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袁世凯｜左右近代中国的俗吏与强人
即使对袁世凯的一生故事了解有限，“八十三天皇帝梦”也是很多读者朋友从小听过的吧。
他实现南北和解，成为民国首任正式总统。当他想进一步，集权于一身，实现“皇帝梦”时，结局悲惨。其子袁克文有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吊诡的是，在袁世凯死后，中国经济在迎来“黄金时期”的同时，“袁大头”驱赶了原有的当地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流通。
了解袁世凯及其时代，绕不开唐德刚《袁氏当国》一书。不过，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日本历史学者冈本隆司笔下的袁世凯。
尾声
袁世凯和他的时代
01
中国
“中华帝国”的消亡与袁世凯的死去，并未能改变任何事态。地方不断地反抗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无法抑制地方，局势剧变。治安越来越恶化，战火也连绵不绝。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如果把它作为袁世凯留下的遗产，遭到后世的谴责也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袁世凯想要建设的中国，真的是这样的国家吗？就算他再怎么对权力充满野心，真的可以视中国的未来于不顾吗？
左：袁世凯戎装像；右：袁世凯祭天
我们追溯了他的一生，在此可以断言并非如此。他在主观上，终归是希望中国富强统一的。他的一举一动看上去像是只为了权势，然而除了保身之外，可以说这种愿望还是占据了大部分的。
那么，我们应该对他持以肯定的评价吗？既然他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一味地加以称赞吧！
袁世凯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责骂痛击或是鼓掌喝彩就能解决的。我们反而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他的主观目的未能实现，却还是导致集后世恶评于一身。因此，就不能不审视当时的中国。
袁世凯的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要算20世纪初，他担任直隶总督这段时期。他治理有方，成为清朝赖以依靠的顶梁柱。而他一旦进入中央政府，便走上了窃取革命成果、导致军阀混战的穷途末路。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年之内。
天津的得意和北京的失败，实际上就像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当时正是各省积蓄实力，而中央却走向没落的时期。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陷入困境，并一蹶不振的原因，在于南北对立。武昌起义后出现的这一趋势，表现为首都范围内总统府和参议院的对立、全国范围内北京与各省的对立，辛亥革命后也以另一种形势而持续存在。也许表面上只是体现为思想和观点的对立、政体和政局上的争议，军事上则体现为压迫和反抗。但是，其本质问题绝不仅在于此。
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在反抗北京、脱离中央形成各省独立这一趋势和动态上是完全相同的。早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时就已经出现了。而在最初时，袁世凯本人也应该是率先参与其中的。
02
事迹
袁世凯培养并掌握了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并将其作为资本。这是赶上了李鸿章时期以来督抚重权体制的缘故。这一时期都一帆风顺，天津时代的治理功绩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然而，被调到中央后，却是风云暗涌。与载沣的对立就不用说了，升到大总统一职也是如此。
当时，他的目标是通过确立立宪政体、强化中央权力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在这一点上，他的目标和行动模式，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帝、康有为君臣二人，以及驱逐袁世凯的载沣政权，并没有什么不同。袁世凯政权也不过是旧中央政府的复兴。
