无论如何，人们对于高
考的公正性，可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分数挂帅，就教育本身而言是负面的，但在当今
中国特定的情况下，超出教育之外，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起了调节和补偿社会公正
的正面作用。不少农村考生认为，高校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天生低城里
人一等，不能求助于权势和金钱来改变地位的他们，无异于生活中唯一的希望。
只要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不结束，农村学生对应试教育的肯定就不会让位于
更高明的教育理念。
教室里的阴影
今年的高考作弊案，显然是各地种种考试作弊现象中的冰山一角。如果不是
平时作弊的普遍和习以为常，就不会有高考作弊的如此猖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作弊和教育中的其他一些弊端一样，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品德问题，而是某种评价
标准和激励机制下大面积、体制性产生的问题，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
今年７月１６日，我和几位学者在中国行政学院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教师
相聚，在《教师之友》杂志和“中国基础教育网站”编辑的主持下，探讨中国教
育的严峻形势和诸多问题。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来自山东的周老师，会议的主题
长久围绕着他提出的话题进行。周老师的发言和《教师之友》编辑的调查向我们
表明，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这就是：体罚与作弊。
我飞快地翻阅着几十张学生对调查采访的回答，每一张都是控诉和呼吁。挨
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老师布置作业有时居然会叫同学抄写同样内容达到上千遍，
写不完就打。除了一般的敲脑袋，还有令人震骇的花样翻新，例如蹲马步、踩冰
水，在雪中爬、睁大眼睛看太阳，等等。
据周老师介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高达百分之百。在大多数情
况下，老师不但默许，而且公开提倡和引导。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大多数教师都没有道德感，都失去了爱心？情况当然不
是这么简单。不论是打骂，还是纵容，甚至教唆作弊，目的都只有一个，提高学
生的分数。这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为了学生好，而实质上，是老师们不得不为，
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鞭子在驱策：对教师业绩的考评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
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
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于是，考
试成绩与学生花在某门功课上的时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多
搞数学，英语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全背英语。较为文明、心慈手软的老师就只好眼
睁睁看着学生的这一科成绩上不去，等着下岗。
打学生成了教师之间争夺学生投入时间，相互间竞争的手段，在分数和什么
“率”的威压下，他们把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人格尊严，都忘到九霄云
外去了。为了把分数和什么“率”搞上去，最后的一着就是考试时作弊，学生会
做就睁只眼闭只眼，学生不会做就暗示，甚至教导。
学生要高分，老师比学生更要高分。说到底，是那个愚不可及的考核标准要
高分。在高分要求的重压下，各种匪夷所思，有悖教育宗旨，甚至伤天伤理的事
都发生了。这即是当事者的素质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来自上海的柳老师对我们
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
学习兴趣，憎恶学习。”
周老师还告诉我们，当地的基层行政官员，不少是从教师中提拔的，他们的
水平和好恶，对学校的状况大有影响。而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则是：“不会代课
的当校长，当不好教师的当镇长。”
当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我们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中
学，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
另一种参照
从８０年代中期起，我常有机会在英国牛津大学等学校作访问研究，对中外
高等教育的差异有一些初步印象。我也曾留意国外的中学教育，对两种不同的教
育体制形成了一点感性认识。我觉得，中西教育差别，就像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一样深刻而源远流长。
在牛津，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里的专业划分相当粗疏，讲究博与通，是可
能工具型，而不像我们那样是专用工具型。比如，牛津大学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说
是哲学专业，本科生则叫做“PPE ”学生，这是指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的学生。在结束本科，念研究生时再专
攻以上三种专业中的一种，这种安排使文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
在牛津，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选修哲学课程，虽然其中最多有十分之一的
人日后会以哲学为自己的专业。我想，如果不是强制，中国的大学生中决不会有
这么多人去听哲学课。
牛津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一致认为，相比而言，
西方学生动手能力强，而中国学生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多。遇到做实验时，往往
是中国学生问他们，而涉及到书本知识时，则是他们请教我们。一位来自复旦大
学的学生告诉我，他粗略统计了一下，他在大学本科所学的课程门数是英国学生
的３倍以上，其中一些科目相当冷僻。他说，他的中国老师要提职称，要凑够教
学课时数，于是各显神通，什么课都开，他们只好拼命学，其用处就是到牛津来
让英国学生大吃一惊。
一般而言，西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强于中国学生。我们看重的是现存的知
