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布景至简：一排椅子，一台饮水机，一幅水墨背景。
静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情绪渐渐上来，开始适应这舞台渲染的氛围。突然，几抔沙土从顶而降，重重地重重地摔打在地上。是的，就是摔打，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妥帖的描述。而后变成细细的流沙，透过光束，似有若无、轻轻飘飘、悠悠荡荡，洒落。一曲音乐裹挟着浓重的哀伤愁绪在剧场缓缓响起，眼泪已不期而至......
那种深埋在心底的悲伤就这样被揪起，它并不是可以归因于某一件事或某一次经历的悲伤，而是光阴中所有悲伤碎片交织而成的情绪记忆。它很轻，轻到不去碰触便会相安无事于生活。它很重，重到沉淀在心底不会随时间消失殆尽，不时或者偶尔还会被感知到的同质情绪所唤醒。
所幸，我不再躲避、抗拒它，而是接纳它作为我的一部分，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每有那股情绪记忆被勾起时，允许它从心底涌起，体验它“兴风作浪”一阵而后再次归于沉寂的流动。而生活，会带着新的心的改变，继续。
一如现在，迎着话剧《毒》的悲伤，在封闭的剧场空间里，投入地体悟着舞台上“一旦发生就不再重复的瞬间”，感受那份命运......
二十年前，男人和女人第一次见面。
继而相恋、结婚，生子......
九年前的一天，他们唯一的儿子遭遇车祸身亡。女人亲历了这一切，而男人不在现场。
或许正因为此，她自责也责他，她愤怒也怒他，她认定在那份丧子的绝望与悲痛里，他是置身事外而无法与她共情的。尽管男人竭尽全力想让她知道，虽然失去了孩子，可他们还有彼此，还可以一起承受悲伤，面对生活。而女人仿佛看不到他的存在、他的悲伤和他的爱，任由虚无、孤独和绝望吞噬自己，任由情绪肆无忌惮的宣泄。
男人觉得窒息，于是选择了离开。那是1999年12月31日的晚上。离开的路上，他一遍遍对自己说“回去吧”，他是多么希望女人可以说一句：“别走”！可是女人没有。她只是听着门外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心里数了30秒。又数了15秒，车开走了。她抬头看见时钟的指针指向19:10。
自此，那份本该由他们一起面对与承受的悲伤，变成了各自的悲伤。
女人继续留在了原来的生活习惯里，每天照常上班，工作，下班，聚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正是女人的“努力如常”阻断了悲伤的真实流动，让悲伤被冰冻在了男人离开的那个冬季。
而男人，回到了法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九年后，女人给男人写信相约在埋葬儿子的墓地见面。事由是，孩子的墓地即将迁移，因为墓地的土壤中发现了“毒”。它当然不是真的，是女人杜撰的。男人在见面以后也知道了。
男人来的早了一些，在这片满是泥土的墓地前，低沉、惆怅。女人姗姗来迟，她的出场很乖张，一度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可笑甚至是神经质。然而细想，这又是何等的合情合理。
九年离别，隔着多少的喜乐与悲苦。那被冰冻的悲伤，恐怕是她九年来日日夜夜于黯淡无光处舔舐伤口的唯一陪伴。
九年前，她失去了儿子，丈夫也不辞而别，所有重要的亲密关系转眼丧失，所有情感的连接突然断掉。她几乎是同时失去了母亲、妻子的身份，更严重的是她失去了自我，或者说她能感知到的全部自我在所爱之人的死亡与亲密关系的丧失面前都彻底粉碎了……“这是一种脚下的土地被抽离似的‘失去’，失去以后一切不复曾经——那是一种亘古的体验”，编剧洛特·维克曼斯说。
她紧张又强作镇定，她在乎又佯装不屑，她明明爱着眷恋着却总是讥讽和嘲笑，她那么多的苦涩与悲伤却要表现的一切还好。她就是这样拧巴，她也必然只能那样出场。她让你为之焦急和心疼，却又很难责备。因为，她像极了有时候的你我她，说出口的与心里想的总是南辕北辙。
“那一天，你为什么离开？”女人终究是停在了那一天。男人说，看着当时的她，常常有想打她一拳的冲动。他做不到在千禧年来临前的跨年夜，在凌晨十二点钟到来的时侯，走向她，与她相拥举杯，互道一声“新年快乐”！
如果不是这次见面，男人永远不会知道女人其实“多么希望他不过是和平日一样，只是出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而女人也不会了解，离开的男人其实多么希望被挽留。他们就像男人说的：“我们现在做的或许是我们想放弃的，而我们放弃的或许恰巧是我们想做的。”宁愿让爱带着误解和遗憾蒙上了九年的灰尘，也不愿在亲密关系中放下自我防护的盔甲。九年后，两个人才肯掰开揉碎了那些表象的情绪，去看清楚底下涌动的其实是彼此对爱与被爱的渴望。
争吵、抱怨、隔阂、讥讽、误解......辗转不停地翻涌呈现在舞台上，呈现在两个人时而歇斯底里，时而低沉如泣如诉的对往事的回溯中。
九年，男人带着悲伤独自生活了几年，而后接受了新的感情，组建了新的家庭，并即将成为一个新生命的父亲。可女人的状态仍停留在九年前。在这种巨大的反差面前，她失衡、怨怼。她愤恨自己的生活“就像一坨屎”，抱怨男人坦然的”像个冷漠的旁观者“......
