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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东北振兴战略始于2003年，至今已有17年。但众所周知，在东北振兴的路上仍存在很多困难，也面临很多问题。东北振兴正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是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曙光再现的关键时期。纵观东北的大势，深入探索东北经济发展的内涵，我们坚信东北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并没有完全丧失。建设银行原董事长王洪章先生所著的“东北经济的历史与新生”系列文章，从历史沿革、发展贡献、困难问题、合作开放及对策建议的角度，追溯东北经济发展的历史，对东北未来发展提供指导性意见。
《抓住新机遇，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开放》本节内容较长，分为上、中、下三篇进行刊载。
点击回顾上篇《王洪章专栏(东北经济系列第5期)|抓住新机遇，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开放(上)》
三、东北亚区域合作共识较多
东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尽管有很多掣肘，但是机遇始终存在，东北亚各国都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识，这个共识其实从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从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实施的所谓“雁型模式”开始，东北亚就已经有了初步的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日本将过剩产能和比较劣势产业逐步向东亚国家转移，造就了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北开始融入“雁型模式”经济结构当中，先后承接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转移，与日韩形成了高附加值链条与低附加值链条、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互补的梯次分工体系。当然，我们仍处在产业链中终端的加工贸易和代工阶段，并且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制造能力，为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阶段，东北亚的价值链分工和经贸往来，主要以中日韩在资源、资金、技术方面的互补性合作为主，还谈不上区域合作。原因是，相比之下，俄罗斯并未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错失了借助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利时机；朝鲜也由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关系，经济并未融入区域中；蒙古国仍处在经济待开放、待活跃的阶段。所以，在20世纪70、80年代，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并未形成高度互补的经济区域价值链分工定位和产业合作机制。
如果再追溯到更早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东北亚各国合作意愿开始逐步加强，合作构思纷纷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与建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有关的经济圈概念，如“环日本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等，以及区域经济合作设想已经跃然纸上，激活了东北亚乃至亚洲经济体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美好愿望。
还有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动议——“图们江次区域国际合作开发项目”——对图们江开发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东北亚区域次区域合作迄今为止最大的国际组织动议。随后，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国曾一度签订了官方协定，后又有韩国和蒙古国加入，也曾经运作设立跨国的管理机构。回顾这些历史，说明东北亚各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大方向一致，共识多于分歧。
四、中国对东北亚区域合作政策丰富，东北在深化对外开放中将再获新生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东北亚区域的次区域合作探索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我国制定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朝鲜中朝黄金坪经济区、罗先特区、清津等经济开发区建设开始起步，俄罗斯远东大开发提上议事日程，韩国对朝鲜“阳光政策”的深化，日本对东亚合作态度也转趋积极，日本政府也在构思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特别是我国2003年提出“东北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在对外开放方面，赋予了东北更多的政策和支持条件，比如对新区建设给予厚望，至今为止全国有18个自贸区，其中东北有2个——辽宁自贸区和黑龙江自贸区，全国国家级19个新区，东北有3个——大连金普新区、长春新区、哈尔滨新区。东北振兴战略自启动以来，沿边、沿江、沿海对周边国家开发、开放力度逐步加大。近20年，国家加大力度推动图们江区域国际开发，并且按照“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批准满洲里、二连浩特两个城市建立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批准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批准绥芬河到东宁的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另外，国家在推动东北对外开放中，批复建设了十几个产业集群：大连的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业园区，中新吉林食品合作区，中俄、中蒙、中日、中韩产业投资贸易合作平台，以及中以、中新合作园区，大连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再有，在东北，仅各类保税区，国家就批复了多个：沈阳、哈尔滨、大连、绥芬河等，特别是哈尔滨保税区，在原来批复的基础上，现在又有了新规划，正在按照“一个平台、两个中心、三大集群”进行建设和扩容。
