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这是梁启超《李鸿章传》的开篇之语。他评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对于李鸿章的历史及地位，日本历史学者冈本隆司评述：“除了唐宋之前的诗词以及民国之后的现代，对其他都漠不关心，这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在理解中国上的巨大缺陷。正如不懂江户和明治，就不懂现代日本一样，如果不观察清代和清末，也就是李鸿章时代的中国的话，也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
开始今天主题文章之前，且以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中的三段文字，作为故事的相关背景。
01.
1895年3月24日傍晚，天还未黑下来，马关的外滨町响起了枪声。开枪的人是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26岁青年，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右翼活动家一类的人物。狙击的对象是清朝全权大使——李鸿章。他刚在春帆楼开完会，正在返回引接寺住处的途中。
侥幸的是，李鸿章的左脸虽然中弹，却保住了性命。经侍医和军医包扎后，还来不及取出子弹，他又忙着和日本继续谈判。4月17日，条约签署，李鸿章完成了使命。
这一年，李鸿章虚岁73岁，就算在实现了长寿的今天，也称得上是高龄。而且，这位老人还千里迢迢从中国东渡到日本。日本是他有生以来出访的第一个国家，还险些受害丢了性命。哪怕他立即回国，也无可厚非。他却不为所动，继续在异国停留，直到完成使命，可见他康健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实在令人叹服。
02.
李鸿章一生极为健康。他自己评价，从政40多年，从未因病休息过。在日本马关脸上受了枪伤那次，竟是他生平第一次就医。
然而，残酷的北京谈判，到底还是侵蚀了他的健康。
1901年10月30日深夜，他大量咯血引发病危，11月7日那天与世长辞，享年79岁，谥号文忠。
他临终前留下了一首诗，其中一段写道：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03.
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为他写了评传并出版（《李鸿章传》）。当时他30岁，可以说还是个青年。他断言道：“四十年来中国的大事，几乎全部与李鸿章有关。”
人们不时会从投机的角度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描写。中国谴责他是“投降主义”“卖国”或“误国”，外国也评论他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现在也是如此。而由来之一，无疑就是梁启超。
要注意到梁启超这本书里的政治偏向。但是，包括这一偏向在内，这篇才华横溢的文章，现在读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清新。
——以上摘编自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
裱糊匠、实干家、外交家……好差标签，留待历史，各人评说。
晚清之际，中日之间面临大变局，李鸿章身处其中。1871年9月13日，《中日修好条规》签署，其中第一条“所属邦土”，清朝和日方的理解有偏差，但彼此未说清楚，这也为之后系列事变埋下祸根，“日本将清朝视作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清朝也视日本为违反条约行使武力的国家，双方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警戒心理。”
01
敌国或友邦
江户到明治时期的中日关系
日中关系仅仅从两国来往密切的16世纪开始算起，就有数百年的历史。不过，从现在回顾的话，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关系是极其不正规的。
16世纪的日中关系，以“倭寇”这一称呼为特征。日本需要丝绸等中国的特产，而中国则渴望金银等日本的贵金属，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然而，双方实际上进行的贸易，却是以走私和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贸易本身也由于不符合当时明朝政府的限制而受到了严格的打压。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朝也向朝鲜派出援军，两国的正规部队陷入了战争。对中国而言，日本也只能是倭寇。日本的存在，在政治上不如说是敌对与警戒的对象。