而一向沉稳的男人，在女人的言语逼迫下终于爆发了，他突然跪地失声痛哭：“你以为我不痛吗？！”，当他近乎失控地捶打着自己身体每一个可以感受到刺骨疼痛的部位时，女人终于看见并确认了男人那份深入骨髓的悲伤。原来，她不是一个人在悲伤。原来，他也那么痛。那份孤独的苦楚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连接，而开始被疗愈。
女人说，“他就在这，我倒水的时候，我做饭的时候......他就在这......”
而男人也说，“有时，我走在路上，会看到别人的孩子和父亲在一起，然后就会想到他.....如果.......”
想念和悲伤一直都在，在每一个可能勾起回忆的时刻里，甚至是每一次转身和每一次呼吸里......
女人说，“很长时间我一直希望，我可以把很多事都抛之脑后。”
男人问： “结果呢？”
“结果呢？当然又重新开始。很没意思，是的。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不管你怎么努力。”
是，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不管你怎么努力。这是人生的基本事实。任何企图回到过去状态的努力都是对悲伤的抗拒和逃避，它只会让一切更糟糕。Joy Liu曾经引用过一段Miriam Greenspan《从黑暗情绪中治愈》里的话，我觉得表述恰如其分。
哀伤并不是一场回到丧失前生活状态的旅行。人们在自己的孩子死去，或者经历其他重大丧失之后，并不会“回到正常状态”。哀伤并不是流行文化里说的“解决”，而是转变：一场对现实，自己，我们爱的人和整个世界的全新的意识。
男人初回到法国时，每天跑步，不停地跑，带着悲伤。
几年后的某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一首歌，伯恩斯坦的《It must be so》（《必然如此》），歌词中讲：活在当下。男人好像突然悟到了：不要陷在过去，也不要惧怕未来，此刻、现在就是最好的、最幸福的。这其实正是心理学的正念教给我们的：全然地活在当下，不带任何评判地，跟此时此刻的自己在一起。
从舞台形式上看，这样演绎好像很突兀，但其实是基于男人之前那些年感悟的积累，当积累达到一个点的时候，量变产生质变，恰巧听到的这首歌就如一把钥匙开启了男人前方的人生。男人尝试向女人解释：“关键不是这首歌，关键是这首歌对我的影响，在我身上产生的作用。”也许，它还可以是一句话、一幅画、一部电影、一部话剧......谁知道呢，关键是你是否准备好了接受转变。
而现在，九年后的这次会面之于女人，就如同《It must be so》这首歌之于男人，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一段段的回溯中，女人欣慰地发现男人还记得她最喜欢吃的零食，还记得二十年前初次遇见时她的模样她的青春笑容，还记得很多她都已淡忘的细节——她只记得在医院与儿子告别时，是她紧紧地抱着孩子，却不知道男人还紧紧地抱着她；她以为最后的告别只有悲伤，却从男人那里得知她的唇贴在孩子的额头一直轻轻地哼着歌......回忆渐渐温暖起来，当久违的阳光被允许照进心底，悲伤开始融解，而爱也苏醒了。
他反复追问：“最后，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思量迟疑了许久，她说：“也许，抱紧我。”他抱着她，轻声哼唱着《It must be so》的旋律......那一刻，分明能感受到他们之间某种真正的情感连接产生了，而爱在自在流动。
只是，时光不复从前，他们只能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继续前进......
舞台上那些闷着的、揪着的、堵着的，终于都顺畅了。两个人终于可以好好说话、温柔以待了。
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接，就从我们放下盔甲和战袍的那一刻起，从我们懂得温柔相视、深情相拥、坦诚沟通、共情倾听开始。
一个半小时的剧，他和她在共同面对过去的追溯中，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对于悲伤的疗愈，也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到丧失和悲伤的价值与意义：
悲伤往往是沉重而无法承受的，请别试图逃避、抗拒和阻拦，试着直面它、经历它而后沉淀它，任它自由来去；悲伤绵延不绝没有终点，它或可减少但却永不会消失殆尽，请别试图”消灭“它、”解决“它、”完结“它，试着接纳它作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与之共处；悲伤永远的改变了我们，请别奢望回到从前的人生轨迹，试着借由它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新建构一个更高更深刻的自我，并努力与周遭世界建立起新的连接。生活是可以以崭新的面貌得以继续的。
Face 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的丈夫于2015年去世。2016年，她在伯克利大学的毕业演讲中以《你要拥有扛过一切悲伤的能力》为题分享了她自丈夫去世后面对至爱死亡的一些感悟，我想以文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
最终塑造我们的，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艰难时光，而非浮名虚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挫折，都会在灵魂深处种下坚韧的种子。我们记忆深处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日后成为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力量。
愿你有直面悲伤的力量，不困于过去也不惧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