这些战略性的、东北振兴中的对外开放布局，使东北亚的对外开放能够在当前复杂、严峻甚至暂时不可逆的国际经贸关系环境下逆势而上，并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数据显示，近年东北对外开放成果颇丰，辽宁省在2019年全国进出口形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对韩、对俄出口增加9%以上；吉林省2019年利用外资增加21.2%，增速高于全国18.6个百分点；黑龙江省2019年也实现了逆势增长，进出口增长6.7%，其中出口增长18.8%，全省利用外资增长15.6%，新设立外资企业增长25.4%。所以，东北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政策，发挥优势，利用地处东北亚有利的核心地带，尽早迎来对外开放的新曙光，在区域合作中再获新生。
五、要充分落实和利用好国家对东北亚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各项政策
1．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莫使金樽空对月”
东北在对外开放中要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项开放政策，所达成的共识，已有的经济、环境和互补条件，办好面向东北亚合作的各类新区，特别要突出产业集群优势。这些产业集群可以以战略新兴技术和产品为主导，对接东北亚，特别是日本的“新经济增长战略”和韩国的“新北方政策”，争取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现代支付、新产业供应链、交通革命、健康养老、舒适生活、金融科技等方面深度合作；利用好新区产业集群，使产业集群成为东北振兴中对外开放的“领头羊”；通过产业集群取得先进技术，通过产业集群使东北的一些现代技术、现代科技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相互结合、相互融通。
2．加大开放力度
要充分利用我国加入世贸后近二十年取得的成果，这个成果是消费结构升级、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效果突出，并且实现了以日韩价值链分工的反锁定。尽管我国的主要技术和产品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但中国制造的产品开始反噬日本、韩国，比较典型的是白色家电，而且有一些技术并不完全依赖日韩。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在对外开放中保持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为主出口的同时，逐步向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
目前，东北出口日韩的主要是农产品、纺织服装、钢材、机电、汽车零部件、木制品等传统优势产品，进口商品主要以化工产品、机电产品为主。在进口这些产品的同时，也进口部分日韩高新技术产品。当中国在向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变的同时，东北对日韩出口也会随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逐渐出口知识密集型产品。
从长期看，中日韩面临着从产业内分工竞争向产品内分工竞争的转换。特别是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涌现，如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5G的应用，可能会产生高层次的技术竞争，并带动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刻调整，这是发展的趋势。但是，目前基于现有产业和产品价值链分工的合作基础以及东北亚各国的互补关系，中日韩仍然是合作大于竞争的关系，仍居经贸关系的主流。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进出口额均占这两个国家进出口额的20%以上，这么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说明合作基础依然牢固、合作潜力仍然巨大。
从经贸合作优势互补的基点出发，东北特别是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要继续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承接来自日本、韩国的产业转移，已承接的产业要服务好、维护好。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我们可以侧重研究过境运输，港口通行的便利和畅通的政策。黑龙江省应进一步借助地缘和省内外对俄产业园的优势，提升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经贸合作层次，并带动整个东北、华北及其他省市对蒙、俄的经贸合作，因为很多产品和技术不仅仅是东北、华北，更多是国内其他省市地区的。吉林省可在图们江次区域开发以及东北振兴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下，在东北亚各国家关系好转的基础上，继续重点抓好图们江次区域的合作和开发。当然，图们江的开发需要在开发合作的重点和路径上认真选择，逐项突破、循序渐进。因为头绪较多，有些产业的条件并不具备，应该在重点和容易之处突破，重点在成效上下功夫，使联合国关于图们江区域开发的动议能够见到成效，落到实处，取得良好效果。
另外，东北亚各国服务贸易的合作潜力也是巨大的。从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由于东北亚各国产业和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东北亚的服务贸易合作并没有全面展开。回顾东北对外开放中的数据，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比较低，特别是生产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滞后的，所以在东北对外开放中，在东北经济振兴中，技术服务、信息、金融、物流、法律、会计、租赁等服务贸易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
在服务贸易方面，东北可以进一步寻求主动，以两个自贸区、三个新区和东北其他的合作园区、循环经济试验区为平台，以东北现有的现代服务业为基础和需要，提升服务层次，寻找合作机会。因为开发区、试验区、合作区、新区有相对比较完善的基础，也有支持区域发展的政策，特别是政府的负面清单制度，可以为这些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服务贸易），实现良好合作和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提供坚实基础，并且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