17世纪，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中国也正值明清的朝代更迭，日中关系终于稳定下来。众所周知，日本实行所谓的锁国政策，清政府只允许中国商人前往长崎从事贸易。即便如此，在初期阶段，日中仍然互相继续保持着重要的贸易国地位。两国在持续经济上的紧密关系的同时，排斥容易走向敌对的政治上的关系。
然而，随着日本贵金属的储藏量日渐枯竭，日本国内也能够生产中国的特产，双方的贸易急剧下滑。本就没有政治通交的日中关系，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上的关系大大减弱，日中关系也逐渐疏远开来。
德川家康（左）和德川庆喜（右），德川幕府的第一任和最后一任将军
德川幕府成立后，为了发展海外贸易，1862年5月与1864年3月，分别向上海派出了外贸船只千岁丸和健顺丸。然而这些尝试并未能持续下去，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在经济上与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利害关系。
因此，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重新派出柳原使节团交涉条约事项，并不是出于紧迫的经济问题，或是与清朝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悬案。明治政府的首要课题是，以修改条约为目标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与此相关，他们看到和清朝之间建立起西方式的国际关系对己更加有利。如果能与清朝合作，那就再好不过了。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以与西方改善关系为前提的日本方面的认识与动机。
日本对明朝的中国来说，是提供货币原料白银的重要国家，进入清朝后虽然白银产量有所减少，然而铸造铜钱的铜仍然依靠日本的出口。即使如此，清朝仍仅仅允许中国商人前往长崎通商，这是出自对倭寇之害的顾虑。拒绝日本前来贸易，政府之间不相互往来这一方针，说穿了都是来自对过去的倭寇产生的不信任和戒备感的缘故。
明治天皇睦仁
换言之，日本会给自身带来危害的倭寇印象已经形成并深入人心，中国首先会将其视作军事上的威胁。但是，这里也可以特别地指出，正因为在对日关系上没有刻意地去深化，中日两国两百年间才能够相安无事。
然而，这种姿态随着19世纪后期西方入侵东亚，而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即便清朝的姿态没有变化，日本却改变了锁国政策走向开国。随着欧美的贸易公司在日本开展贸易，被雇佣的华人东渡日本，在日华侨逐渐增加。
清朝曾经抗拒日本人前来中国，现实上也不可能了。刚才也提到了千岁丸和健顺丸来到上海。在日本广为人知的是，同行的高杉晋作、五代友厚等人去中国各地后写下的实地考察，对之后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作为接待方的清朝，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对于此次千岁丸、健顺丸来港，上海当局也是始料不及，被这一史无前例的事态弄得狼狈不堪。眼下只能暂时参照已经签署条约的列强，以及已有贸易往来的欧洲各国的先例条件加以处理。长远来看，应如何对待日本，当前尚没有定论。
在诸多反应当中最值得我们瞩目的是，很久以来未能引起注意的日本这一存在，清朝当局对它有了重新认识，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要更多地了解它。这些都成为日后左右时局的重要因素。
02
猜忌与结盟
李鸿章与清政府的抉择
李鸿章肖像
千岁丸和健顺丸到达时，治理上海的地方最高长官，便是江苏巡抚李鸿章。健顺丸到达时，他还兼任了管辖南方开放口岸的通商大臣。也许他因此而受到了触动，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开始收集有关日本的信息。健顺丸离开上海后的1864年6月，他向总理衙门发函如下：
以前英国、法国等国将日本视作外府，诛求至极，日本君臣发愤而起。遂选拔宗室与大臣之聪慧子弟，派往西洋兵工厂学习各种技术。又购进制造兵器之机器，于本国开始仿造。如今已能开动汽船，使用榴弹枪。……总之，如今的日本，即为明代的倭寇。离西洋远，距我们却近也。我们如得以自立，日本也助我等对付西洋，倘若我等不能自强，恐其将与西洋一道共同将我瓜分。
从上面可以看到，李鸿章不仅熟知幕府末期日本的开国经过，还对它之后努力引进西方兵器之事了如指掌。另外，他还提及生麦事件和萨英战争，可以说在清朝已是当仁不让的头号日本通。但是，他的观点当中也有守旧的部分。
李鸿章当时担任淮军的统帅，正在推进兵器的近代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对日本的西洋化格外关心，这是一种新的局势。然而，他把日本看作“明代的倭寇”，表现出对它有可能成为自己威胁的担心，在这一点上和以往的看法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在新的与西方关系中的旧倭寇。这是李鸿章，甚至是清末中国对日本的基本认识。
《倭寇图卷》（旧题《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局部，[明]仇英