识，他们看重的是会不会出主意，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研究人员，他们挂在口
头，常常赞扬的就是说某人有“idea”。我曾问过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学家：“你
认为最好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她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最好的学生就是
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
当我于１９９９年重访牛津时，我临时被聘为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导师，终于
体验到了当一个优秀学生的老师的喜悦。这是典型的牛津导师制教学。我每周给
学生指定阅读书籍与论文题目，然后面谈，讨论。这个学生在论文和讨论中的表
现常常是令我惊喜参半，许多我急欲表达的看法，都被她抢先表达出来了。她虽
然并没有达到“教给我一些东西”的程度，但让我在教学时思想大大地活跃起来。
学期结束时，我在这门课程上给她记了一个A ，与我同办公室的英国同事委婉地
暗示我，给A 是否太高了，我于是顺手在A 的右上角加了一个减号。我猜想，很
有可能，英国教师对于这样的学生是见惯不惊的。
当我在访问牛津大学之后访问一个美国私立大学的图书馆时，我对西方教育
重视技能的印象更深了。如果说，中国大学的重心在课堂，那么在美国，图书馆
至少和课堂是平分秋色。在该校，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重头戏安排在图书馆，课程
很重。学生在这里学习使用计算机，查阅文献，下载材料，学习讲演和写作。从
写一般的作文到撰写学位论文，从搜集材料，组织材料到立论和制作索引，都有
专门课程，也有专职人员在图书馆值班，随时辅导。
当然，西方的教育并不是处处比中国强。以我在８０年代的观察，除了极少
数很有抱负的学生，西方学生的勤奋程度远逊于中国学生。以至在美国，许多年
轻人不把进大学当成去读书，而是去“过校园生活”——这意味着球赛、聚餐、
交异性朋友，等等。另外，西方家长愿意花在子女身上的精力、时间和金钱，比
中国家长要少得多。依我的标准，西方学校对学生抱一种自生自灭的态度，很少
强制，你是天才靠自己奋斗冒尖，你不求上进，甚至自甘堕落，也是咎由自取。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的儿子吸毒，来管的是警察，如果在中国，恐怕班主任、校长
都有干系。中国的教育强制成份重得多，学生的表现、成绩，总要符合家长、学
校、社会的要求。
教育何为
从古至今，教育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与个人的人格发
育、品质形成、知识增长有关，也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关。中外大哲学
家、思想家往往也是大教育家或教育理论家，这方面的例子有孔子、柏拉图、卢
梭、杜威、罗素等等。
古典教育以人为本，但什么是理想的人，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标准。
罗素曾经论述说，在干涉儿童教育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站在儿童自身幸
福的立场上。国家想把儿童培养成驯服公民；教会想用儿童增加教士的势力；学
校和教师要在竞争中凭借学生来为学校增添光荣；作父母的只想让他们的孩子光
耀门楣。
自近代工业化以来，教育开始平民化，其目的导向是培养实用与工具型人材。
对广大受教育者，是解决他们求职谋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是要提供各行各业的
适用人材。这种教育方针一直受到批评，今天在中国，也有不少批评意见。依我
之见，这是一个程度问题。以人为本没有错，但人要谋职求生，也是一种根本。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科技化、功利化的时代，个体和整体的生存竞争压力，
已经使教育过分地实用化与工具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审美情趣正在急剧失
落。我认为，在２１世纪，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将在高科技的专门知识与人
文、道德、历史感两方面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满足这种要求，是教育的任
务，这关系到亿万人的福祉，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地位与前途。
徐友渔
紧张、不安、孤注一掷般的期待。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在每年７月
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
当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我们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中
学，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
盛夏酷暑的７月，最火爆的话题是高考与教育，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今年的高温是超常、灼人的，今年讨论的热度也超过往年。发生在湖南郴州、广
东电白等地的大面积舞弊案，既耸人听闻、又发人深思。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
为考生服务的饮料、保健品、出租车、宾馆房间等等，生意是多么兴盛，我由此
得出一个聊以自慰的结论：我们中国终于有了一项自己独创、领先于世界的产业
：高考服务产业。
我曾在欧美一些国家呆过，在升学考试期间和平时观察过学生与家长的行为
举止。我从来没有见到像我们这样的紧张、不安、孤注一掷般的期待。中国人
“望子成龙”的心态，在每年７月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当然，这种以年轻
一代的前途为中心，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求上进的思路，又包含着可以理解，
甚至值得敬重的成分。
高考：最不坏的制度
每年高考前使人提心吊胆、令人焦灼不安的气氛，考生和家长承受的巨大心
理压力，以及揭榜后“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使得高考制度成了备受批评与
责难的对象。
确实，要从科学性、公正性等各个方面质疑这个“一考定终生”的制度，是
太容易了；把这个制度称之为现代科举制度，从原则上说也没有太大的不妥。中
国的每一位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都知道，不管教育的目标、方向说的是什么，
考生在高考中成功与否，才是普遍中学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
如果最终未能考上大学，那么成千上万的高中学生费力费钱，辛苦３年是为
了什么？他们在３年前挤破头要进重点学校是为了什么？在高考这个最终标准面
