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也是一个人梦想启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我们: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画荻教子讲的就是家风的故事。这些年,作为一个学做父亲的我,深谙家庭、家教、家风重要,组织家庭成员认真研读《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书籍,学习交流感悟和启发,从核心价值的层面定家规、背家训、正家风,很多同事、朋友夸我家风好。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说到家,在我童年记忆中细思极恐。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而我小时,父母并不懂帮我们系扣子,我家甚至连扣子都没有。所以一路走来,深感家教缺失之害,家风不正之痛,所以,当我长大成人,重构家庭、重塑家风是一场救赎,是一场“抢救”。


      我的家乡是一个山洞村庄,清朝末年,由于战乱,祖辈跋山涉水避难于此,这里独特的地域风貌和风土人情曾被载入上海世界吉尼斯记录,被外界美其名曰为“天下第一奇村”,上初中时我曾在作文中用“高山不见一土,平地不见半亩田”描述过这里。在这个崇山峻岭、信息闭塞的大山间繁衍生息,在生存的阵痛中负重前行。苍山无言,这里每一片屋檐都有故事,每一片瓦砾都是一种诉说。
      我的母亲生于1949年,本来新中国的成立是一场喜庆的伴随。而母亲并不知道是这些,她不会憧憬,也没人祝福。由于清匪反霸外公在我母亲出生那年被执行枪决。我的爷爷死得更早,我只是听说在父亲很小的时候。        由于家庭变故,母亲曾是两次弃婴:一次被挂在山中的树上,因为二姨心疼,背着家人救了她;一次又被送给当地的苗家,母亲歇斯底里的哭喊让二姨又一次把她背回家。后来,她和比她大几岁的姐姐相依为命艰难地长大,至今问起她们只是摇头,不愿重提。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高小生。由于爷奶死得早,从小随三伯生活。以三伯为代表的峰岩洞人非常重视教育,虽然光景并不好,还是节衣缩食供父亲上学。父亲从小读书用心,紧缺的教育资源限制了很多人的想象,那时很多人能上几天的学已不容易,但三伯还是一直让父亲把书读到尽头。
      小学毕业,广南八宝的高小决定在南屏、黑支果两个乡镇选一个第一名去读书,结果选上了我的父亲。父亲带着三伯给的盘缠,还有他的梦想,到了高小的学校,由于交通不便,他要走一天的山路。来来回回,走走停停,父亲希望能从那路永远走出大山,一直走到山的那一边。
      然而,拼搏并不意味着成全。三年的高小父亲虽是班长,各科成绩遥遥领先,把一首毛笔字写得行云流水,但老师还是告诉他,由于家里成分是地主阶级,父亲升学无望,要他立志奔赴农业。在八宝高小的最后一期黑板报上,父亲完成了读书生涯最后一次书写,在《红岩》读后感中他写道:《红岩》读完,百感交集。现有一切皆为如江姐这样的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如今山河一统,然我辈读书无望,只能按毛主席指示到农村去。我寄希望于将来的孩儿接过我手中的工具,去开拓辽远广阔的天地,使他变成富饶美丽的米粮川。
      往昔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参照。父亲辍学回家,在理想和现实的“牢笼”无法自拔,因怒生病。性格变得固执、偏激、易怒,彻头彻尾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母亲14岁就嫁给父亲。先后有了大姐、哥哥一共六姊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一家都是在父亲的打骂中长大的,几个姐因受不了他的脾气基本没上过学,老早就原则远嫁,哥哥也没念几年书就辍学打工。至此,姐姐嫁给了生活,哥哥选择了逃离。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也给了我。他们可以走,我却还很小。
      六岁时,由于没人照料,父亲找了几本旧书把我送进山洞的一师一校陪练,我的小学就这样出人意料的开始,由于成绩不错被老师收成正式生,毫无意料的被老师“转正”。读完一年级,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更远的学校读书,我也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但始终很早就起床以同伴同行上学,那时我最纠结并不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害怕的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他们的目光里,有对我和我家轻蔑,他们认为我们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父亲的高频率的打骂声不仅是我家的噩梦,也是一个村的噩梦。          那时的我,最害怕的是就是回家。因为父亲总有无数的理由喋喋不休,随时暴跳如雷。在他的字典里,似乎没有别人,只有他的世界。
