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来，填词所倚之曲为燕乐系统，包含胡乐、俗乐和清乐三类。隋炀帝时所定的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以及唐太宗时所定的十部乐，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都属燕乐的范围。
按照一 般的说法， 词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起源于民间，用传统的说法就是词的前身是“胡夷里巷之曲”。胡夷是指边疆和国外，主要是西域一带，里巷是指中国民间。这是两种音乐源流，但在唐代开始交融并为诗词等所利用，中唐时发生质变，倚声填词的功臣是白居易和刘禹锡等一帮文人。到了晚唐五代，更出现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南唐二主等一批专心作词的人，词体逐渐走向成熟。
胡乐的内传其实是很早的事 ，汉代的胡角摩诃兜勒曲，就是当时由张骞从西域传入，李延年在此曲的基础上，另造新声二十八解，流行一时。南北朝时，中西商业交往频繁，一批来自西域的“胡商”逐渐积聚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洛阳、长安等地更成为胡商聚居之地。
胡商不仅带来了物质的丰富和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异域的文化，其中音乐是重要的一项。西域的官廷乐舞、民间乐舞，以及佛曲纷纷传人中原，这些以箜篌、胡直、胡鼓、打沙罗为主要乐器的胡乐，加上动感强烈的胡舞，对当时的中原民众造成了强烈的视听刺激。大力开拓了中原的音乐世界，所以得到民众的大力追捧。加上有些帝王也“惟赏胡戎乐，耽爱已”(《隋书•音乐志》)，客观上为胡乐的挺进中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唐代对胡夷里巷之曲表现出来的兴趣是有史可征的。《旧唐书•音乐志三》
A：“ 自开元(713 ~ 741)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王灼《碧鸡漫志》卷三亦说：“《凉州曲》，唐史及传载称天宝乐曲，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曲遍声繁，名人破。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可见胡夷之曲融合的过程。
胡乐的势力大张，对“中华正声” 造成了强烈的荡涤，胡震享《唐音癸签》卷十四云：“自南北分裂，音乐雅俗不分。西北胡戎之音，揉乱中华正声。
降至周隋，管弦杂曲多用西凉，鼓舞曲多用龟兹，燕享九部之乐，夷乐至居其
七。唐兴，仍而不改。”胡震亨固守“中华正声”，表现了强烈的排外情绪。不
过他讲的燕享九部，夷居其七，仅是体制的表象，实际并非如此。唐代燕乐的主
要乐器是琵琶，因为琵琶在唐代的流行，所以唐代诗文中歌咏琵琶的作品便比较
多；宋代燕乐的主要乐器则是觱栗，琵琶是弦乐器，觱栗则是管乐器，是汉代从
西域传人的乐器。从燕乐乐器的变化可以看出，从唐代到宋代，燕乐严重的“胡夷”色彩是越来越浓了。里巷俗乐的流行在唐代也是来势汹汹，以至于朝廷要设立专门的教坊来进行管理。
《资治通鉴》开元二年条下云：“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掌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这些材料都与唐明皇开元年间有关，而“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 。则显示了胡夷之曲流行中国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其中透示了曲子词走向繁盛的大致年代范围。
胡夷之曲的影响一直绵延而及宋代。 苏轼在《书鲜于子骏楚词后》 云：“譬
之于乐，变乱之极而至于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声夷器也。”不过追溯胡夷之
曲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其实也不是以纯粹不变的面目。
隋代以来，以西城龟兹乐为主的音乐即与中国的民间音乐相互交融而形成了新的音乐。由于这种音乐主要是用于朝廷和贵族的宴飨活动，所以称之为“宴”乐，后来
才易名“燕”乐。这种对胡夷之乐的改造之功首先得推郑译，他把古代官、商、
角、徵、羽五音，加上变官、变徵，形成七音，并与古代12律立论相结合，交
叉旋特而成84调，不过其音乐主体仍是来自西城(印度系)的胡夷之乐。
北宋沈括对胡夷之曲汉化的过程，也即新燕乐的形成过程有相当清晰的分析，“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今声调相从，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沈括不仅说明了燕乐构成的三个部分：雅乐、清乐、胡乐、而且揭示了词体从专重音乐到词曲结合再到重词轻声的历史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