前，素质教育成为空谈，分数挂帅、题海战术等等备受谴责的举措不言自明地具
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确实，高考活像一头令人生畏的怪兽，它使学生、家长、教师胆战心惊；它
又像一架无情的机器，把青年学生的活泼与情趣碾得粉碎。我坚决主张，目前的
高考制度必须改革。
同时，我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对高考制度的改革，是在承认其基本框
架合理的基础上争取改善与改进，而不是革它的命。我还想指出改革高考制度的
难度：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各种大变革的提议，绝大多数不是耽于幻想，就是失
之于不可操作。总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彻底替代的方案。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有
种种弊端的制度，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经
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
比如，有人提出，高考成绩只能是决定性因素中的一项，平时的成绩、表现，
学校或老师的推荐意见，也应加入进来作为考虑因素。这种主张原则上是对的，
但具体考虑如何实施，问题就多了。以目前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部门利益至
上的作风及地方主义、哪一个班级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地区不会拼命给自己的学
生以高分？能设想有多少家长不会给老师、学校拉关系、送礼品，以求得最佳推
荐评语？
今年７月，传媒报道了多起高考舞弊案，考试作假卷入的人数之多、组织之
严密，以及科技手段的运用，使人们大为震惊。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案件之后，我
仍然想说，相比较而言，高考仍然是中国较为干净的一块地盘。我很少看到，在
其他问题上，社会各界有像对高考的纯洁性那么严格的要求，传媒有这么密切的
监督，政府有关部门有这么快捷的反应，案发后人们有这么强烈的震惊与关注。
相比而言，现在对考试舞弊的查处，恐怕已不如封建时代。我从鲁迅的传记中就
知道，他父亲因涉嫌科举时贿赂主考官，差一点掉脑袋。无论如何，人们对于高
考的公正性，可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分数挂帅，就教育本身而言是负面的，但在当今
中国特定的情况下，超出教育之外，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起了调节和补偿社会公正
的正面作用。不少农村考生认为，高校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天生低城里
人一等，不能求助于权势和金钱来改变地位的他们，无异于生活中唯一的希望。
只要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不结束，农村学生对应试教育的肯定就不会让位于
更高明的教育理念。
教室里的阴影
今年的高考作弊案，显然是各地种种考试作弊现象中的冰山一角。如果不是
平时作弊的普遍和习以为常，就不会有高考作弊的如此猖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作弊和教育中的其他一些弊端一样，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品德问题，而是某种评价
标准和激励机制下大面积、体制性产生的问题，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
今年７月１６日，我和几位学者在中国行政学院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教师
相聚，在《教师之友》杂志和“中国基础教育网站”编辑的主持下，探讨中国教
育的严峻形势和诸多问题。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来自山东的周老师，会议的主题
长久围绕着他提出的话题进行。周老师的发言和《教师之友》编辑的调查向我们
表明，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这就是：体罚与作弊。
我飞快地翻阅着几十张学生对调查采访的回答，每一张都是控诉和呼吁。挨
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老师布置作业有时居然会叫同学抄写同样内容达到上千遍，
写不完就打。除了一般的敲脑袋，还有令人震骇的花样翻新，例如蹲马步、踩冰
水，在雪中爬、睁大眼睛看太阳，等等。
据周老师介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高达百分之百。在大多数情
况下，老师不但默许，而且公开提倡和引导。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大多数教师都没有道德感，都失去了爱心？情况当然不
是这么简单。不论是打骂，还是纵容，甚至教唆作弊，目的都只有一个，提高学
生的分数。这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为了学生好，而实质上，是老师们不得不为，
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鞭子在驱策：对教师业绩的考评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
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
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于是，考
试成绩与学生花在某门功课上的时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多
搞数学，英语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全背英语。较为文明、心慈手软的老师就只好眼
睁睁看着学生的这一科成绩上不去，等着下岗。
打学生成了教师之间争夺学生投入时间，相互间竞争的手段，在分数和什么
“率”的威压下，他们把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人格尊严，都忘到九霄云
外去了。为了把分数和什么“率”搞上去，最后的一着就是考试时作弊，学生会
做就睁只眼闭只眼，学生不会做就暗示，甚至教导。
学生要高分，老师比学生更要高分。说到底，是那个愚不可及的考核标准要
高分。在高分要求的重压下，各种匪夷所思，有悖教育宗旨，甚至伤天伤理的事
都发生了。这即是当事者的素质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来自上海的柳老师对我们
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
学习兴趣，憎恶学习。”
周老师还告诉我们，当地的基层行政官员，不少是从教师中提拔的，他们的
水平和好恶，对学校的状况大有影响。而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则是：“不会代课
