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至1975年7月，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了3年。
从农村插队劳动锻炼，一跃成为了工农兵学员，这不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亦是人生道路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它改变了当时自身的生存状况，更改变了今后的人生方向。作家柳青在『创业史』开篇讲：“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从知识青年到大学生，可谓是人生关键的重要一步。
一
记得是4月末的晚上，约10点钟从西安火车站出来，在接站老师的引导下，坐上学校大轿车驶进了位于西安西南城角边的西大校园。
走进男学员宿舍楼，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墙两面各摆着两张上下床，中间一张大长课桌，基本占据了房间的大半空间，我是先到者之一，自然也就选择了靠窗的下铺，没想到在校期间没有调整小组，也无从调整房间，这张下铺便伴随着我度过了整个大学生活三年。
同学们基本到齐后，班主任刘老师召开了班会，简要介绍了一下学校和系上情况，指定了党支部、班委会成员，分了小组推选了组长。历史系当年招了两个专业，一为历史专业，一为考古专业。考古专业20余人，历史专业55人，分別编为两个班。我班学员均来自全省各地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和农村基层，年龄大者30有余，最小不足20，相差10余岁。党团员各有20余名，我的团组织关系没有转来，之后了解让公社大队弄丢了，只能从零开始重新争取进步。
学校的学习生活条件比较完备，带工资的同学除外，其他的同学每人每月19块5生活费，扣除15块5伙食费，4元发给本人当生活零用，这对于从农村出来，地里刨食挣工分养活自己的我，已经感到相当满足。
同学们都是年轻人，相处短短几天，便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很快的熟悉了。
5月初，学校举行了开学式，学校领导讲话，热烈欢迎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随后，历史系也举行了全系师生大会作“入学教育”的动员。系主任、历史学教授、行政10级的郭绳武先生详尽介绍了历史系的建立由来，基本情况，以及各专业的培养方向，对学员提出了殷切希望。当时流行的提法是“上管改”，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初听任务何等艰巨？后来的实践证明，也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而已。
二
“入学教育”结束后，正常的学习生活由此开始。
三年的专业学习， 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定历史条件下，除了课堂的专业学习外，还要实行“开门办学”走向社会 ，与实践相结合 。总的感觉，从自身来讲，学习还是很有收获。专业学习大体经历了如下过程。
一、补课 。当时学员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既有65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68届学生，“文革”荒费了六七年，重新走进课堂读书学习，当务之急是要根据专业学习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基础方面的补习，为此系里开设了中国简史、世界简史、古汉语等课程，每门课程结束后，系里便组织闭卷考试，通过考试结果看，同学们成绩大体达到了学习历史的入门资格。
二、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专业学习的重要方式。建国初期，著名史学家侯外庐主持西大，为历史系建设竭尽心力，故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堪为雄厚，当时，虽一二三级教授这时年龄偏老，已不适应登上讲台传道授业，但却有多位中年讲师走上讲台为我们讲课。这些老师工作认真负责，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张岂之先生思维缜密，没有讲稿，出口皆文章的『中国哲学史』；祝瑞恺先生论理性强，充满史学探讨的『先秦史』；陈直先生学者风范，治学严谨的『考古研究』；林剑鸣先生史论结合，深有见底的『隋唐史』；彭树智先生纵论天下，功底深厚的『世界现代史』，还有诸考山先生的『世界近代史』，张扬、朱永良、陈舜卿先生的『中共党史』，梁继宗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等。各位先生教学特点虽不同，但通过各自教学研究中的勤奋耕耘，给我们这些久违学堂的莘莘学子播下了知识种子。这些先生以后大多成为了所在学科中有影响的知名学者。
