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意人之死

小生意人之死_第1张图片
图片发自App


事情发生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那段时间我跟着我母亲在上海生活。

有一天早晨,我和母亲去菜市。市场门口的人行道上有摆地摊的,母亲就停下来和其中一个打招呼,在他的摊子上买了两双袜子。

我站在边上等着,脸上显露出些许不耐烦,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地摊上买东西。

后来她告诉我,那个人就住在对门,以摆地摊卖小商品为生。

第二次碰到他也是在早晨,我和母亲出门去,他也推开门准备去出摊,双方在楼道里碰见了,母亲就笑着和他打招呼。

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放着一只大大的长方形木箱子,里面装着他的货和摆地摊用的塑料布。

我用眼睛余光瞄了他两眼,瘦高个儿,大约三十几岁,穿着一件白衬衫,倒也干净整洁。

他的声音轻飘飘的,我站在边上几乎听不清他说什么。

母亲跟我说了点他的事。他是江西人,身体不太好,干不了重活。先前跟着老乡来上海打工,经常病歪歪的,赚的钱都不够看病的,老婆就和他离婚了,把孩子也带走了,怕他养不活。

那时候上海还是允许摆地摊的,并不像有些城市管理得那么严,跟城管起冲突之类的事情更是少见。地铁口,人行过街天桥上,经常看到有人摆地摊卖围巾、裙子、袜子、小饰品之类,便宜,但是质量就很难说了。

那个人就开始试着批发点针头线脑,纽扣袜子等日用小商品来摆地摊卖,慢慢地也勉强能养活自己了。摆地摊自由度比较高,也没有工地上那么累,这样对他的身体也有好处。

起初,摆地摊的以浙江人为多。我有次去江阴出差,坐的五点多的早班车,边上有个浙江人,专门走街串巷卖小商品,他一路在车上跟人谈他的生意经。他说他去小商品市场批发的袜子,十元钱八双,他拿到乡下或者镇上摆地摊卖,十元钱三双,五双也能卖。他说了一年大概能赚多少钱,回家造了别墅云云,言语间颇为自豪。我默默算了下,收入大概是普通公务员的三到四倍。

可见,地摊摆好了也是很赚钱的。(可以参考那些年街头手机贴膜的)

他在这个小区生活了好几年,天天推着自行车进进出出,小区里的人看到他都会跟他打招呼。他脸上总是挂着谦卑的笑容,轻声地回应。

大概因为身体的原因,他活得谨小慎微。好像一张薄薄的纸片,风一吹就散了,存在感极低。

我也经常能在楼道里碰见他,但是我从来没和他打过招呼,甚至都没有微笑过。

其实我对他没有偏见,只是单纯不习惯主动跟人打招呼。

上海这座城市,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它排外,实际上包容度相当高。很少有人会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你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自己高兴就好,没人会说三道四。每个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活法。

如果他能一直这么安稳地生活下去,他也许可以慢慢扩大他的生意,能慢慢把身体养好,或者更可以积攒出一笔钱来养老。

2010年,世博会要在上海举办,上海在建造会馆的同时,也开始大力整顿市容市貌。首当其冲的就是禁止摆地摊。很多摆地摊的人都开始打游击躲城管,或者只在晚上出摊。

这场变故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生意慢慢做不下去了,收入越来越少,房租也付不起了。

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搬走了。

那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上海回到了自己家。有一天,我母亲过来,聊天的时候不知怎么说起了他。

我母亲说:“对门那个卖袜子的,你还记得吗?”

我点点头:“嗯,记得!”

母亲说:“他死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微张着嘴看着母亲,想要说什么却又没说。两人一阵沉默。

母亲唏嘘不已,说:“上海要办世博会,不允许摆地摊,他就回老家去了。老家里还有几亩田,原先给他哥种着的。他回去了一阵,也种不来田,就跟着老乡又回了上海,在工地上做小工。”

“大概是工地上环境差,吃不好睡不好,干活又累,他就发病了,没几天就死了。骨灰是他哥来带回去的,身后事也是他哥料理的。”

就这么几句话,概括了他后来的全部遭遇。

很难把他的死归咎于哪个人哪件事,如果非要找点原因出来,大概只能是他身体不好,时运又不济。于是他这短暂又悲苦的一生,就好像一滴水在太阳下蒸发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我原先就有点同情他,听到他的死讯,心里又多了些愧疚——为什么每次碰到他时要板着脸连声招呼都不打?愉快地跟他说一声“你好!”很难吗?

很多时候,我们处于习惯,或者是性格使然,当时该说的话犹豫之下没能及时说出口;当时该解释的误会没有及时解释;当时该弄清的问题拖延着不去弄个明白……

现代人惯常的冷漠导致隔阂越来越深。

我也不能对他的死发表什么看法,但是起码,以后要尽量对周围的人释放一些善意,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也好。

有时候,一些不起眼的小举动,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手里的一小簇火苗,也能给人带来些许温暖。

你可能感兴趣的:(小生意人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