    山林不向四季起誓,荣枯随缘。我的哥姐由于家的缘故,不知未来地作践未来,大姐嫁给一个酒疯子,至今仍陷入深深的不幸。三姐嫁到一个拐卖出名的村子,潜移默化违法犯罪被判了13年的有期徒刑。四姐嫁给一个赌鬼懒汉近年离婚。二姐由于从未上学愚昧无知,生病不知求医问药,而是信神信鬼在我工作那年与我阴阳两隔。这一切,一直在我心中隐隐作痛。我,是这个家唯一的梦想。
      从小,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梦想。只是有一种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我,我得努力从那条父亲走过的路走出山外,那个家里装不下哥哥姐姐的梦,我也不会例外,只是我们选择的方式不一定都是流浪。
      小学毕业,我顺利考上了初中,那时一个小学能考上的初中的人也屈指可数,在上初中红榜下,我对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我的梦想像红榜背后的厚厚的墙。
      在那个九月,山里的日出从早到晚,蝉鸣像在呜咽着一节秋来。一口锅、一个我,一个木箱成了我第一次出山上学的图景。我并不知道初中在哪里,我读完小学都没上过街,并不知道山外是什么。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一身泥泞找到学校,然而吃什么、用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我身上这样的稻草不仅仅一根。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初中的第一课在凌晨的广播里开始,从旋律中,我似乎看到了我走在宽阔的马路上,父母在对着我微笑,哥哥姐姐也在看着我笑,看着我走过那个离乡的山梁,他们一直在向我挥手,在大声的祝福我,明天会更好!
      可我还是一个初一的学生,我的梦想从这一天必须以崭新的状态再起步,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出发。我每一天都都会情不自禁的问自己,是不是已经足够努力。可是,做梦的人也需要吃饭,那时我最大的困扰就是下课了去哪里吃饭!
      三年的初中,我看到同学们的父母总在校园里络绎,校园的一角,总看得见别人的家长对自己孩子千叮万嘱、嘘寒问暖,而我,总在书桌上隔窗望外。我仿佛看到我的父亲带着含笑的温存向我走来,哪怕来看我一眼也好。只是对我来说,这一切不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冰雪里划亮的火柴,自我温暖、自我苏醒,然后自我照亮,其他的都是一场梦幻。
      我的初中时闹着饥荒过来的,我并不会攀比,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学生又怎么敢攀比呢?那时,同学们一个星期家里都给三十块不等,而我基本上两个星期父亲给五块钱、十块的样子,有时父亲直接“老将不会面”。一次,在一个集日我找到父亲,从街头跟他到街尾、从街尾又跟到街头,上课预备铃响了,我说:父亲,我要上课了。父亲说上课就去嘛,我又没拦着你。就这样,我没要到一分钱就又赶到学校上课,因为迟到还老师甩给两巴掌。
      世界很平凡,我像极了《平凡的世界》孙少平,食堂那个要黑面膜的人就是我。但是,我必须在辗转中蹉跎,不经风雨一定不是我。在学校里,我是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老师说,成绩好的同学可以直接搬到教室里住,我是其中一个。在教室的最后方,一块塑料布半隔着我们的床就成了我初中的宿舍。在这个宿舍里,我们不用凿壁借光,教室里免费的白炽灯会照亮我们的梦想。
      那时我怨过父亲,但并不是很理解父亲。在老家山洞里,他是勤劳的,他勤劳朴实,一个人离开大伯重新建房造屋。他精于算计,一个跋山涉水做小本生意。他吝啬抠门,每分钱都视为生命。他穷得干净,从来不鸡鸣狗盗。他对生活近乎拼命,他对儿女接近苛刻,但他总是告诉我们人要穷得干净,我们的求学日子还是比他当年要好很多。
      “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一天有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初中毕业了,我们在“童年”的歌里各奔西东。我如愿考上了文山师范,看着那些和我一样金榜题名的同学和家长,我真的希望,我身边也有一个亲人拍着我的肩膀,夸我是个争气的孩子,带我去学校旁边那个早点店痛痛快快的奖励我一次。可是,我的世界习惯了孤独,成功属于我的造化,失败也是!父母已经给我了生命,我已经学会一个人去慢慢适应和消化这一切,成功、失败、快乐和孤独。
      我要离开初中了,这个初中在我生命中充填了太多。这三年里,我理直气壮的在食堂了赊账200多块。毕业时老板就差打我一顿了,但是我告诉老板,我早晚会还他的。
      又到一年上学季,全国拉网式的搞扶贫搬迁,我们老家举洞搬迁,每户补偿两万。加上我又要读到城里读书,这个火口上,父亲闹得很凶,喋喋不休没日没夜,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钱这么敏感,也许是生活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好累。那刻,我想疯,我想放纵,我更想放弃。我问自己,这样无休止的追逐,是不是太自私。可是如果半途而废,我就成了这个家另外一种负担了吗?不行,即使身无分文我也得想办法把这个书读下去,我并没有选择!