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总理衙门在1867年的奏章中，对日朝关系做了如下描述：
日本于前代明朝时实为倭寇，对江苏、浙江沿海地区肆意蹂躏，还延伸至朝鲜，凡事均居夜郎自大之心，对中国也久未朝贡。……最近，日本战败，与英国、法国等和解。不久后发愤学习军舰制造，开始与各国交流，必是有非分之念。……倘若英法出兵朝鲜，其目的不外乎基督教传教与通商而已，不过是相互牵制，并无占领朝鲜夺其土地之念。而日本却不受牵制，难免窥其土地。一旦日本占领朝鲜，与中国邻接，将导致紧迫忧虑之事态。日本无须传教或通商。……朝鲜若受到日军攻击，实乃法国无法比拟之严重外患。
丙寅洋扰中的法国战舰，1865年摄于长崎港口
引用倭寇将其视为军事威胁这一点，与李鸿章同出一辙。而更要注意到的是，文中还加上了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一事，将日本视作朝鲜半岛的威胁。
就在前一年，因为认为朝鲜迫害基督教，法国一度派遣舰队前往朝鲜行使武力。这就是“丙寅洋扰”。正因为最近出了这件事，总理衙门更加认定日本是比西方列强更让人担忧的存在，抑或是受到了李鸿章意见的影响吧。
有关倭寇的记忆，使得日本被视作朝鲜半岛、东南沿海的潜在军事威胁，而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西方化进程更增添了对这一威胁的警戒感，这成为之后1879年对日政策的基础。
03
和平或隐患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签订背景
就这样，对于向天津派出使节团的日本，李鸿章的脑中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固有观念，他并不是初次与日本打交道。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他在1870年和1864年的两次意见。虽然间隔了六年，然而从兵器的“仿造”和“外府”这些字眼上可以看出，内容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基于这种日本观，清朝形成了这样一种方针，
即日本为近邻且“自强”，可能构成军事威胁，因此不能与其为敌
。既然它前来要求签署条约，那么不得不认为“笼络其可能为友，拒绝其必将敌对”。而之前暴虐无比的西方列强们，只要遵守条约，他们也都安稳了下来。因此对待模仿西方的日本，只要签署条约并加以“笼络”，这一威胁就不会显露出来吧。
不仅如此，清朝在刚刚过去的天津教案中，饱受了西方的压迫。倘若此时得罪日本，无疑是雪上加霜。还不如笼络日本，在对抗西方列强上助己一臂之力。答案再明确不过了，目前的局势也有利于说服清朝政府内部的攘夷派和清议派。日本与清朝一样，也遭受过西方的压迫，应该对这种合作持积极态度，有十足胜算。当然，和日本的条约，无论是签署经过还是国情都不同，当然不能和英美法俄等国家签署的条约内容一样。
于是，清朝在也获得曾国藩支持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基础上，大致确定了以上的方针。而接下来的所有交涉，都全权交给了提出此意见的李鸿章本人。在清议势力根深蒂固的首都，不想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总理衙门想出了这个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
伊达宗城（左）和柳元前光（右）
而李鸿章，则是在外交问题上首次出场。自己提议的方针一旦被采纳，他立即发挥出了惊人的实干能力。他与南洋大臣曾国藩联手，从1870年11月到翌年7月，制定了签署条约的草案。他对柳原使节团会谈时拿到的日本方面的条约草案进行了分析反驳，将其脱胎换骨，以新草案代之，等着日本方面谈判使节的到来。
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的使节团抵达天津，是在1871年的7月底。他们也带来了在日本准备好的条约草案，是由洋学家津田真道起草、以清朝与西方各国签署的条约为基础写成的，也就是说属于不平等条约。它和前一年柳原前光带往天津时的条约草案大不相同，因此，与清朝交涉的日本的姿态，有几位学者将其作为考察对象加以研究。但是我们这里就无须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了。柳原草案自是不用说，就连津田草案，在谈判现场都几乎未能发挥效力。
与伊达、柳原等人谈判时，李鸿章驳回了日本提出的草案，而是将自己准备的草案作为条约签署的原案。他要挟日本，要么将清朝草案作为原案，要么打消条约谈判、签署的念头，整个谈判中清朝始终掌握主动权。
李鸿章成功地让伊达等人几乎接受了所有的条款。
《中日修好条规》
条文内容
就这样，1871年9月13日，《中日修好条规》得以签署。条约中没有最惠国待遇的条款，领事裁判权也由双方互相承认，和当时日清两国分别被迫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不同，这一纸条约是立足于平等关系之上的。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条约内容是由清朝准备的，日本方面属于接受方。也就是说，条文中包括了清朝的用意，而同时，接受它的日本也有自己的解释，这两者是否一致，是一个问题。
