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补令”究竟“禁”住了谁？

面对各地愈演愈烈的各种形式的补课现象，教育部多次发文严厉禁止。就笔者所见到的情况看，公办学校的补课现象从表面看确实是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校外补习机构却运用而生，且大有蔓延之势。不仅如此，这些校外补习机构的收费之高实在令人咋舌。

据笔者了解，有些补习机构按小时收费，一小时低者每生200元人民币，高者每生400元；有些按月收费，低者每生一月300元人民币，高者每生500元；有些按学期收费，低者每生一学期5000元左右，高者达上万。

如此高昂的收费，不禁让笔者想到了这些补课的学生都来自什么家庭？

按照常理推算，需要补课的学生应该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如果按收入粗略地划分一下，应该有：

1. 收入很高的家庭；

2. 收入高的家庭；

3. 收入中等的家庭；

4. 低收入家庭；

5. 享受国家低保的家庭；

按照这个粗略地划分再来看一看教育部的禁补令，再来看一看各种校外补习机构的收费，你认为教育部的这个禁补令究竟禁住了谁？我想答案不言自明，那就是一部分收入中等的家庭的孩子及后两种家庭的孩子！

这样，问题就来了：在中高考体制未有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在上述的5种家庭中，哪些家庭的孩子是最需要补课的？哪些家庭的孩子其实是最不需要补课的？我想，这个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如果非要说透，我只能说最需要的补课的是后两种家庭的孩子，最不需要补课的是第一种家庭的孩子，第二、第三种家庭的孩子居于这两者的中间！

我想，读者诸君对我的这个回答应该没有异议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即最不需要补课的家庭。

这种家庭的孩子为什么最不需要补课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就绝大多数情况来看，根本原因是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很优秀。正因为父母优秀，所以这种家庭的居住环境一般都不差（大都住在大城市），父母的学历一般都很高，所从事的工作也都高大上。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接受的家庭教育自然很优秀，所享有的教育资源自然也很丰富。试想一下，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除了补一补学校不大重视、老百姓所谓的“特长”外，文化课还用得着补习吗？

说到这里，我想有些家长不会忘记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吧。这位熊状元考中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的一段话虽然让人觉着有些不舒服，但很能说明我们这里讨论的这个问题。他说：他的家庭是一个高知家庭，父母都是外交官，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又生在北京，高中上的是北京名校，不论是家庭小环境，还是学校、北京大环境，都是其他家庭、其他地区的孩子无法相比的；所以他说，自己能考出这样的成绩，完全在情理之中。

另外，这几年网上一直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清华北大几乎没有农村——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来的孩子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笔者的上述观点。

看看吧，这就是现实！

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再看第一个问题，即最需要补课的为什么是后两种家庭的孩子呢？原因实际上已经很明白了，说白了就是因为后两种家庭都是贫困家庭，这类家庭以生活在农村的家庭为主，父母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农村出来的打工者；生活在这种家庭里的孩子，其所接受的教育（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所享有的教育资源能同第一种家庭的孩子相比吗？

所以，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要想改变命运，要想考上一所大学，同第一种家庭出身的孩子相比，他们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自然地，他们也最需要补课！而且即使补课恐怕也很难赶上第一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倘若不补课，差距会更大！

可是，面对市场上高昂的收费，他们补得起吗？

记得教育部未下禁补令之前，笔者所在地区的学校为了中高考，也补课，但收费很低，补一个假期二十多天，每生只收几十元，最多不超过100元，而且对那些家庭确有困难的学生还免费。

可是，现在禁补令来了，公办学校不让补课了！面对当下的这种情况，笔者不禁要问：教育部的这个禁补令究竟“禁”住了谁？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发展很不均衡，正因为如此，国家制定许多政策时都要考虑到这个实际，不搞“一刀切”，可是，教育部制定的这个“禁补令”考虑各地的实际了吗？考虑老百姓的实际了吗？

诚恳地希望禁补令的制定者能考虑考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考虑考虑农民、打工者的孩子，能考虑考虑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毕竟，在当下的这种现实里，他们最需要补课；否则，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一种结果：和第一种家庭出身的孩子之间的距离会越拉越大，永远走不出贫困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