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初中语文课本里陶渊明的闲适生 活和本真的自然环境令我非常艳羡,然而在现实中只是可望而不可 即的梦境。环境对生存于其间的物种来说至关重要,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员,我们在感叹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却不断地忽略着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的事实。正如《寂静的春天》所述,我们的环境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再也不能对它默然不顾了,它所面临的状况好像一个正在悬崖边沿而又盲目藐视重力定律的人一样危险。对于和我们共同居住在地球的生物来说,由于我们人类的自私,它们享受阳光和雨露的权利正在被我们疯狂的剥夺着,我们对于它们就像二战中搅的世界都不能安宁的军国分子一样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细细读完《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心情不免变得沉重起来。化学药物的滥用,已经给曾经强大的地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昔日人和小鸟、蓝天、花儿和谐的景象也许很难得到恢复,本来属于孩子们在田野里嬉戏的欢乐童年也许只能出现在下一个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里,对于这些我们还要进步一忍耐么?忍耐的义务给我们知道的权利,也给我们改变现状的权利。

《寂静的春天》让全世界注意到了滥用杀虫剂给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危害。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人类对这些化学品的日益依赖蕴含着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实际风险。卡逊和她的这本书被视为是开启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士迈说:“这本书你既可以把它看成一本学术著作,又可以看成一本科幻小说,讲的是一个很深刻的故事。作者半个世纪前就科学地预见了环境污染与食品残毒的危害。这本书告诉我们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发展是不应该的。”

蕾切尔·卡逊离世已经50年了,在她的历史性著作《寂静的春天》新版中译本即将面世的时刻,我最想说的话却是,蕾切尔·卡逊并没有远去,半个世纪以来,她一直与我们在一起,她也将永远和人类在一起为保护环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奋斗。

《寂静的春天》是在1962年出版发行的,蕾切尔·卡逊是在经过细致的观察、周密的调查和严肃的思考后写出的这本书。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本提醒地球人关注身边发生的触目惊心的有关人类命运的大事的书。她用充满文学色彩的书名引出了十分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已经危及人的健康与生命。她描述了农夫繁忙耕作、鸡鸭四处奔跑和鸟鸣声浪不停的欢腾跳跃的农村的春天,在使用化学农药后变了,被一片奇怪的寂静笼罩着。这是因为,鸡鸭牛羊和成人儿童,都得了一种神秘莫测的疾病,甚至被夺去了生命。她大声疾呼:

我们长期以来行驶的道路,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条可以高速前进的平坦、舒适的超级公路,但实际上,这条路的终点却潜伏着灾难,而另外的道路则为我们提供了保护地球的最后唯一的机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蕾切尔·卡逊是一位对地球和地球上一切生物充满感情的伟大的科学家,更是第一个提出改变发展模式必要性的伟大的思想家,正是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催生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诞生,她是一位值得我们敬仰和追随的先行者、领路人。

《寂静的春天》问世以后,受到了以美国化工界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为中心的社会力量的谩骂和抨击,身患癌症的蕾切尔·卡逊没有时间和精力与他们论争,18个月后就辞世而去,但她和《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却没有从地球上消失,相反却是“越烧越旺”,不仅在美国引起了总统肯尼迪的重视,引发了对于化学农药造成的健康危害的调查研究和催生了政府有关规定,而且她和她的书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全世界。另外两本书和两次联合国大会正是蕾切尔·卡逊和《寂静的春天》对世界巨大影响的最好见证。

第一本书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这是由于受到《寂静的春天》的召唤而于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罗马俱乐部”会集了10个国家的30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他们在一起关注、探讨与研究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他们提出:地球的支撑力将会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在某个时期达到极限,使经济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为了避免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的世界崩溃,最好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可想而知,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尖锐的论争,它对人类前途的忧虑促使人们密切关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但它反对增长的观点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和责难。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报告还影响到了联合国,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与环境大会”就是佐证。这是划时代的、第一次以环境作为主题的联合国大会。大会向全球发出呼吁:

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时刻,在决定世界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

大会通过的宣言还指出:

人类必须运用知识与自然取得协调,为当代和子孙改善环境,这与和平和发展的目标完全一致;每个公民、机关、团体和企业都对改善环境负有责任,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对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应由各国合作解决,并由国际组织采取行动。

这次大会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成立世界资源与环境委员会,委员会于1983年3月成立,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长期的环境对策,研究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

世界资源与环境委员会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于1987年发表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其主要观点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它指出:

我们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

报告将这条道路定名为“可持续发展”。应该说,这是人类对环境与发展认识的重大飞跃,对世界发展产生的重大作用怎么评估都不过分。这就是我要介绍给大家的第二本书。在这本书的感召下,联合国又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二次以环境为主题的首脑会议,这次大会的名称改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的解决与发展模式的改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会有183个国家、102位国家元首、70个国际组织参加,一致同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会为可持续发展下的定义是:既符合当代人类的需求,又不致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与传统的发展战略相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特点是: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转向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发展,从注重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发展转向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发展,从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知识推动型的发展,从对自然掠夺的发展转向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可以说,这次联合国大会标志着人类决心从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大转折、大进步。

上述影响了人类道路选择和发展前景的两本书和两次大会,都源自蕾切尔·卡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说:

《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蕾切尔·卡逊曾提出:战后的科学文化就是提倡人类骄傲自大地统治整个自然,这就是问题的哲学根源。

蕾切尔·卡逊坚持认为,人类不应该控制自然,它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部分的存在必须依靠一个健康的整体。这些话告诉我们,蕾切尔·卡逊正是生态文明的创始人。

在纪念蕾切尔·卡逊离世50年,重温她充满感情、勇气和智慧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做深刻的反思,还必须向蕾切尔·卡逊做真诚的汇报,告诉她地球、生物和人类现在的状况。但写到此我心中忐忑不安,我首先想告诉她的竟是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所发出的呐喊。这原本是一次总结1992年以来世界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得成绩的大会,可在大会的政治宣言中却明确地写道:“1992年里约会议所确定的目标没有实现。”宣言描写了世界和人类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和政治社会问题,并概括为:“地球仍然伤痕累累,世界仍然冲突不断。”宣言中提到的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全球气候变化、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贫困差异……多种问题,都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宗旨,都是对人类的伤害和威胁。记得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我万般失望,但又被完全说服了,因为它们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甚至到今天,2014年,这些状况也还没有改变。我们也应该向蕾切尔·卡逊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为使世界人民能在和平、美好的环境中健康、幸福地生活继续奋斗,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地奋斗。敬爱的蕾切尔·卡逊,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你对地球和人类的深情永远感染着我们,你为保护地球和生物、人类所做的巨大贡献永远鼓舞着我们,我们相信,有你这样的先行者和领路人,地球环境能够得到保护,人类能够永远生存并不断发展。

本书还纳入了蕾切尔·卡逊在不同场合下发表的一些话、世人对《寂静的春天》的评述摘录、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关于《农药的使用》的报告、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答记者问等资料,都将帮助我们了解蕾切尔·卡逊的为人、思想和巨大贡献。在此,我愿代表读者向为出版这本书中文版的译者、编辑和出版社的辛勤劳动表示谢意和敬意。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比较微小的。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到产生骚扰的程度,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受到了危险、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部。这一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逆转的。在当前这种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品起着有害的作用,它们至少可以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飘尘争先恐后地落到地面,停留在土壤里,然后进入生长的野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人的骨头里,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同样地,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随着地下水流神秘地转移,等到再度显现出来时,它们会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可以杀伤植物和家畜,使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受到不知不觉的伤害。正如艾伯特·施韦策所说:“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来的魔鬼。”现在居住于地球上的生命从无到有,已过去了千百万年。在这个时间里,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着的生命,与其周围环境达到了一个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在严格塑造并支配生命的环境中,包含着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

一些岩石放射出危险的射线,甚至在所有生命从中获取能量的太阳光中也包含着具有伤害力的短波射线。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根本的因素,但是现今的世界变化之快已来不及调整。

新情况产生的速度和变化之快,已反映出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放射作用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岩石的基本辐射、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中了;现在的放射作用是人们干预原子时的人工创造。生命在本身调整中所遭遇的化学物质,再也远远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硅、铜以及其他的无机物了,它们是人们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里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对应物的。

就大自然的范围来看,去适应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它不仅需要—个人一生的时间,而且需要许多代。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迹使这种适应成为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像涓涓溪流般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一年几乎有五百种化学合成物付诸应用。这些数字令人震惊,而且其未来含义也难以预测。可想而知,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千方百计地去适应五百种这样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经验过的。

这些化学物质中,有许多曾应用于人对自然的斗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二百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用现代日常用语称之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品以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销售。

这些喷雾药、粉剂和气雾剂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园地、森林和住宅所采用,这些未加选择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翻腾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消除少数杂草和昆虫。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施放有毒的烟幕弹,怎么可能不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来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滴滴涕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因为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并获得对某种杀虫剂的抗药性。之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物,昆虫再适应,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原因所致,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经过喷撒药粉后,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因此,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在这场强大的交火中受害。

与人类被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在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已进入生殖细胞,以致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为我们人类未来的设计师,曾兴奋地预期总有一天能随心所欲地设计改变人类细胞的原生质,但是现在我们由于疏忽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化学物质,如放射线,一样可以导致基因的变化。诸如选择杀虫药这样一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决定人们的未来,想想这一点,真是对人类极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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