其中，我们来看两条最能体现出清朝观点的条文。首先第一条是关系到以后走向的重要条文。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被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特别是后半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互不侵犯。然而，在此处清朝的真正意图并不如此单纯。下面是负责起草条约的李鸿章下属陈钦说的话。
日本与朝鲜邻近，两国的强弱之分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即有明示。最近又闻日本接近朝鲜。倘若其野心在于吞并朝鲜，我东三省将失去壁垒，需提前做好对策。如今其前来通交，乘此机签署条约，并不能保证永久安全，起到牵制之效。即便如此，直指朝鲜实乃不妥，概括称之为“所属邦土”。
也就是说，这一条约并非泛泛地规定了友好与互不侵犯，而是带有不让日本入侵朝鲜这一具体目的，理论上和四年前的总理衙门的奏章内容并无区别。然而要是明确指名朝鲜，或是为此单设条款，唯恐会过于露骨而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才采用了这一写法。
汉文表达的“所属邦土”按照清朝的解释，不仅是在其直接统治下的中国，而且包括朝鲜等朝贡国。如果进行朝贡的话，在礼节上会产生上下关系，因而分别称为“上国、上邦”和“属国、属邦”。当然，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属国，意思和内容是不同的。然而，
正是将这些不同的国家都称之为属国，埋下了问题的隐患。
其次是第二条，内容如下：
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也有意见认为，《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为了日清两国的对等关系，而且带有日清合作的意图，这一条的存在便是主要原因。
辛末洋扰，美国军队占领德津镇，1871年
如果单纯只是日清的合作，那么日本方面也有此意。正因为如此，才接受了这一条。但是，至于要怎么合作，却是另外的问题。李鸿章想把日本用作对抗西方的“外援”力量，这就需要将日本与西方隔离开来，与清朝“联手”。对清朝而言，日清“联手”不过是为了“牵制西方人”的手段而已。
这时，正逢美国舰队对朝鲜展开了攻击。这是为了报复五年前发生的烧毁入侵大同江的美国商船的行为，被称为“辛未洋扰”。得知此消息的清朝当局，当然关心朝美关系的走向，然而同样担忧的是，日本可能会与美国遥相呼应，一同进攻朝鲜。
日本以前就存在着吞并朝鲜的野心，再加上近年来与西方各国的良好关系。且不论客观来看这一认识是否正确，却难免让清朝对日本产生猜疑和戒备。李鸿章等人首先担心的是朝鲜半岛问题，其次是在东三省和北京的安全问题上，日本会和西方打成一片。
倘若如此，那么《中日修好条规》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就有着密切关系。前者是对日本的警戒，后者则是与日本“联合”。这两条看似截然相反的条文，放在朝鲜洋扰的当下，从防止日本进攻朝鲜半岛这一点，其一致性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产生龃龉
但是，伊达使节团们却未能捕捉到清朝方面的这一想法。首先关于第一条，他们向本国报告为“所属邦土，并不是指藩属之地”。其理由、经过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从一开始，就认为“所属邦土”不包括清朝的朝贡国和属国，直到最后这一观点也没有改变。朝鲜等属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一点和清朝存在着根本上的矛盾。但这一矛盾的凸显，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而立即表面化的问题，却是围绕声明要保持友好和相互援助的第二条上的对立。伊达等人认为，它和清朝与美国缔结的《天津条约》的内容是一样的。虽然从文字上看确实一样，然而清朝方面的意图却存在差别。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多久，这一条就被周围看作是对抗欧美的日清防守同盟，并大肆宣传。
这和明治政府力图避免与欧美关系恶化，从而修改条约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事实上美国等国家也提出了抗议，日本唯恐遭到西方列强的猜疑，慌忙向清朝抗议，要求删除第二条。翌年即1872年，日本再次派柳原前光去往天津，试图和李鸿章进行谈判。
