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女儿国》：文化意义上的性别易位

    《镜花缘》是清代作家李汝珍著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作者借主人公唐敖与妻舅林之洋、舵工多九公乘商船出海游历海外诸国的见闻，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诡怪离奇的画面。君子国好让不争、损己利人；两面国一人二面、欺诈成风；黑齿国人人聪慧、少小怀才；淑士国个个酸腐、假装斯文......在作者笔下的诸多海外奇国中，描写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女儿国了。他用诙谐幽默的笔调描写女儿国中男子所受的各种不平等甚至堪称残酷的待遇，令人拍案叫绝，大呼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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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女儿国有两个特点：一是国中全是女性没有男性，二是子嗣的繁衍借助神力。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云：“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后汉书·东夷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或传奇国有神井，窥之即生子。”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也是具备这样的特征。但是《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完全有别于纯粹意义上的女儿国，国中有男有女，只是我们已有认知中的男女划分在这里发生错位，进而导致他们的性别称谓、装扮、社会角色等都发生了大反转。这种反转在具备强烈喜剧色彩的同时，也带给了读者更为深刻的思考。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男女的性别、身份可由服饰进行区分，服饰就成了一种较为明显的性别符号，代表了性别所意指的一切社会内容。然而在女儿国，我们所认为的男性，恰是女儿国所称的“女性”；相反，我们性别中的女性，正是女儿国眼中的“男性”。所以当满脸胡须著钗穿裙的“妇人”看到唐敖等人一身男儿装扮，便大声喊道：“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后来林之洋去国舅府兜售货物，不意被女儿国国主看中封为“王妃”。在这个我们眼中完全实现“女尊男卑”的国度，林之洋作为“美女”的代表，一进宫就早有宫娥预备香汤替他沐浴，随后换袄穿裙、擦脂抹粉，实现了与现实社会不同身份的转变。如果说这种改变只是外形的变化，那么接下来他所经历的穿耳缠足使其代表男性经历了并非虚构的“女性化”过程。小说详尽描写了林之洋被迫缠足的经过：“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死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趾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做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林之洋叫苦不迭，面目狰狞，但是反抗的苦果就是“倒挂其足于梁上”一顿好打。文中的这种性别易位使作为男性的林之洋在短短几十天内尝透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女性为了满足男权社会的畸形审美所承受了的非人折磨，最后竟由一个七尺男儿活生生逼成了会万福叩拜的鲜花一般的娇美女子。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父权社会的莫大讽刺，更是对封建社会饱受摧残的女性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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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汝珍看来，造成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状况并没有什么自然的根据，只不过是“自古如此”的矫揉造作罢了。这与法国女作家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一观点有相似之处。女性的社会属性是后天强加的，在各种畸形扭曲的要求中，女性作为个体生命难有真正选择的自由，更多的身份是男性的附庸者和屈从者。一旦整个社会都认同了新的性别易位或者文化属性，那么女性也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凭借实力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归属。当女儿国中实现了这种男女的身份易位，满脸胡须的“妇女们”承担起现实中女子应该承担的角色，原本柔弱的“男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的智慧与才华，我们认知中的女性就由幕后走向前台，从家庭走向社会，对男性实施支配的权利，实现了女性身份、人格的独立显现，构建起了文化与精神上的母系氏族社会。这很明显是作者理想中给女性出气伸冤的乌托邦，也蕴含了李汝珍超出时代的远见卓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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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汝珍作为女权主义的“代言者”，透过女儿国中性别易位的独特描写，展现了当时社会女子所经受的残酷的真实。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的不朽的文学。”

      在今天这个文化不断碰撞，环境更为包容的时代，许许多多的女性自觉摆脱“性别论”的枷锁，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我们可以不再发出“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无奈悲叹，不避俗子胸襟，大胆演绎属于当代女性的美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