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亲爱的安德烈-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后感

年底假期,孩子们去了Winter Break Camp, 正值我阅读写作的好光。我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挑了一本属于我“阅读舒适区”里的书来读,《亲爱的安德烈-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算是给自己一点最好的休闲。这本书的内容是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两代人进行沟通的36封信,为以书信沟通的方式增进母子间的彼此了解,从而使一位年长的母亲对已经成年的儿子的谈话不再仅仅是那样没有营养的寒暄,“你好吗?好啊。学习如何? 没问题。。。”。

龙应台大家都不陌生。长子安德烈,85年出生于台湾,和我是同一代人,但是,我觉得和他的差距,就像我现在和90后,00后的一样。安德烈8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了德国,生活在德国的一个小镇里,19岁已经走遍了半个地球,2006年进入香港大学读书。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30岁以前没有出过国,对政治从不关心,知道的一点国内外大事都是从新闻联播里顺耳捡来的,只在准备考研的时候关注过时事政治,买过参考消息来看。这样的背景应该就能解释,为何我对同时代的他,有着隔着两代人代沟般的感受吧。安德烈耻笑那些“稚嫩的”亚洲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36封家书,母子间谈了很多深刻的话题,我看着觉得很新鲜,长见识, 一张白纸般的脑袋,就是这样比较容易兴奋的。我只对我能插得上嘴的话题,在此略表一二。

身份认同感

先学习两个词语的概念: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表明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是国家行使属人管辖权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顾问依据。
身份认同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指一个人对于自我特性的表现,以及与某一群体之间所共有观念(国籍或者文化)的表现。

所以国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概念,是冷冰冰的白纸黑字,它可以作为身份认同的一种依据。而身份认同是人心理上有温度的感受,只是需要你给它找到一个“家”。

我对政治的了解极其肤浅,对台湾也不例外。龙应台在文中提到, 在“独立”又“不独立”的台湾,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极其尴尬,明明心里想的是自己是“中国人”, 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又习惯了中途改口成“台湾人”。“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的美德”, “中秋和七夕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美学”,如此顺畅的句子,中途卡壳,换成“台湾人”, 真是感觉怪怪的。常年被这样一种怪异的调调所灌输,连最纯粹的乡士之情都不能有,就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一样痛苦。因“国籍”上认不得“中国”, 精神上也不得有归宿,政治就是这么个害人的东西,不是吗?

安德烈又是另外一番复杂的状况,从小生活在德国,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我也迟疑了一下,是否应该写台湾人)。从安德烈的文字中我了解到,德国人是爱逃避“国家”这个概念的,他们很少挂国旗,从不唱国歌,因为从小就教他们纳粹的历史,德国人都小心翼翼地隐藏着“以德国为荣”的爱国之情。在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正确”思维模式下,安德烈他们都要努力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而他们是多么想为德国感到骄傲啊。这样的压抑感就如同你有一个很烂的家庭,父亲或者母亲犯过罪,坐过牢,即使后来改变了,做回了好人,你很爱他们,而且他们身上有很多你敬佩的东西,可居委会的大妈每年都要到你家来敲门,核实那份已经核实了一百遍的户口, 确认你父母已归家落户了。这让你总不要忘记过去,总也抬不起头,不会愿意跟别人提半点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大概就是这样的感受吧?确实,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大群德国人会聚在一起高喊“德国第一”,“德国万岁”,换做是美国人,那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安德烈他们有“我是德国人”这样的身份认同感吗?安德烈说,身份认同对于他只于他朝夕相处的同伴有关,与国籍无关。这样化繁为简的解法,对于你可能觉得好笑,可对于他们,我觉得非常能理解。下面这段安德烈说的话,觉得意味深长。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爱国宣传的影响--政客要操弄我们太不容易了;当你对“国家”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19岁的安德烈和美国的朋友“路”聊天时谈到,美国的年轻人对政治关心很少,对世界淡漠,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美国是强国,强国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对政治,经济,国际形势一概不知道,反正天塌下来有人撑着”,他们认为“这是富裕国家的共同特征”。一个在美国的黑白混血儿,茫然的卡在中间,为了寻求归属感,就会加入了犯罪团体。 人都需要身份认同感,总要给自己找个类别,让自己归属进去!国籍,肤色,宗教如果都让你挣扎着左右为难,选不了边,只好走极端,选择犯罪。这样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心理上的疏导来解决的,在你的心中,一定有一块对于你最宝贵最有价值的领地,那里就是你的归属。

现在,你应该可以理解,国籍已经不是身份认同的唯一答案了吧。国籍只是一张法律意义上的通行证。当有人问你,“你是哪国人?”,问的人如果不是海关或警察等工作人员之类的,通常是想知道“你从哪里来?”,“你长期生活在哪里?”,进而,也就是在问“你的习俗和文化背景是什么?”