这意味着要修改已经签署的条约。尚未答应之前，对日本提出的这一要求，李鸿章的疑心更重。当然，他不打算和柳原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不过，在双方数次接触的过程中，清朝方面做出了补充说明，声称第二条并非是军事同盟，这才总算减少了欧美列强的猜疑。第二条虽然未被删除，日本政府判断其影响已经减弱，才最终批准了《中日修好条规》。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到天津，于1873年4月30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签署了条约。
这么看来，《中日修好条规》终究不是为了建立日清之间平等的友好关系，或是进行合作的条约。反而是，当时已经存在的日清之间的矛盾均被包含其中，这种看法比较稳妥。在此之后，日清的互相猜疑不断加深，对立不断产生，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吧。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对“所属邦土”的规定。它不过是利用了西方式的规定国际关系的条约这一形式，特别是反过来利用了它的约束力，来达到保全包括现有的属国在内的清朝的邦土罢了。李鸿章在谈判当中使用的这一手段，在处理与日本和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中成为一大争议点。
04
“生蕃
”与“熟蕃”
琉球漂民事件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大约两个月，1871年11月30日，54名琉球宫古岛岛民漂流到台湾，遭到“生番”杀害，这就是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自建国以来，就是明朝的朝贡国，即属国。到了清代也继续维持这一关系。直到17世纪初，琉球被萨摩藩征服。
琉球这一微妙的地位，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与西方开始通交的日清之间成为问题。
首先采取行动的是日本。琉球漂民事件发生后大概过了一年，琉球王国的维新庆贺使抵达东京，明治政府把琉球王国改为琉球藩，任命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过了没多久，又把琉球的外交权转移到外务省。这些都和琉球漂民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从此以后，琉球的地位发生变化，和台湾问题挂上了钩。
琉球漂民事件纪念碑（左）、琉球漂民事件示意图（右）
1873年4月至6月间，外务卿副岛种臣为了互换《中日修好条规》的批文，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访问了天津和北京。这一趟使节之行在和李鸿章于天津交换了批文之后，成功地觐见了同治帝，而名噪一时，当时也就琉球漂民事件和琉球相关之事进行了打探和协商。
6月21日，副岛派遣随员一等书记官柳原前光前去总理衙门会谈。日本方面就会谈内容做了如下记录：
对方说：“此岛民有生熟两种，从前归服我王化者为熟蕃，置府县而治之，至今尚未归服者为生蕃，将其置于化外，远未治理。……不制生番之横暴，我政教则无法逮及。……”
柳说：“贵大臣若说生蕃之地政教所不及，又有以前旧证，乃化外孤立之蕃夷，唯独归我独立国处置而已。……”
也就是说，日本认为，清朝明确表示台湾的“生蕃”乃“化外之民”。
把琉球国民当成“我国人民”或日本人，是日本方面的主张。而清朝总理衙门的回答是台湾的“生蕃”处于统治之外，这么一来，日本就要亲自来追究责任了。
果然在1874年，日本政府亲自追究“生蕃”的责任，决定向台湾出兵。其理论根据便是总理衙门的“化外之民”这一表述。
——以上节选自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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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日本学者冈本隆司为李鸿章和袁世凯所作小传，讲述了这两位清末民初政坛的枢纽人物，其人其事及其所处的时代。
旧式科举官僚出身的李鸿章，历经太平天国运动、平定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近代中国重大事件。他是地方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并且为清朝建立了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清末的时代和社会塑造了他，他也造就了那个时代。
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袁世凯都被贬低为不学无术、不仁不义的叛徒，或是“阴险的权术者”。这样的一个人，为何能在激烈动荡的时代里发展个人势力，爬到权力巅峰，甚至当上皇帝呢？袁世凯的一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极其复杂的中国。
冈本隆司笔下不一样的李鸿章、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