辛亥革命的混乱当中，袁世凯在万众瞩望之中宣布登场。当时，几乎无人批评他窃取了革命果实。虽说立场不同，各路势力对他的期待却绝不可小觑。即便如此，他仍然未能避免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这是因为民国的袁世凯政权和中日甲午战争后发生质变的清朝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
归根到底，他都是从中央的角度来强化体制权力，由此招致了与地方的对立、北京的孤立。二次革命中袁世凯、中央获得胜利，得益于钻了革命派和地方准备不足的空子，再加上外债资金的丰厚。与清末被称作是“洋人的朝廷”，借助外国力量压迫地方这一结构，并无本质不同。
最后的三次革命导致了各省的脱离和军阀的混战，北京的中央政府得不到地方的服从，化作了所谓“没有地方的中央”。通常都说没有地方，也就没有中央，而当时的中央政府国内并未予以承认，只是受到了外国的认可，由此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
当时，各省都加深了与外国的直接往来而取得了经济增长，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依赖有所减弱，得以财政自立、维持军费开支。例如，日本与所谓旧满洲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其他地区不分大小，也都具有相同的倾向，而得到加强的是从19世纪最末期到20世纪前十年，恰好和中央政府质变、地方军阀勃起的时期重合。
袁世凯对这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过、趋势和实况掌握了多少呢？仅仅看他的言行，可以说他局限于西方立宪制和近代国家的概念上，而未能洞察到宏观的结构和动态。原本就不仅是他一个人如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士无一例外。这样思考的话，他所推行的政策并不是地方和中央的有机结合，而是滋生了反目和争斗，最后走向消亡，也许是必然的结果吧！
03
功劳
因此，统一的中国因为袁世凯而变得四分五裂，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清朝，至少是清末的中国，以近代国家的标准看来已经处于分裂的状态。袁世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总统，想要建立起中央集权、名副其实的统一的近代国家。可是，他未能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以失败告终。本就存在的分裂状态，由于他的失败而演变为军阀混战，转化为表面现象。
尽管如此，在集权统一问题上，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善后大借款的财政措施。
为了获得这笔外债，袁世凯政权用盐税收入做担保。在外国看来，没有比它再可靠的财源了。没想到，课税征税却是极其的紊乱复杂，中央政府能拿到的实际收入微乎其微。因此，列强以提供贷款为条件，要求聘请外国顾问实行盐税行政的改革。
袁世凯政权以此为杠杆，进行了大范围的财政金融改革。通过盐税的改革和内债的发行，夺走了地方控制的税收，并提前征收。还将地方发行的各种形式的货币、纸币统一为中央发行的“国币”，来实现币制的一元化。这些都是抑制地方走向自立、加强集权和统一的措施。
1914年，袁世凯像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
图片显示的是一元货币，俗称“袁大头”。我们称为袁世凯银圆的、刻有他头像的硬币，它的命运也象征了袁世凯其人的事迹。
1914年发行的这种银圆，刚开始并未得到广泛的流通。这是因为各地的独立性经济结构根深蒂固，当地发行的货币占据了优势。袁世凯政权的改革事业，无疑遭到了失败。
然而，在袁世凯死后，中国经济在迎来“黄金时期”的同时，袁世凯银圆驱赶了原有的当地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流通。他本人未能实现的中国大一统，却由刻有他头像的硬币打开了局面。这为大约20年后蒋介石政权断然实行的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不仅仅是货币，袁世凯的事业从盐税、内债到军事，在很多领域都是蒋介石的先驱。更准确地讲，他就是先驱。也许应该说，当时的时机还尚未成熟吧！
这样的话，先驱往往伴随着艰辛，不能仅仅责怪袁世凯一人。能够洞察渴望统一的时代思潮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乖离，并采取永久有效政策的人物，真的会存在吗？不都是屡屡碰壁层层受阻的吗？蒋介石是如此，就连今天似乎也不例外。这么看来，袁世凯和他的时代，是造就了延续至现代的中国政治的一个出发点。
04
人物
