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九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评优活动中，知名纪录片导演、制片人赵琦受邀成为终评评审团成员之一.赵琦，纪录片导演，制片人，第一位同时获得艾美奖、伊文思奖、圣丹斯大奖和亚太电影大奖的中国人。
他担任纪录电影《归途列车》（2009）的制片人，该片获得2012年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 ，还荣获了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伊文思奖。其他主要作品有《千锤百炼》（2012，制片人）、《殇城》（2013，导演）。作为总导演，2018年他执导的国内首部纪实综艺节目《奇遇人生》荣获第十九届中国视频榜年度真人秀；201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奖项。他最新的纪录电影《无尽的航程》讲述了中国第一位职业航海家郭川先生的故事，近期在釜山电影节，纽约纪录片电影节上映。
自2002年-2003年公派至伦敦大学学习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以来，赵琦在纪录片制片领域深耕长达20年之久，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2009年由他担任制片人的《归途列车》更是一直作为业界罕见的国际制片经典案例。本次终评委回访中，我们就“国际制片”这个话题与赵琦展开探讨，包括国际制片市场的变化，国际联合制片体系的现状，以及如何开辟合作路径等。
以下为采访口述文稿整理：采写/陈岱珊
1国际制片的实践经验
Q：您是02-03年去伦敦大学学习的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以您的从业经验来看，在整个国际制片体系20年来的变化下，有哪些知识在实践中始终是存在适用性的？可以分享一些您的感触。
赵琦：其实近三四年我做国际制片的工作也比较少了，一方面，具有国际潜力的项目未必如想象中那么多；另一方面，我觉得国际上的资金，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取向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我们来说可能有更多限制。要说这20年有哪些东西依然是有价值、有用的，我觉得首先理解“国际制片”的根本含义，从而在技术层面上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比如准备所需求的文件、资料等，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因为专业技能本身是促使你更好地阐述你自己的一种工具，它对于国内的制片工作——甚至不一定是和不同机构的合作，哪怕是自制的一套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Q：其实制片是一个专业性强的工作，它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技能方面的经验积累，而不是靠仰赖理论知识，对吗？
赵琦：有一些技能。当然，另一方面你也要判断市场大环境和专业创作之间的落差，因为这份工作不单纯是预算掌控，它还涉及到如何落实。你对于一部影片的社会功能有一个预判，它会导致你整体策略的不同。你如果希望它能盈利，形成一个正向的商业循环，那么在内容上要做出怎样的取舍，这是由你的前期判断决定的。如果你愿意把市场放到第二位，把内容表达放到第一位，就要考虑找谁合作，多少家有机会合作，之后的传播面会有多广……这些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区别。这些东西导演本人未必思考得很清楚，需要制片人和导演一起商议。
2国际制片体系发展现状
Q：这些年来，国际上（主要是西方）整体的纪录片项目数量应该越来越多了，那行业资金的增长是否跟得上数量的变化呢？还是说，资金增长的速度比项目数量更快？行业内的供需关系有没有变化，是越来越宽裕了，还是越来越难了？
赵琦：我觉得首先也并没有更多的国际项目，和20年前比起来，或者10年前比起来，可能纪录片项目的绝对数量上多了一些，但从创作者人数和实际项目数量之间的比例来看，我觉得是下降的。可能也因为国际上的资金本身也在萎缩，这跟经济发展有关，经济陷入停滞或者说缓慢的一种发展状态。
因为很多纪录片的资金来自于政府的公共基金、文化基金和一些私人捐助。当私人捐助萎缩，税务萎缩，导致国家整体预算也降低的话，它自然就会在这种文化项目上有所调整。在这种调整之下，分配给国际内容的部分也会相应调整，即便有一些基础资金，可能也倾向于优先提供给本土的、在地的故事；对于远方的、更世界性的东西，分量就会变得低一些。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并没有什么积极的迹象。
Q：确实感觉国内的纪录片国际制片体系发展比较缓慢。时至今日，您十多年前制片的《归途列车》依然被业内作为一个罕见的经典案例。那如若从创作者的主观性上来看，国内创作者的主观尝试够多吗？大家的思维上有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赵琦：现在很多有留学经历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能力上都挺强的，所以也不一定存在他们不努力或者是受个人限制的问题。国际制片本身的确是越来越艰难，在内容的核心表达上要求更具有文化共性和普遍性。
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容易陷入自己狭窄的信息通道，喜欢看到支持自己已有论点的东西，不愿意打开，以一种接受挑战、接受自省的态度来思考不同样态的存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当你以自己的主张，书写对你的生活所在地的一些叙事时，想要申请到国际资金可能是越来越难了。
3如何开辟国际合作路径
Q：从政策上来说，这两年我们国家大力倡导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应该是为国际合拍项目提供了利好。您觉得对于基层单位、民营机构、节展平台等不同行业主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去配合这个政策的利好，做出一些改变呢？
赵琦：这个政策当然很好，要讲好中国故事，但关键在于这些不同的行业主体怎么理解中央的政策，怎么深刻认识到它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核心诉求是什么，怎么样的表现才是真正好的，然后基于这样一些观点和认识，才能采取合适的支持手段。我觉得目前这个事情落实得并不够好，而这又取决于不同行业主体里的相关负责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觉得中央的部署是非常到位的、高瞻远瞩的，但是在操作执行层级上，目前还比较缺乏系统性，欠缺一些长远的考虑。
Q：您是新鲜提案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开创新鲜提案，其实应该也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希望能够从提案的层面去促进我们国内纪录片的发展吧？
赵琦：新鲜提案创立之初，我作为创始人对它的思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纪录片提案场所，要不然其实广州节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小型提案会。之所以叫新鲜提案，在于我们希望在内容创作上，和其他行业建立更多的联系，不仅仅是电视或电影行业，还能和其他的一些工业，广告，以及社会援助联合做一些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叫它新鲜提案的原因。我们是在沿着这条路走，但是这两年发展依然比较缓慢。我觉得这种行业和行业之间的融合和打通，同样在于负责人对这个问题如何进行深入的理解，是否有勇气拿出一定的资源来创新。这可能也需要一些契机。
Q：其实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从2013年开始就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外联合制作纪录片的推优项，一直想鼓励中外合拍、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从历年优胜作品来看，合作性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邀请外籍主创这两点上。您觉得如何促进国际合作、国际交流更加深入呢？
赵琦：纪录片公司作为一个市场主体，有自己的一套专业体系，它选择的内容对社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设计和完善一套协调和评选机制，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把真正好的内容介绍出去。
国际影响力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内容怎么能真正影响别人，怎么样让不熟悉你的人熟悉你，喜爱你，认识到你的真实情况。这种影响范围的大小也取决于内容的播出渠道，是在国内电视台播，还是在国外电视台播；在抖音上播，还是在YouTube上播，它的国际影响力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在评选上纳入考量，在机制设计上进行权重。
要培养真正的国际视野和深刻的政治认知，这是我们国家在世界舆论体系里去获取自身发言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没有办法从很深的角度去认识这件事，它就容易流于形式。如果想深化国际交流合作，需要执行人员多方面来共同协调，提升每一层级的专业能力，在上下级之间做好沟通和交流，让更多的人去理解这些事情，这样才能真正落实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