在历史知识的学习中，不仅仅是了解历代政治经济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知悉历代沿革及兴衰，关键还在于运用所学理论及史学分析方法，给历史作出适当评价。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在课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读了不少马列原著，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历史，分析历史。如：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各朝代兴旺与衰落的原因，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分析，历朝典章制度的评价等。通过学习，始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颠无不破的科学论断。
三、自主学习。课堂之外的都可称为自主学习，自主学习的方式也有多种，如个人自习，小组讨论，同学之间小范围的学习心得体会交流等。当然，要把课堂所学的知识溶汇在头脑中，主要还是依靠个人学习。
一是整理课堂笔记。老师在讲课时，同学基本没有长时间抬头听讲的，都是埋着头，手在不停的做笔记，下课后有些同学还互相对笔记补充落下的内容。在整理笔记中达到消化所学知识的作用。
二是阅读。读书的场所主要是教室和图书馆。大学同学们都是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往来。当时，所学课程没有正式教材，只有学校印刷厂油印的双折厚厚的教学纲要式的辅助教材。要想进而探究知识，只有去图书馆，按照老师课堂上的推荐，借阅多版本的专业相关书籍，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编』，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周一良『世界通史』，以及各朝代断代史和专门史等，在自主学习中通过认真研读，作笔记作卡片，以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当然这些书都是文革前出版的，有些描述提法与当时论调不合拍，但毕竟通过阅读，增长了知识，扩大了专业视野。
还有就是根据个人的阅读兴趣借阅其他书籍，我喜欢看小说和记实性文学作品，把以前看过的一些中外文学作品，如『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复活》、『悲惨世界』、『怎么办』、『家』、『春』、『秋』、『苦斗』、『三家巷』、『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中外文学名著又重新仔细阅读一遍。还有“文革前的『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杂志上的一些文学作品也通览了一遍。当时正逢流行阅读内部出版物，有的同学从家里或其他渠道带来的，如『第三帝国的兴亡』、『朱可夫传』等书籍，在一些同学中流传。通过阅读，扩大了知识范围，添䃼了知识空缺。阅读是一种享受和快乐，时光也在阅读中不知不觉流过。
三是交流讨论。一方面体现在小组讨论上，这个形式贯穿于学习始终，小组讨论是经常性的，根据课程内容展开讨论，每个组都有能言善辯者，他们的发言常给同学们以启发，进一步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叧一方面反映在课余时间里，常见三五个同学在宿舍里就学习中的某个问题展开讨论，有时其争辯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吵架，但却从来没有见到过为此伤了和气，讨论完了和没事一样。本人虽不善言，但置身其中，在讨论活动中也收获了很好的教益。
四、“开门办学”。当时的“开门办学”就是提倡走出校门，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基层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践教学，体验式教学，这本身没什么错，只是有时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含义，去除这些，还应该是肯定的。三年来外出教学去了如下地方：
一是赴延安进行中共党史教学。72年夏天，趁着全校野营拉练的机会，到达目的地延安后，我系师生便在宿营地一延安大学住了下来，就地进行党史教学。
教学环节中，请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人员刘召豪作：『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13年的革命历史及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系列辅导报告。报告除了介绍了已经公开的史实外，还披露了不少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未及公开的新鲜历史研究成果，令同学们耳目一新。还请了两位当年陕北老红军，原延安军分区李司令（人称李背锅）和一位副政委，介绍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从一个侧面了解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从创立到发展壮大的过程。
在实践教学中，从延安城内的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革命旧址到子长纪念馆、洛川会议旧址等，都参观了一遍，在各地仔细听取专门讲解，认真观看革命文物，从中体会革命根据地发展建设的历史脉络。
二是赴山东曲阜进行实践教学。当时正是“批林批孔”时期，因此教学也是以“批孔”而不是“尊孔”为中心内容。
我们借住在当时的曲阜师范学院，现在的曲阜师范大学学生宿舍，出学校门约两华里就是县城。
