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闲谈|先秦七二•从秦晋麻隧之战到晋楚鄢陵之战

“西门之盟”后的第二年（周简王八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六年，鲁成公十三年，前578年），晋厉公利用晋楚之间这个短暂的和平机会，再次对秦国下手了。他先派吕相（魏相）到秦国去下战书，也不管符不符合事实，把秦晋自从韩原之战以来的历次矛盾和冲突，统统都说成是秦国的不是，并且最后威胁秦国说，要是服软认输，则一切好说，但要是死硬到底，那就等着挨揍吧。

翻旧账，并且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对方，这根本就不是真心求和的态度。事实上，“吕相绝秦”是这一年四月的事，而早在当年一二月间，晋国就派郤锜（xì qí）去鲁国“乞师”，开始做伐秦的准备了，并在当年三月，还获得了周天子和诸侯们的支持。这说明晋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平解决问题，派吕相出使秦国只是一个障眼法，目的是麻痹对手，令对方觉得战争还没到迫在眉睫的程度，从而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占得先机。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吕相为什么会肆无忌惮的歪曲事实。他们要的就是激怒秦国，以便速战速决，所以顺理成章的，在“吕相绝秦”后一个月，也就是当年夏五月，晋、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九国联兵伐秦，周简王也派了刘康公和成肃公前来相助。不仅动作之迅速为春秋以来所仅见，而且还祭出了好久不曾出现的“王师征伐”这一法宝，令秦国在道义上又输了一招。

此外，在兵力上秦国也处于下风。虽然晋国在族灭赵氏之后，已经把新三军合编为新军，从六军十二卿缩减成了四军八卿，总兵力有所减少，但秦国即使在秦穆公霸西戎、国力最强大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三军，所以在晋国四军倾巢出动，又有诸侯联军相助的情况下，秦国兵力处于明显的劣势。

按理说，秦国此时应该据险而守，采取疲敌的持久战术，而不该冒然与敌人决战。可是不知道秦国人是不是被气昏了头，他们不顾双方兵力悬殊，竟然渡过泾河主动求战，结果大败于麻隧（今陕西咸阳泾阳县北），秦将成差及不更女（rǔ）父被俘，诸侯联军渡过泾河一直追击到侯丽（今陕西咸阳礼泉县东）之后才班师。想来，要不是秦国当时的都城远在岐山以西的雍城（今陕西宝鸡凤翔县西南），还没有迁到泾河之滨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西北），秦国这一战会被灭国也说不定。

秦晋麻隧之战把秦国打的够呛，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秦国都没能再给晋国惹什么麻烦，这实际上等于把秦楚联盟变成了名存实亡的摆设。我们不知道楚国为什么会坐视形成这种局面，要知道，在中原各主要诸侯国都集兵西向的时候，楚国只要以一支偏师直出郑宋，就可以轻易拖住他们的后腿，从而改变麻隧战场的形势，避免秦国遭受过大损失。

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们也不该迂腐的认为楚国是在信守“西门之盟”，所以我们只能猜测楚国此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东方的吴国身上，而晋国一改春秋以来历次战争的慢节奏，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就迅速完成了联络诸侯、遣使绝交、兴兵讨伐、得胜收兵等一系列动作，应该也是为了不给楚国留下反应时间。

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周简王九年，楚共王十四年，郑成公八年，鲁成公十四年，前577年）八月，也许是看透了楚国此时无暇顾及中原，一直觊觎（ jì yú）许国领土的郑国不顾许国是楚国的小弟，突然派大夫子罕率兵伐许。虽然第一仗子罕打了败仗，但在当月发起的第二次进攻中却进展顺利，只用了三天就攻入了许国都城的外城，先胜后败的许国不得不割地求和。

郑国伐许比晋国伐秦动作还要快，在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两次战斗，更没给楚国留下什么反应时间。这一出一出的显然惹恼了楚国，于是我们看到了楚国在第二年（周简王十年，楚共王十五年，郑成公九年，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夏天悍然撕毁“西门之盟”，“侵郑，及暴隧（今河南新乡原阳县西南），遂侵卫，及首止（今河南商丘睢县东南）”的一幕。