如果我身边有持加拿大护照的朋友,他们要坚持说自己是中国人,深爱中国,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三十年,甚至四十年都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现在离开了那里,但内心最认可的还是那一段时光和结实的伙伴,他们要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又有什么错呢?

在书中,龙应台还介绍了她认识的这样一些“奇怪”的人,其中一位叫伊里亚。此人说斯拉夫语系的保加利亚语,小时候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拿到德国护照。后来迁居到非洲肯尼亚,上的英语学校。高中毕业回慕尼黑上大学,之后去孟买住了六年,又去阿拉伯生活了几年,又信仰了回教成了穆斯林。你问他,“你是哪国人?”, 他犹豫地回答,“我拿德国护照。”

全球化的趋势也许会使我们渐渐抛去“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 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你是哪国人?” 这样的问题,只能当在问 “你是哪国护照?”来回答。 国家的概念也许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 他有或无,兴盛了或灭亡了,变大了或变小了,对于我们个人,只有泥土和记忆不会变。

想想我那两个小鬼,5岁被我们带到加国,让他们去上法语学校,平时说的都是英语,在家我们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接触中文,但等他们长大了,独立了,他们内心里会有怎样的身份认同感呢?

惭愧的混蛋

安德烈对妈妈坦言,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但因为他认识到耐克工厂女工在极不人道的环境做苦工,可自己还是会买耐克的运动鞋,他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肆破坏原始森林,确还是去吃麦当劳,他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可任然不会勉强自己去舔干净每个盘子,所以他感到自己是个十足的混蛋,绝对不以自己的生活状态为荣。他和妈妈还谈到了对贫困国家的救援等等。龙应台回答他,这是他对自己舒适的一种不安。

我也曾经为自己的舒适而感到不安。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贫困生”, 同班级,同寝室都有,而我是衣食无忧的,经济上从来不用发愁。一次寒假回家,我跟叔叔聊天,谈起我的大学生活,我说“我要好好珍惜我现在的生活,还有好多同学,他们很困难,负担很重,和他们比起来,我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呢?” 叔叔听了我说的后很感动,说我表弟,他儿子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觉悟,这让我突然一下意识到了那个“有正义感”的自己。可是每到周末,我和好友还是会去麦当劳“奢侈”一顿,贫困的同学一餐只打一个青菜吃,我还是会去美特斯邦威买最新款的衣服,哪怕我根本不缺衣服,贫困的同学上课之余要去打几份工挣生活费。 我也没有为有困难的同学做过任何事情,这也是一种消极的道德吗?我也是个“惭愧的大混蛋”!

现如今倒是有一个道德的积极行使者, 争议旋涡中的“瑞典环保少女”。保护环境本身有什么错呢?她想引起各个国家政客对环境的重视,这有什么错了?她是少有的真正积极行使者,不运动,怎么能成功?可搞运动是不会招人待见的,还有肚子吃不饱饭的人呢? 我觉得拿经济跟环保说事儿,就如同“我穷我没本事,我不偷你还要我怎样,跟我讲什么道德?”, 贫穷(没财也没才)和道德不能共存,经济和环保不能共存,它们是天然的矛盾体。偶尔遇到一个响应了她的政治人物,人们就一致认为那是在搞“政治正确”,“白左”收买选票。我确实是搞不清楚真相, 也不想具体讨论和评价这件事情,网络上太多了, 只是读书时联想到了她。我猜想Greta Thunberg一定不觉得自己是个“惭愧的混蛋”吧?

现在有年轻人谈起环保,成年人们就哀叹,“嗨,这些孩子也在搞政治正确。。。”, 我感到很惊讶,到底是谁在被政治洗脑?怎么现在什么都要和政治标签挂钩了?是很流行很时髦吗?到底是谁不单纯?

当我们的心思都在如何保障自己的未来安全的时候,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想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安德烈去参加一场口号为“让贫穷变成历史”的音乐会,大家想用募捐的形式给八大强国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消灭贫穷。可是,效果怎么样呢?听完也就结束了,最初的意义大家都会忘光光。

如今不少的年轻人都在用行动来遵从他们道德意识的选择,但是安德烈说的很好,“恐怕还是让更多的人有问题意识更加重要吧?”

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

谁说爱情没烦恼

谁说爱情的烦恼不是烦恼,是“无痛呻吟”? 十九岁的孩子,在爱情上受到挫折时那是真的很“伤人”。看到龙应台对安德烈进行的情感疏导,她的“心得报告”我记录下来了,以后也这样告诉我的两个儿子:“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在对美的迷恋面前会不会只是些废话呢?