当时的教学实践内容说也丰富，实际也单纯，主要的学习活动就是去孔府档案库抄孔府的历年档案。当然翻阅抄录档案材料也是学习历史的一项基本功，以档案为依据研究历史。突际看来，系里的出发点也是为系里专业建设积累教研资料，是否为“批孔”服务，只能是依据形势而定。
除此而外，其余时间，我们参观了“三孔”，即孔府、孔庙、孔林。这时“三孔”没有对外开放，处于封闭状态，多年来内部疏于修缮，孔府、孔庙杂草丛生，殿房油漆脱落，好在旧貌依旧没有遭到太多破坏，古风依旧也是幸事。只是孔林内的孔子76代嫡孙孔令贻的坟墓，被前几年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带着一伙人在“打倒孔家殿”的热潮中被挖了，树林中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大坑。
通过在曲阜月余的外出学习，对孔子及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抄录档案也对古汉语阅读能力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曲阜之行的另一个收获，就是利用课余时间，十几名同学结伴上了泰山。一天傍晚匆匆吃过晩饭后，以行军速度奔向十多里之外的磁窑站赶去泰安的火车，晚上十点多到了泰安，马不停蹄直接上山，山上黑漆一片，趁着月色一路攀登，凌晨三四点到了南天门。此时，又累又饿又冷，同学们挤在庙里大殿廊下，分享着仅有的几个鸡蛋，抿上一口白酒，扺御着饥寒。终于盼到天亮，可惜云层覆盖没有看到日初。下山的路稍显轻松，沿路观景，下山后看岱庙，原路乘火车返回曲阜时已近半夜。
三是去陕西黄河棉织厂进行实践教学。这次实习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下厂的主要目的是结合形势，向工人群众学习，根据专业特点，为生产实践服务。
我们分别在织布、印染、检验车间参加一些辅助劳动，参加车间班组学习会和学习辅导活动。还在准备车间的锅炉班进行调研，了解锅炉改造技术革新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写了调查报告，作为下厂的一项学习成果。
当时全班同学按组分别在各厂矿实习，为了交流学习体会，我组还编发了学习简报，以促进各组之间学习上的共同提高。编印简报也不是轻松事，同学们有写稿的，有联系去附近中学借蜡版油印机的，有刻蜡版的。忙活了一通，总算成功出刊。
四是去三原县鲁桥公社鲁四大队下乡实习。该公社是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同学们大多有农村经历，住农屋、吃派饭，对农村生活一点也不陌生，但仍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下到了各个小队。
下农村实习，主要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协助大队团总支负责人开展团组织活动，提高团组织的凝聚力;二是配合驻队工作组开展外调工作，解决生产队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三是参加生产队劳动，如打机井；四是利用去各家吃派饭的机会接触社员群众做一些宣传工作。
除此之外，小组也开展了集体学习和自主学习。同学们聚在冰凉的农舍里，为了驱寒盘脚坐在炕上，共用一条被子盖在腿上，热火朝天的讨论之后也打上一会儿扑克牌，等待着老乡的招呼去吃派饭。
五是去大荔县雷北大队下乡实习。该队号称是渭北高原上一面“农业学大寨”的旗帜，这也是名不虚传，有个坚强的村党支部，农业生产、农村规划都走在渭南地区前列。
我们下队正逢全国上下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下队初衷也是和社员结合在一起，共同学习理论，有的放矢做一些学习辅导工作。
大队书记张有耀是个大忙人，整天为村里的发展而忙碌着，村里顺口溜表扬他，“张有耀真能干，一天只吃一顿饭”。找他约谈我们的下乡工作，他肯定顾不上，幸好有两位大队团总支书记，这两人是张有耀的骨干份子，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通过几次座谈，结合我们的调研需求，了解了村情队情，使我们很快进入了学习工作状态。
下乡期间，我们一方面在参加队里的各项活动，搞好农村调研工作，一方面在彭树智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讨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专题，并结合当地需求，由彭老师给大队年轻人上辅导课，还由此建立了理论学习组，培养了大队理论学习骨干。这时《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也恰在此，说是深入生活，实际是下放，我们也常接触聊天。
读书学习很容易消磨时间，三年的大学生活，光阴不知不觉很快过去。通过历史专业的学习，同学们从对历史这门科学的不甚了了，到逐步有了了解和深入。大学学习的经历说白了就是一块敲门砖，增加了一张含金量不高的基本学历。走上工作岗位仅靠这点儿知识履历当然远远不够。进入行政事业部门工作，要掌握写作、语言表达、办事、交际能力；进入各类学校从事教学，要具备所从事专业教学的各项能力，这无疑给从事此项工作的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说，大学期间的专门学习，作为一个阶段，只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学习无止境，更大的学习任务无疑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