楚国此举并非明智之举。郑国并非实力弱鸡的蕞（zuì）尔小国，一直到距离此时28年之后的周灵王二十四年（郑简公十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它还能出动600辆兵车伐陈，所以有人估计郑国的总兵力应该不少于兵车千乘、士众四万，相当于同时期晋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现在楚国吴患未消，却又在中原重开战端，啃一块自己啃不动的骨头，像这样在东进和北上两个战略方向上游移不定，看来是注定要倒大霉了。

果然，面对楚国的进攻，号准了脉的郑国毫不畏惧。他们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策略，不跟楚军主力直接对决，而是由子罕率军避敌锋芒，“侵楚，取新石（地望不详）”。

显然，楚国这次出兵没占到什么便宜，这对楚国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更不利的是，当年十一月，晋、齐、鲁、宋、卫、郑、邾等七国在钟离（今安徽滁州凤阳县东北）第一次跟吴国会盟，进一步加强了中原诸侯跟吴国的联系。这意味着楚国北线和东线两线的形势都更严峻了，它必须在哪个是主攻方向上作出取舍，而从楚国接下来的动作来看，它显然在如何取舍上陷入了精神错乱。

楚国在诸侯“会吴于钟离”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把许国迁到了叶（今河南平顶山叶县西南）这个地方，以躲避郑国对许国的侵逼。这种示弱理应意味着楚国将重拾东攻北守的战略，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第二年（周简王十一年，楚共王十六年，晋厉公六年，郑成公十年，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春天，它却再一次推翻这个战略，又回到了北上争郑上来。

不同的是，这一次楚国没动用武力，而是跟周简王四年（晋景公十八年，楚共王九年，鲁成公九年，前582年）“以重赂求郑”一样，派公子成以汝阴（汝水之南）之田贿赂郑国。郑成公完全没记取上一次因为见钱眼开被晋国拘禁的教训，又一次欣然接受了楚国的贿赂，“从楚子盟于武城（今河南南阳北）”。

如果说楚共王这是想要花钱买和平，那只能证明他的战略头脑有点缺斤短两，因为楚国买来的只是跟郑国之间的和平，而郑国又何曾威胁过楚国的霸权呢？晋楚争郑已经是持续了几代人上百年的事，他怎么就意识不到任何对郑国的企图都是对晋国的挑衅呢？所以，楚国的这个举动除了能刺激晋国重开战端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

尤其要命的是，郑成公比楚共王还缺乏战略头脑。他仍然没领会“墙头草，随风倒”的精髓，竟然玩起了火上浇油，真的跟晋国决裂了。在跟楚国“盟于武城”后不久的当年四月，郑国入侵了晋国的盟友宋国，败宋军于汋（què）陵（今河南商丘宁陵县东南），抓获了宋军主将将鉏（chú）和乐惧，并因此又跟前来救宋的卫国干了一仗。

郑国的这些行径毫无意外的惹恼了晋国。晋厉公命下军佐荀罃（yīng）留守，派新军将郤犨（xì chōu）前往卫国和齐国、派中军将栾书之子栾黡（yǎn）前往鲁国，请求他们派兵协助，然后亲统四军，剩下的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xiè）、上军将郤锜（qí）、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新军佐郤至等人悉数上阵，发动了对郑国的讨伐。

郑国听到消息后不敢怠慢，赶忙派使者前往楚国求援。楚共王也不含糊，立即尽起国中之军，命司马子反率中军，令尹子重率左军，右尹子辛率右军，另外还动员了一些附楚的蛮军，也由自己亲自挂帅赶来救郑，于当年六月与晋军相遇在鄢陵（今河南许昌鄢陵县北）。就这样，继城濮之战和邲（bì）之战之后，晋楚之间的第三次正面较量——鄢陵之战——徐徐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