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自制力：不仅要抵制诱惑，还会付出代价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三十六）：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

在北洋时期，晚清流毒“文娱武嬉”的窘境仍在上演。光绪二十年，一场甲午之变，败于蕞尔岛国的清廷，惊出一身冷汗，庙堂之上却空前团结，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掌舵北洋水师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紧紧攥着大清缰绳的慈禧太后，也借机腾出手收拾了翁同龢，此时无论是清流一派，亦或是尾大不掉的淮军集团，再也没有可以威胁到爱新觉罗江山社稷的庙堂力量的存在，那根若有若无的指挥棒，也成了宦海群臣“望风而动”的风向标。然而到了北洋时期，随着北洋军的“大家长”撒手缰绳，群雄逐鹿的大幕也开始拉开，这群“草头王”既有人马，也有地盘，却再也没有了顾忌，行事准则大多只能靠自制力。

但是在庙堂之上，北洋军阀的这种自制力，需要抵制诸多的权柄诱惑。与小军阀的格局不同，大军阀的同室操戈，多是庙堂抱负不同的君子之争，兵戎相见亦可手下留情，不居其位下野寓居后，仍是可以约着打牌下棋的“敞亮人”。“段芝老”与“冯四哥”就是这样一对欢喜冤家，两人因南北战与和意见相左，皖督倪嗣冲曾领兵挡驾，在蚌埠车站差点与冯国璋的卫队擦枪走火。尽管如此，段祺瑞仍然在京师设宴，为折回的冯国璋接风压惊。这种自制力的修为，也来源于“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袍泽之情。毕竟权柄带来的诱惑只是一时，无论是皖系、直系亦或是奉系军阀执掌中枢，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各方力量，或多或少都算是自家兄弟。

其后，这群自家兄弟在北洋谢幕后，亦坚守着自己的那份自制力。德高望重的北洋元老“徐相国”徐世昌，门生王克敏前来为日军当说客，徐世昌谢绝见客，直言：“我没有这样的门生。”小老弟曹汝霖前来登门拜访，为了顾及其情面，徐世昌以年老婉拒，并嘱咐门房：“以后曹若再来，说我不在家。”曾是直系军阀掌门人的曹锟，这位上演过闹剧的“保定王”遇大事却不糊涂，不少老部下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湿了鞋，曹锟却放言“宁愿喝粥，也不给日军做事”。齐燮元前往曹宅当说客吃了“闭门羹”，高凌蔚更是被曹锟骂得落荒而逃。

最终，北洋军阀的这种自制力，不仅要抵御诱惑，还会付出代价。吴佩孚的死是北洋史上的一桩奇案，一生磊落的“吴玉帅”没有太多的树敌，唯独在对待日军的态度上，“械十万，饷百万”的利诱不为所动，日军难免会狗急跳墙，寻诊日本牙医后即蹊跷陨命。毕竟就连实力雄厚的“东北王”张作霖，也不能避免为坚持己见而付出代价，这种以家国情怀为操守的自制力，成为民国十七年的皇姑屯事件不能回避的暗线，葬送了北洋军阀最后翻盘的希望，也成为这群曾经深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武夫们，难以言说的宿命。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