      中师的第一年,学费2000元,父亲给我1800块上路。我的第一个学期就开始了历史欠账。来文山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所发生的的一切现在已慢慢尘封,这三年,我学会了勤工俭学。有时身心俱疲的趴在学生宿舍五楼的窗台,浩渺的星空中,一轮明月弯弯,我又对着家的方向回望,一路走来留下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已在记忆中成为永不磨灭的印痕。
      由于从小见识短浅,家教缺失,除了学到父亲身上穷得干净的风骨,我很不会和同学相处,时不时会做一些荒诞滑稽的事,有时也会无所顾忌、放浪形骸,更多的是把自己裹在自己世界,不招摇、不沉沦、不说话。
      这三年,我还了初中食堂的200多块,要毕业的时候,我又差了中专第二食堂的1000多。三年的师范要毕业了,也是到跟老板“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天食堂老板“老瘦”找到我,问题当然是还账,说如果不结清欠款,就要告学校扣留我的毕业证。我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老瘦”来了一场辩证唯物主义的讨价还价,我叫“老瘦”放我一马,以后我会加倍还。老瘦的同意,为我的三年师范生活画下来句号。这三年,我自学拿到了大学文凭,还了初中食堂的历史欠账,我很庆幸,在无比艰难的岁月,我兑现初中时对食堂老板的承诺,并且以赊账的方式结束了校园生活的青春18。
      我的人生就像一场赶考。在社会不断发展转型中,我们一次次经历着阵痛,那时文山的很多代中专生,在社会人才紧缺的时代背景里,青春永献壮乡苗岭。        我毕业那年,毕业分配的政策正式结束,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实行凡进必考,我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走上了工作岗位。也就是即将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刻,二姐因为受不了癌症的折磨选择了自杀,在我追求梦想的路上,她一直是我有力的后方和依靠。曾经的家庭已然无法改变,我即将可以通过我的方式去自己成长,并且改变我那个摇摇欲坠的家,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我必须去找我的姐姐们庆祝——我设计了很多和她见面的场景,没想到当我再次见她的时候隔着的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姐姐的坟头哭得歇斯底里。老家亏钱姐姐的东西太多,我欠姐姐的还有一个未来。我带着姐姐的女儿到单位报到,路上我在护田绕绿的河水将侄女花花的脸擦拭干净,用五个指头梳理她全是打结的头发,我告诉侄女,从此舅舅就是她的父母,我负责陪她一起长大,就这样,侄女从我第一天工作就和我在一起,一直到初中毕业。
        我工作两年后,我到文山还了“老瘦”的食堂欠账,在他的食堂,他请我喝了一台酒,他总是笑着往我碗里夹菜,然后频频举杯,说他没看错我。
      后来,我浑浑噩噩结束了单身生活,和一个看上我的人来了一场闪婚,我来不及去判断什么叫爱情,因为我身上还有还有太多东西比爱情更重要。
      我的婚礼出奇的简单,老岳母说给我买点家具,媳妇说我们结婚的地方只能安一张床,害老岳母骂了她几天几夜,批评我除了长得帅,一无所有。媳妇好像下足了赌注,说跟我在一起会有未来。我不知道我媳妇是为什么那么确定,但想起那场婚礼,酸酸甜甜就是我。
      很多东西都需要一个人去经历,去犯错,去承担,去领悟,去改变,18岁工作至今,我当过老师、做过警察,从县乡到州府,换了很多岗位,扛住了很多诱惑。一路走来,父亲会时不时的夸夸我,也夸他自己,他说老家虽然很多人看不起他,但是硬气的一点,就是没偷过别人的东西。他叫我一定要学习这一点。        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从容面对荆棘。我很庆幸,在我的努力下,一切都在改变。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出发。我得通过一切方式,去重塑我这个家,让父母也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经营一个家的温暖,这是一个儿子基本的责任,也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梦想。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我借口把母亲接出来,可是没几天又被父亲追到家里把母亲骂了回去。他说我们根基不稳,来了会增加我们的负担。再后来,由于母亲生病,我回去叫父亲一起出来和我们生活,他很不高兴的样子,他说要接接你妈就好了,我死也要死在老家。
