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的头戴式耳机坏了，给自己换了一个近200元的蓝牙头戴式耳机，价格是所有前任耳机最贵的，但这次意外让我收获了利用零散时间听播客的习惯。最近，我听的是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徐轶青老师的播客随机游走，为及时记录自己所感所想，我尽可能尽快整理笔记和思考。
这一期的主题是：是否要给孩子“减负”，讨论嘉宾还有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于洋老师、国内教育行业资深从业者黄斌老师。
黄老师的观点要点：
（1）减负不等于不学任何知识。对于孩子，教育来自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从家庭教育层面，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考虑减负。如果父母有意愿、精力、时间、金钱或者各种资源投入到家庭教育，不减负甚至增加负担是政府无法约束的。从学校教育层面，支持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政策，原因有三：一是避免低水平重复。学习好的孩子，因为自身基因或努力程度，总是会学习的，但学习较差的孩子，大部分会因为沉重的学习负担厌倦学习甚至过早放弃；二是在减负大环境下，天才的通道仍然是开放的，减负对天才的影响微乎其微；三是有利于减轻家庭环境处于劣势（e.g 父母给予的资源非常有限）的孩子的学习负担，尤其有利于其中部分能力比较高的、禀赋比较好的孩子在后期爆发。
（2）减负有助于大多数人的教育公平。忧伤的事实是大多数出身普通家庭背景的孩子无论在财务收入上、还是在学术上，爆发的可能性较低。基于此，他们中大多数人只需要掌握基本“能写会算”，接受通识教育即可胜任多数岗位。而个别可爆发的孩子需要一定积累期才能爆发，通过减负，使得这部分孩子在积累期不至于被外在因素人为地拉开过大的差距，从而增加脱颖而出的概率。
（3）支持要给孩子足够的训练，但是足够的训练线应该划在哪？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教育政策的制定是基于现实的，是满足现实目标的，也是需要考虑成本收益的。基于此，义务教育阶段“训练线”划到有助于绝大多数孩子成为合格劳动力就是巨大的成功。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教育成本有资金、师资、教育物资等；教育回报有发展高科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等。有限的资源下，与增加普通孩子上大学和上好大学的概率相比，教育政策更可能优先保证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完成率。从个人的角度看，教育回报是提升个人上好大学的概率，因此投入及承担投入风险的主体是个人或家庭。
于老师的观点要点：
（1）人工智能的第4次工业革命，有利于创造三种类型的职业和岗位：原创性研究、内容创新、人机协同。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原创性研究对人才的数理和计算科学教育背景及组织知识的能力要求更高。普通人容易通过教育，进行大量训练，积累一定技术技巧能力实现内容创新和人机协同，比如抖音视频内容创新激增了大量的才艺博主。这也是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产业革命时代，人们思考增加未来就业可能性的方向。
（2）互联网时代，伴随各种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增强，如慕课等，教育机会公平性增加，但是教育结果不公可能会增加。比如“先进”的家庭更重视互联网资源和有效利用互联网知识，从而与普通家庭拉开差距。所以在新时代每个家庭和个人亟须思考如何有效获得互联网资源，结合线上线下活动，减少教育差距。新时代技术革命背景下，似乎大量工作岗位不需要高深数学，如微积分等。但不容置疑地是学数学使人学会如何系统化地、复杂地思考问题。而是否拥有系统化的复杂思考能力是考量一个人在参与劳动力就业市场中是否有竞争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维度。
（3）在“人工智能参与疫情”的研究中，参与治理的主体（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的结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治理结构的边界是在消失，这得益于人工智能大幅提高了治理主体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提供优质的教育其实是治理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治理问题。减负或者不减负，这是一个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面对的问题。在技术变革时代，缓解减负争论的方向是社会各部门如何提升治理能力，加强新技术、新场景应用，适应新技术条件的环境。
（4）教育对个体的重要性不仅是经济收获，更是有助于构建自我的精神和思维的空间。
我的看法：
两位老师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给孩子“减负”的议题，前者更多是站在教育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思考是否要给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减负，他的答案是支持给这个阶段的孩子减负，并给出了几点理由。后者是站在人工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思考家庭和个人是否需要减负，他的答案看似是在增负，实际上他强调的是如何提升系统化的复杂思考能力、如何利用互联网资源、如何适应新技术和新场景，以提升个人在新技术环境下的就业竞争力。
就我对减负的观点，首先顾名思义，减负即减去不合理的负担，这个负担既包括当下的，也包括未来的。对于不同的孩子，学习是不是负担？学习的哪方面是负担？学习的具体负担程度？如何减？减多少？这些回答对每个孩子肯定不同的。教育政策制定者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大多数孩子的教育；家长思考的自己孩子的个体教育，所以思路会有所差异。
当前，教育“减负"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遗憾的是教育的评价体系没有配套改变，成绩高分或者才艺高超的孩子依旧优先获得优质教育以及其他资源，这种评价体系弊端较多，但是也具备其合理性，就如无数人批判的高考，在教育筛选起着重要功能。这个教育评价也就是”减负“争论的矛盾所在。很多家长抱怨指责“减负”是因为学校校内“减负”，但是其他家庭在校外“增负”，从而使得自己孩子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换言之，学校似乎减掉了孩子当前的课业负担，但是增加了孩子未来读名校以及接受优质教育的负担，增加了家庭教育的负担。
在此，我不去评价“减负”教育政策，因为每个政策不可能十全十美，除了极少数政策，绝大多数政策是基于预期成本收益制定的。我们普通人能做的更多是从家庭教育思考。
第一，每一代孩子的竞争压力都不会减少，如何看待竞争是关键所在，相比成绩分数，更应看到孩子在竞争中的自我成长及努力，能接受孩子竞争力的普通；
第二，家庭教育本来就是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家长具有教育子女的责任。作为家长，基于孩子个体禀赋（优势和劣势）与成长规律，不仅加强孩子通识教育，也要思考培养孩子专长、健全人格及丰富精神世界。当然，在家长能力范围内斟酌哪些是孩子的负担，引导孩子正视学习负担或者直接帮助孩子减去不必要的负担；
第三，减负的方向是能更好地结合个体禀赋和就业需求，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比如慕课、公共图书馆、学习活动增加教育回报，培养孩子系统复杂思考能力。
以上仅是个人暂时肤浅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