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的新生


在渡渎村的章氏家庙里,顺着解说员的指引,不少游客惊奇地发现,原来地板上的地砖并非同一年代,眼前较少裂纹和磨损的石砖,乃是现代铺设;而与其拼接的地砖,磨损较多,有龟壳般的裂纹,竟然是明代遗留至今的文物。


文 | 戴春晨

全文约3886字,细读约需10分钟


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漫步在湿漉漉的青石板巷道,聆听农家的犬吠和学童的读书声。黛瓦白墙的徽派建筑,倒映在池塘的水面上,随着圈圈圆圆的波纹缓缓晕散开来。久居都市的人们,见惯了摩天大楼的繁华,往往为江南村落这般僻静的风情所动容。他们需要在静谧的平行时空中,感受时间的缓缓流淌,释放在写字楼高强度工作中被压抑的灵魂。斑驳发灰的白墙,预设岁月的流逝;池塘边拿着木桶淘米的老妪,以及用木槌捣衣的妇女,呈现着数百年前的生活方式。绵延数百年的建筑群,以及周边的山山水水,不仅是原住民吃喝拉撒的生活空间,也是四方游客探访的“露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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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诸葛亮后人聚居的“诸葛村”,拥有 5000 多名村民,地处浙江省西南部的兰溪市。不仅仅是兰溪,国内散落着数以万计传统村落。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传统村落面临快速消亡的危机。自 2012 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开展传统村落调查挖掘工作,全国6819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先后分五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经过多方努力,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得到遏制,开始迈入保护、改善和复苏的阶段。

200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诸葛村进行专题调研,对于兰溪古村保护与旅游开放的问题,提出寻求开放与保护的平衡点的要求。十余年来,在地方政府和古村落村民们的努力下,保存着全国最为完整的“古城古镇古村”体系的兰溪市,成为“古村落拯救行动”的典范。

9月19日,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论坛在兰溪市召开。在兰溪市政府的倡议下,十余名古村落代表(安徽省黄山宏村镇、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原村乡良户村、四川省万源市玉带乡太平坎村、福建省永泰县月洲村、浙江省东阳市郭宅村、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霞庄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小河村、浙江杭州龙门古镇、浙江温州芙蓉上村、浙江温州芙蓉下村)发起成立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联盟,并发布《兰溪宣言》。他们呼吁,共同破解当下古村落保护和传承中遇到的难点和痛点,做好古村落保护与产业融合发展文章。



在破解难点痛点上,先行一步的“兰溪经验”如同古村落建筑的木雕一样,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


“诸葛村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

面向媒体记者的追问,兰溪市文旅局局长张靓脱口而出这句话。

据兰溪市的这位老文物保护工作者回忆,在习近平调研兰溪诸葛村 17 周年之际,兰溪市政府计划做一个诸葛村“十七年变化”的总结,但几经调查,诸葛村十七年来的“外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对于文物保护者来说,“不变”就是最高的赞誉。这也是兰溪市在古村落保护与传承中一贯坚持的理念。

在城镇化的语境里,兰溪市呈现的“不变”,牵涉着一个关键命题——传统村落的开发与保护。经济全球化的车轮滚滚向前,“乡土”的中国正在转向更加现代化的“城市中国”。至 2019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阡陌相连的乡村被迅速扩张的城市吞并,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群和立交桥。

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中国城镇化进程最为迅猛的十年,中国每天有80 到 100 座自然村落消失。另据湖南大学中国古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调查,在长江、黄河流域,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到2010年锐减至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村落,尤其是拥有民族、地域文化记忆的传统村落,面临一场“生与死”的追问——村子的老房子,是该被“开发”掉,还是努力修葺“保护”起来?

在前述的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论坛上,兰溪市自我总结的经验是“保护利用双轮驱动”。

兰溪市委书记陈峰齐表示,这些年来,兰溪坚持“存古、复古、用古、兴古”理念,充分发挥兰溪古村落历史悠久、量多聚集的优势,突出文化引领,坚持品质发展,走出了结合实际的古村落可持续发展道路。

最基本的“实际”,是“修旧如旧”。在渡渎村的章氏家庙里,顺着解说员的指引,不少游客惊奇地发现,原来地板上的地砖并非同一年代,眼前较少裂纹和磨损的石砖,乃是现代铺设;而与其拼接的地砖,磨损较多,有龟壳般的裂纹,竟然是明代遗留至今的文物。

兰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翁柯卫说,兰溪的做法是做到整体迁移、风格转变、部分改造相结合,深度保留原建筑和周边环境原始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协调性,实现整村保护。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是如何在保护老祖宗物件的同时,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也是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最大的矛盾。