      父亲的善变我一直不是很懂,我开始和父亲讲很多道理,可是父亲就是父亲,他说他会过好他的日子,他不会增加我们的负担,也希望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母亲和我们生活了几年,父亲还是老样子,不过问、不出来,虽然脾气还是很大,只是话越来越少,脸上皱纹越陷越深,爬满两腮的胡子、头上依稀的白发仿佛在告诉我,你讲你的道理,不影响我慢慢变老。
        2019年,母亲因为脑瘤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30多天,在医生下病危通知的那刻,我问父亲,要不要来看看妈妈,我开车来接您。那晚在农村老屋,我和父亲说了很多,我说父亲,曾经我写信骂你,说你有苦劳没功劳,现在这句话要换过来说了,还是出去跟我们一起居住吧,顺便看看妈妈,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
      父亲还是抽着他的烟袋,一会儿起身去看看牛马,一会儿有上楼看看刚收回来的玉米,嘴里嘀嘀咕咕……这次回家,我看见板墙上他用粉笔添深了几个电话号码,那是我和哥哥、姐姐的电话。我初中时填在墙上的奖状被他擦得清清爽爽。我在老家的堂屋走走停停,和父亲相顾无言,我看见神龛的角落,各种感冒、胃病、风湿的药品琳琅满目。
        山里的夜空,又是一片虫鸣蛙声,父亲提着旱烟袋,手执一缕、绵绵不绝,他用香杆频繁点亮的烟丝像夜空的流萤,钻进我的心扉。
      这次,父亲还是没来,他说家里丢不开,他告诉我,尽力就好,你妈挺得过来,是你们为儿孙积的福德,救不回来,也是她的命。我看着父亲,沉默不语,转身带着女儿离开。在离家的山口,我停车驻足,和女儿回望老家的洞口,依稀灯火望秋深,染尽小楼几层。我问女儿,你说爷爷怎么总是不跟我们出山生活呢?女儿看看天空告诉我,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依偎在一起,也许就像爷爷和农村再也不想分开……
      母亲救活了,只是再也不会说话。为了把父亲接出来,我想了很多办法,回去做了很多工作。
      他答应了,又反悔了,反反复复,缠缠绵绵。
      后面的几次,我不再和他讲道理,一直聆听他的诉说,他想做什么,我都答应并一定满足。后来,父亲同意了,他说党的政策好,这辈子没把你们几姊妹照顾好,可是力所能及的只有这么多,我看了,党的政策好,我就同意和你们一起出去,享几年的福吧,老家什么都不要丢,这是我们的根据地,如果待不得我,我就落叶归根。
      最后他处置了农村的家产,我回去跟他办了一天的家务。细小处置稳妥,就剩楼顶的还未风干的玉米,他说要等那楼玉米卖了再出来,我告诉他,我已经为他找到买家了,您要四千块,有人说你钟的玉米是老品种,人家给你五千,明天就来收拾。他说,好,好,好。
      我把五千块给了朋友,找了几辆车和几个农民工轰轰烈烈回老家把一楼玉米装车拉走,还有父亲一起。他叫我一定要带着香炉,从老家要一直要把香点到文山,说这样才不会断了香火。
      我把父亲扶上车,给他系了安全带,然后把点着一枝香的香炉放在女儿的手里,打开天窗,在乡邻的目送中上路。父亲同行,想到《故乡》里鲁迅带着宏儿离家的情景,我仿佛听到车轮划过的不再是冰凉的石板,而是船底潺潺的水声。看着女人敬不释手的香炉,我也想到了希望,这希望也似父亲手制的偶像,也像我的偶像,茫远而又切近。
      和我在一起的日子,父亲逐渐变得温柔起来。开始对我的表情变得敏感,开始顾忌儿子的感受,开始学会做饭,每天牵着母亲的手,走在这个城市陌生的巷弄里……
      是啊,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未来的未来,也许征程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可我相信未来,还会给我这个家一双梦想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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