理想都蒙着面纱

安德烈陈述了在他就读的克伦堡中学(一所富裕的郊区中学)里发生的一段学校处罚“围殴”的事件。首先我了解到,在德国,中学分为三个层次,“主干中学”念到九年级,是最基本的国民教育,出来后做卡车司机,收垃圾,码头工人等, “实业中学”念到十年级,主要是职业教育,培养工匠技师,出来后从事面包师,木匠锁匠,办公室小职员等,“完全中学”念到十三年级,是大学的先修班,培养将来的精英。安读的中学是所综合中学,包含了这三股学生。

“围殴事件”的被害者是“完全中学”里的一个学生,其实就是被一小撮人围着理论,然后被打了一个耳光。可是以前在这个学校里也见过学生拿着小刀追赶,抓球棒大混架,学校从来不管, 这些大多都是发生在“主干中学”的学生里。学校对一个“完全中学”的学生被打了一耳光而兴师动众,对“主干中学”的学生全不在乎,引起了安等学生的强烈不满。被打的这个“完全中学”学生家里有钱,很幼稚,胆小怕事,观念是有钱的中产阶级极端保守的价值观。可是“完全中学”的学生表示对这件事不能容忍,趾高气扬的要求学校以后要慎重招收这样的“沉沦,低级,暴徒,无产阶级,白痴”学生。“下层社会”问题确实很多,但学校确把他们来当“代罪羔羊”,让人无法接受。 安回敬不满中的“完全中学”学生: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 -- 法国大革命标语

很多年轻人都容易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眼里容不得沙,是非必须分明。但年轻人也是浪漫情怀的书写者,他们的理想报复时常会有一层浪漫情怀的面纱,根本经不起冷酷现实的撕拉。年轻人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最容易做时代的牺牲品。

一八三三年法兰克福的大学生起义革命,占据了军营,把枪支和弹药交给农民,要农民起义,但是农民不理会,最终革命失败。

不要无条件的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

没有平庸的职业,只有不快乐的自己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上那么多年的学,最后都是为了有一份工作,过自己独立的生活。工作有没有意义,会不会使我的生活快乐,上学的时候没想过,工作后也没有想过,反正就是有钱拿,钱越多越好,这就够了。可到了今天,其实早几年,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认为去大公司,去名企上班,有份体面的职业,那才有尊严,那才骄傲,怎么都认为自己比那个卖烧饼的高贵。世人皆愚蠢,凡人多自扰。有多少人都是抛弃了自己喜爱的事情,按照这样的思路,工作着,生活着,最后的目的就是在朋友圈里获得别人的啧啧称赞,几个毫无价值的点赞。

工作得有意义。我认为这个“意义”并不是说它得是什么影响人类的壮举。工作的意义不是只有老师,医生,警察,企业高管这些人们普遍觉得“高贵”的职业才能拥有,工作的“意义”可以是动物园的管理员照顾好了那些可爱的动物们,可以是拉面馆的师傅做的一碗可口的拉面,可以是微博博主做的给人带来愉悦的好作品,可以是程序员为公司的产品写的好代码,等等。每一份工作,如果你做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都是会有意义的。

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为了多挣钱,人们时常主动或被动地在被工作占据了时间。让你多工作了几个小时的工作真的会给你生活质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吗?我们都可以用“六个为什么”的提问方式,和自己交谈。

如果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在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

所以,你还觉得自己的工作“平庸”吗?还是先想想自己是否快乐吧?

我的孩子已经开始独立

昨天晚上,我和小好坐在一起陪他写一个英语句子,我自以为是,觉得坐在他旁边的我就是他的词典工具书,我很积极,跃跃欲试的样子。他在一个单词上卡壳儿了一下,我立马点出来,“你错了,应该是。。。”, “Hey, mommy, if I need your help, I will ask you, don't tell me, If I am not asking, ok?” 他有点不高兴得批评我,正好,我刚读完这本书,“嗯,好的” 我毫不迟疑的,轻轻回答道。“oh, mommy。。。”, 他一边感叹地说一边头微微的向我这边倾斜,做出一副要倒在我怀里的撒娇的姿势,我的态度也许让他有些意外,没想到妈妈也能这么“听话”。 他的意思我理解的是 “哦,妈妈,谢谢你理解我,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呵呵,孩子呀,你不知道妈妈刚读了一个大男孩跟她妈妈的交流,你以后也会长成那类似的样子。与其再等十年与你建立信任和熟悉,不如从今天就开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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