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桐花

永远的记忆

柠檬的月色，悄悄地跃上了树梢，天空看上去不再那么辽远。透过薄薄的淡雾，融融的月光，轻幔般地拢下一种情人间的呢喃，在微风中轻轻地荡去。

街口的店铺已陆续开始打烊。巷角的霓虹灯，倦怠地打着瞌睡；天幕上的残星，寥寥落落地散射着橘色的光芒；柔柔软软的风儿从脚下吹过，似在告诉我：静谧的春夜，几近阑珊！

送小薇回家的路上，车子经过一个转弯，紧挨着楼角的墙根处，突兀地斜出了一棵梧桐树，约有一层半楼那么高。我拧了一把方向盘，落下车窗玻璃。炽白色的路灯下，斜出的梧桐树身量不大，比碗口粗不了多少。棕褐色的枝干上稀稀落落地缀生着几片毛茸茸的短叶子，而顶端，则砌满了密密麻麻的塔楼般的花朵。花朵簇拥着，层层叠叠，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空隙。夜风中，轻轻地摇曳着。

“花是白色的！”秋水低低的一声惊呼。”是啊！记忆中的桐花大多是淡紫色的，这种纯然的白色并不多见。”我昂着头。”如果是多见，就用不着如此的诧异了。”小薇瞅了我一眼，不冷不热。三个人下了车，趟过泄瀑般的月光，边走边对这一树桐花指指点点地评论着。

月光如水，潺潺地流淌。静谧的春夜，如痴醉在柔暖的梦乡。凝望着那一树重重叠叠的桐花，一段往事，犹若闪过车窗上的街市，在眼前一幕又一幕的鲜活起来。

六七十年代，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窘迫。尤其是农村，工分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临近年终，除了口粮，也兑现不了几个大子。养殖家畜、家禽与种植梧桐便成了每个家庭”换钱”补贴家用的最佳方式。

梧桐，实用价值是极高的。除了能做高档家具、门窗（计划经济时期，红松、白松属于国家调拨木材，普通人家买不到）之外，更是出口日本国（做日田木屐）的重要板材来源。所以，当时的农村，房前屋后，庭院，道路，但凡是能生长树木的空地上，家家户户，都栽植了梧桐树。

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村落田间，冬麦碧绿。漫坡之上，一眼望不到边的，就是这种缀满枝头的桐花。漫说是十里，就是百里之内，那种纷扬也丝毫不亚于富士山下樱花的烂漫。

梧桐树的管理并不复杂，且生长迅速。两年的苗子，就可以窜到4、5米高。那时节，形容谁家的孩子长得出挑，时常挂在嘴边的夸赞话，便是“梧桐芽子”。

那个年代，父母都在外面工作，属于吃国家粮的。虽说有一定的工资收入（每月三四十块钱），但勤劳的父亲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爷爷、奶奶、姥爷、姥娘是农村户口），仍然在庭院内栽种了六棵梧桐树。

也许是急于”换钱”用，梧桐树一般长到四拃，人们就开始张罗着寻找买家。说来好笑，一个精神营养极度匮乏的年代，就连谁家有梧桐出售，也要匆匆赶去凑个热闹。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梧桐树的价钱。争论归于争论，一棵梧桐树到底值不值钱，还是要看伐倒后有没有大的蚀洞。由于梧桐树的木质疏松，即使损伤了树皮，结果也往往是致命的。因为长期的雨水侵蚀，可以烂去整个树心。所以，平日里即便是去掉一个侧枝，也要小心翼翼的用塑料纸和麻布一层又一层的包扎好。

伐树的档口，那叫一个痛快！大家瞪大了眼睛使劲瞅着，大锯条下去，若是淡黄色的木屑横飞，一定是棵值钱的好树，人群里便响起阵阵叫好声；若飞出了黑色的渣子，便跌价不少，跟着的便是一阵阵的叹息声。如果是蚀洞贯穿了整个树干，那就只有当柴火的份了。

小的时候，也偶尔随父亲到他工作的地方——昌邑市邮政局去住上几天。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仍旧是院子中间那棵硕大的梧桐树。树冠的花荫占去院子的大半，树下的半截石碑便是大家围坐在一起乘凉、聊天、吃饭的地方。

那时的自己年纪尚小，又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农村，听不懂别人的夸奖。就曾经因为高爷爷的一句话爆出粗口，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挨揍，也是最长记性的一次。

在幼小的心灵里面（我到现在也这样认为），那个年代，所有的人之间都是亲密和谐的。操一口外地口音的尹伯伯是最大的官，还有一个就是挺着个大肚子的高伯伯了。有的时候，小孩就会问些没头没脑的问题，引起大人的哄堂大笑。有一次，看到刘叔叔和孔阿姨两个人用一个碗吃饭，就问爸爸：”叔叔和阿姨怎么用一个碗吃饭？”结果是问得孔阿姨一头雾水，旁边的宋叔叔告诉我，人家是两口子。

爸爸的同事都很喜欢我，这是不争的事实。那时间，城里的孩子都住在宿舍区，不会到工作单位里来。只有农村来的孩子，才跟着大人在办公场所转悠。在所有的农村孩子中间，我来城里的频率应该是最多的。

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去封发室找程阿姨玩。记得当时的个头还没有封发台的案子高，程阿姨就把我抱到凳子上站着，看程阿姨盖章。时不时地心生羡慕，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来邮局盖章啊！那快速熟练的分拣，那”腾踏腾踏”的声音，至今犹在耳边。

有的时候，会偷偷地扒开门缝，去看徐伯伯摁电报。那真是一个技术活！右手”滴滴答答”的按键，左手熟练的记着数字符号，不一会儿，就写好了一张纸，然后再把电码翻译成文字。当时就觉得，徐伯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食堂晚饭有卖咸鸡蛋，我清楚的记得是八分钱一个。那时父亲的收入不高，所以，也只能买一个给我吃，而自己吃二分钱的葱花。邱伯伯也总是在鸡蛋里挑来挑去，给我挑个最大个的。现在想来，其实鸡蛋的大小都差不多，说是大的，仅仅是为了哄孩子高兴罢了。跟在爸爸后面，拿着鸡蛋，坐在石碑的一边，听着鸡蛋在石碑上磕出的“咔咔”声，心中充满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小孩子的奢侈和满足。

往事已经过去几十年，父亲也离开了我们。然而那一串串的桐花，构成了一个紫色的梦，在我心中永留。

桐花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