在诸葛村党支部书记诸葛坤亨的记忆中,诸葛村全体村民曾经遇到这样的困惑:一些村民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决定要拆掉老房子重建。眼前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既不能让村民在破落的民居里谈“文物保护”,又不能以牺牲历史景观为代价改善村民生活。“改善型居住”和保护传统村落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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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后裔,很快想到了解决方案——建设新村子。2003 年,诸葛村的村民们在紧挨老村的100 多亩土地上,规划建设新村子,逐年安置外迁村民建设新房屋。这项“微型”的新房屋建设计划,将诸葛村民居供给变成“循环”的流通市场——一方面,村集体通过新的土地供应,满足村民的“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新村建房置换,将部分房子的产权收归村集体;另一方面,收归集体的老房子由村集体统筹处理,部分出售或租赁给无房户和住房面积少的困难户,实现村民“换房自由”。另外,村集体掌握的老房子,部分用于旅游参观展示或开发民宿、商业店铺等设施。

目前,老村子已有三分之一村民外迁至新村。单单是村集体每年房屋租赁收入近200万元。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村民们受益于古村落保护,取得商业营收;而商业营收又充实古村落的保护资金池。

得到“保护”待遇的,还有村民们共有的厅堂。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有村民们自发筹款修葺厅堂的先例。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修葺供奉祖先诸葛亮的“大公堂”。

政府是古村落保护的更大支持者。近三年来,兰溪市在古村落保护中投入资金近1亿元,修缮各类厅堂、古民居700余处,修缮古建筑4万多平方米。2020年到2022年,兰溪市政府计划再投入古村落保护利用资金不少于3亿元。

兰溪市是浙江省金华市下属的县级市,财政收入并不宽裕,这些经费堪称大手笔。

“(兰溪)每一届政府都有一种共识,就是不能让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断绝了。有些事情能立竿见影,有些事情要在未来才有成效。”张靓告诉南方周末,“政府要对老百姓有交代,这也是政府的一种情怀。”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在解说员龚惠静的讲述中,“我在村里修文物”的故事激发了游客们的好奇心。

这支上百人的建筑队由诸葛村的普通村民组成,他们干的并不是普通泥瓦匠的活,而是要像故宫博物院的许多高材生们一样,认认真真修文物。这支队伍包括泥瓦工、石工、木工等多个工种。从大型建筑到私有民宅,他们都能采用传统工艺、就地取材,严格遵照遗产保护的规则和要求,展开有计划的修缮工作。

这是门槛极高的行当,需要拥有国家认定的“牌照”。2006 年,经国家文物局特批,诸葛古建筑修缮公司获得国家古建筑维修一级资质。与别家有资质的机构不同,该公司的“营业范围”仅限于诸葛村本村和周边的长乐村的古建筑修缮工作。

这是“兰溪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翁柯卫将其归纳为“人人都是文(物)保(护)员,人人都是股东”模式,“大家既是责任人,也是受益人”。

对“我在村里修文物”的建筑队员而言,保护文物既是其工作职责,同时也是他们工作职责,他们将为此获得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而对更广大的村民而言,保护文物是村集体的要求,而村集体将依靠旅游收入给予福利,而旅游发展则是建立在文物保护基础之上的“外向型经济”。诸葛村设立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每位村民都是股东,确保了旅游效益能惠及全体村民。

其中的最重要实践是,2001年,诸葛村推出“爆款”旅游产品。村集体多方筹资,将被破坏性填埋的上塘古商业街重新挖出,抢修、复建古建筑面积达10000余平方米,使得诸葛村的旅游人气获得迅速增长。曾经的上塘商业街繁荣,则是来源于明末清初诸葛村转型从事药材贸易带来的结果。

据诸葛坤亨介绍,集体经济发展,促使村民福利有了很大提高:60岁以上老年人每月都能享受村集体300多元的生活补贴。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村民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费皆由村集体交纳,并实行奖学金制度,对考上高中、大专的学生给予1000到4000元的奖学金奖励。

“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杜晓帆说。

杜晓帆是国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正策划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一场乡村遗产展览,选取国内多个省份的典型村落进行展示,并配以独立的主题。在他策划的展览中,浙江省的古村落代表是诸葛村和长乐村,其主题是“汇”,强调民间自发组织,汇聚不同人的力量。

作为兰溪市古村落的典型代表,诸葛村显示出“汇”的力量。诸葛村的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村集体管理、村民人人参与、公司化运作的新模式。村集体、村民组成的文物修缮队、巡逻队、消防队,本地和外来的民宿、饭店运营者,外来的游客,共同构成了一座古村落“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系统。


“旅游项目一般遇到文物保护都要被pass(抛弃)掉了,因为涉及到严格的审批。”张靓说,“但兰溪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我们更好协调了多方的力量。”

“村民对历史建筑的合力修缮,是对祖先遗产的护持,也是对先贤忠义品德与家国情怀的薪火相传。”杜晓帆在前述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论坛强调,“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需求,逐渐意识到这种需求的基层村民,必将成为中国乡村遗产保护的主体力量。他们有着更为鲜活的记忆、更为恳切的情感、更为适宜的智慧方法、更为质朴的长久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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