的当校长，当不好教师的当镇长。”
当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我们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中
学，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
另一种参照
从８０年代中期起，我常有机会在英国牛津大学等学校作访问研究，对中外
高等教育的差异有一些初步印象。我也曾留意国外的中学教育，对两种不同的教
育体制形成了一点感性认识。我觉得，中西教育差别，就像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一样深刻而源远流长。
在牛津，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里的专业划分相当粗疏，讲究博与通，是可
能工具型，而不像我们那样是专用工具型。比如，牛津大学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说
是哲学专业，本科生则叫做“PPE ”学生，这是指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的学生。在结束本科，念研究生时再专
攻以上三种专业中的一种，这种安排使文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
在牛津，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选修哲学课程，虽然其中最多有十分之一的
人日后会以哲学为自己的专业。我想，如果不是强制，中国的大学生中决不会有
这么多人去听哲学课。
牛津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一致认为，相比而言，
西方学生动手能力强，而中国学生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多。遇到做实验时，往往
是中国学生问他们，而涉及到书本知识时，则是他们请教我们。一位来自复旦大
学的学生告诉我，他粗略统计了一下，他在大学本科所学的课程门数是英国学生
的３倍以上，其中一些科目相当冷僻。他说，他的中国老师要提职称，要凑够教
学课时数，于是各显神通，什么课都开，他们只好拼命学，其用处就是到牛津来
让英国学生大吃一惊。
一般而言，西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强于中国学生。我们看重的是现存的知
识，他们看重的是会不会出主意，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研究人员，他们挂在口
头，常常赞扬的就是说某人有“idea”。我曾问过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学家：“你
认为最好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她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最好的学生就是
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
当我于１９９９年重访牛津时，我临时被聘为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导师，终于
体验到了当一个优秀学生的老师的喜悦。这是典型的牛津导师制教学。我每周给
学生指定阅读书籍与论文题目，然后面谈，讨论。这个学生在论文和讨论中的表
现常常是令我惊喜参半，许多我急欲表达的看法，都被她抢先表达出来了。她虽
然并没有达到“教给我一些东西”的程度，但让我在教学时思想大大地活跃起来。
学期结束时，我在这门课程上给她记了一个A ，与我同办公室的英国同事委婉地
暗示我，给A 是否太高了，我于是顺手在A 的右上角加了一个减号。我猜想，很
有可能，英国教师对于这样的学生是见惯不惊的。
当我在访问牛津大学之后访问一个美国私立大学的图书馆时，我对西方教育
重视技能的印象更深了。如果说，中国大学的重心在课堂，那么在美国，图书馆
至少和课堂是平分秋色。在该校，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重头戏安排在图书馆，课程
很重。学生在这里学习使用计算机，查阅文献，下载材料，学习讲演和写作。从
写一般的作文到撰写学位论文，从搜集材料，组织材料到立论和制作索引，都有
专门课程，也有专职人员在图书馆值班，随时辅导。
当然，西方的教育并不是处处比中国强。以我在８０年代的观察，除了极少
数很有抱负的学生，西方学生的勤奋程度远逊于中国学生。以至在美国，许多年
轻人不把进大学当成去读书，而是去“过校园生活”——这意味着球赛、聚餐、
交异性朋友，等等。另外，西方家长愿意花在子女身上的精力、时间和金钱，比
中国家长要少得多。依我的标准，西方学校对学生抱一种自生自灭的态度，很少
强制，你是天才靠自己奋斗冒尖，你不求上进，甚至自甘堕落，也是咎由自取。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的儿子吸毒，来管的是警察，如果在中国，恐怕班主任、校长
都有干系。中国的教育强制成份重得多，学生的表现、成绩，总要符合家长、学
校、社会的要求。
教育何为
从古至今，教育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与个人的人格发
育、品质形成、知识增长有关，也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关。中外大哲学
家、思想家往往也是大教育家或教育理论家，这方面的例子有孔子、柏拉图、卢
梭、杜威、罗素等等。
古典教育以人为本，但什么是理想的人，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标准。
罗素曾经论述说，在干涉儿童教育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站在儿童自身幸
福的立场上。国家想把儿童培养成驯服公民；教会想用儿童增加教士的势力；学
校和教师要在竞争中凭借学生来为学校增添光荣；作父母的只想让他们的孩子光
耀门楣。
自近代工业化以来，教育开始平民化，其目的导向是培养实用与工具型人材。
对广大受教育者，是解决他们求职谋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是要提供各行各业的
适用人材。这种教育方针一直受到批评，今天在中国，也有不少批评意见。依我
之见，这是一个程度问题。以人为本没有错，但人要谋职求生，也是一种根本。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科技化、功利化的时代，个体和整体的生存竞争压力，
已经使教育过分地实用化与工具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审美情趣正在急剧失
落。我认为，在２１世纪，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将在高科技的专门知识与人
文、道德、历史感两方面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满足这种要求，是教育的任
务，这关系到亿万人的福祉，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地位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