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建筑之门以来，一直颇为不解的是，为什么建筑行业不像别的行业那样，公司固定有着自己所有工种的正式工人？而是采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方式？
我所知道的北京城建集团最后的合同电焊工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退出舞台，让位给农民工了。曾经在北京“远南”运动会工地的那位公司正式“电焊工一枝花”姐姐，至今还在我印象中，不知现在可好？
这些年来看，这种甩包袱，减负担的企业运行方式，导致的社会弊端不少，比如:欠薪、社会保障滞后等等。
为什么中国建筑行业采用这种运行模式，有历史渊源吗？
今日闲来在图书馆翻看了一些关于近代建筑史的资料，提到了近代历史中建筑工人的发展历程。
近代中国建筑工人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散布在广大农村中的，以农业为主，农闲时进行简单的房屋建造的工人，以木工（匠）为主，主要建造农村房屋，也兼作农具，车具。农村中国少有专门的瓦工，泥瓦工大都由农民自己操作。
第二种是在一般城镇中专门从事建筑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按工种组成专业组织——
“作”，各作又统一于地方性的组织一—“帮”或“鲁班馆”，这类工人能兼作简单的
设计，施工技术仍沿用旧的方式。
第三种是集中在大城市的专业技术工人和“小工”。技工分工细致，技术水平较高。
小工则负担接术性较低的运输、辅助劳动。
前两种工人在封建社会条件下，成熟建造了各种石木竹结构房屋。
随着混凝土钢结构在中国的起步发展。第三种工人，也就是由流落在城镇的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逐渐登上建筑舞台，展露身手。他们随着建筑事业的发展而壮大。这就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雏形，我称之为“农民工的鼻祖”。
近代城市建筑的施工机构，在辛亥革命以前，主要是各种专业性的“作”，辛亥革命后，“营造厂”逐步发展，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等地已很普遍，在抗日战争前，仅上海一地有一定规模的营造厂已达500家以上。营造厂的经营方式主要是，通过投标方式承接任务，早期大多是单包工，后期工料兼包。营造厂没有固定工人，一般只有一个办公室，几名职员，规模大的掌握有一些施工机械。营造厂中标后，分工种经由大包、中包、层层转包到小包，最后由小包临时召集工人。
说到这，我多年的疑问终得其解了，我们的人设历史早就给摆在那儿了。这和当今的业态完全一致。
当今建筑行业与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工资、安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却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旧社会行业的弊端如影随形。但大家能清醒看到，如果没有所谓的“爆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行业，不可能有重大的变革，在这条“产业链”上，经常上演各类宫斗剧、离间计等闹剧。
解放后，百废待兴，比如北京的“50年代十大建筑”，都是建筑工人对新中国最好的献礼。当时北京城区主要指“城四区”:东城、西城、宣武、崇文。那些来自房山、平谷、门头沟，以及天津、河北的能工巧匠都是“农民工”。比如这位后来尊为国宝级的北京三建的“青年突击队员”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写出的:
影响了几代建筑人。壮哉我建筑木工班组。
在50年代至90年代，能被评为“青年突击队”的团队，那就是业内最高荣誉，在他们眼里，结构“长城杯”，“鲁班奖”，那都不是事儿。这也是社会赋予建筑农民工最好的褒奖。
长江后浪推前浪，建筑前人无传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观念的改变，如今建筑农民工的主流70后，在年龄体力上拙显出力不从心，后继乏人。年轻人都觉得瓦工，木工，学起来周期长，见效慢。哪怕当个月入二三千的保安，也不愿入建筑行。
我是理解这些年轻人的。
我辈弃农耕而入城市，在改革开放那个年代，走出农村，放眼城市，感觉一切都是蓝海，能挣到比薄种歉收多一倍的收入，那简直就是红利满满。
后来在2003年至2013年的地产黄金期，农民工人亦不能免俗，心态膨胀，扑腾裸泳也想分一杯羹，纷纷空手套白狼争做包工头，于是，高利贷、欠薪逃逸等各类恶性事件频繁上演。处于食物链最下游的一线农民工成了最弱势群体。（也许有人举出农民工强势的例子，不认同我的观点，那是你根本不理解他们被亏欠太多，物极必反，太多的曲折心酸，迫不得已让他们不得不自我强大起来，保护自己，拿一句概括就是:有软肋，也有铠甲）。
还好，社会对这个群体逐步重视，有关部门出台各类政策法规予以保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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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的就是土建木工行业。
没事儿的时候，喜欢看看书，写写字，凑个雅兴。对这个行业既来之，则爱之。附上几张照片，解个闷儿。
这是两件颇有年代感的墨斗器具。
这是我见过的最简单有效的拱形砌体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