再来讲讲前面刻意回避的袁世凯其人来作为收尾吧！由于这是评传，应该最先就抓准这一点，然后再组织框架，才称得上是正面手法。可是，这对才华有限的历史学家来说却是难度极高，只能致力于客观地还原知道的事迹，然后再作为普遍归纳时的辅助罢了。
证言也留下了不少。梁启超就称赞说与袁世凯在一起如饮甘醇，文官曹汝霖等人也纷纷感动于袁世凯的平易近人和体贴入微。可见他的社交技巧极高。
袁世凯与自己的孩子们
而不甚以为然的有吉野作造。他从1906年开始，给袁世凯的儿子当了三年的家庭教师。他还记录了和袁世凯本人见面时的情景：
说话亲近、笑容满面加上用词亲切，特别是握手时饱含亲情紧紧相握，予怀抱敬慕之情而告别。……如今想来却是彻底的演戏，其待人接物的巧妙让人佩服至极。
吉野也是感慨不已的数人之一，事后却指出了他的虚伪。虚伪这个词，也许表现得并不贴切。倒不如看作是他对眼前该做的事情尽心尽力，也就是率真的意思。据说他不嗜酒，也不沾鸦片。
以上不过是身边的社交和人际关系等等。然而，在他的公务生涯中，似乎也是一样的。
袁世凯对眼前的问题总是全情投入。朝鲜问题、小站兵谏、戊戌政变、天津复兴、北洋军建设、清帝退位、中央集权，无一不是如此。他总是要给出最好的答案。然而，这些结果的合计，又是如何呢？
最终，他就算对自己看得见的地方进行了处理，在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大计上，却缺乏能力。在天津作为地方长官，在中央作为大总统，其行动也局限于这一立场和视野。合二为一的话，就造成了矛盾。
从这一意义上，将他和孙文并列一并痛击的北一辉的评论，意外的准确，也就是“并无世评之奸雄大器而是堕落懦弱之俗吏”。他是默默严肃处理政事的官僚的典型，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巧妙的外交或是冷酷的暗杀。先不论“堕落懦弱”是否贴切，“俗吏”却表现得非常形象。
从袁世凯对共和的态度和复辟帝制可以看出，他对最新流行的时代思潮和理论性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未进行任何的迎合。也就是说他并不追赶时髦，俗吏或是率直的官僚，指的就是这一点。
也许，时髦是指与人类世界的本质无关的粉饰。可是，它却具有牵动舆论的巨大力量。换作如今，会联想到演艺圈或是偶像们。在中国史上，这些粉饰也是很重要的。被称作明君的君主们，以唐太宗为首，多少都带有宣传夸大的一面，和实际的功绩未必没有出入。
在观察袁世凯的前辈、清朝的名臣时也是如此，曾国藩便是所谓的偶像。能力和功劳远超他之上的李鸿章，因其实务家的身份必定被视作曾国藩之下。即使如此，李鸿章仍有着伟岸身躯、丰富经历之下的威严。这些也不过是粉饰而已。
袁世凯连这些都没有，他有的只是活生生的政治能力、军事能力，也就是实际的处事能力。被精英、学者、官僚的张之洞严厉批评为“空洞无物”，也是出自同一观点吧！
不加粉饰，或许会是称赞之词。没有了装饰，言行举止往往都公之于众。
袁世凯本人在上升期和没落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也是如此。变化的是他的立场和时代的风潮。在以往的价值观、世界观动荡的时期，袁世凯率直的言行体现出了地方官的冷静和果断。然而，一旦时代风潮形成后，这种率直反而暴露出了作为一名元首的丑陋和腐臭。
帝制专制为恶、立宪共和为善，向外国妥协为恶、反帝国主义为善，这些当时的时代风潮，直到现在也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很是让人生疑。其中，自始至终注重于现实而褒贬参半的袁世凯的生涯，应该可以看作是折射出中国百态的一面“镜子”吧！
——以上节选自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
【延伸阅读】
本书是日本学者冈本隆司为李鸿章和袁世凯所作小传，讲述了这两位清末民初政坛的枢纽人物，其人其事及其所处的时代。
旧式科举官僚出身的李鸿章，历经太平天国运动、平定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近代中国重大事件。他是地方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并且为清朝建立了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清末的时代和社会塑造了他，他也造就了那个时代。
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袁世凯都被贬低为不学无术、不仁不义的叛徒，或是“阴险的权术者”。这样的一个人，为何能在激烈动荡的时代里发展个人势力，爬到权力巅峰，甚至当上皇帝呢？袁世凯的一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极其复杂的中国。
冈本隆司笔下不一样的李鸿章、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