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看中唐：白居易的两段文学人生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今天想写白师，主要是偶然看到835年他在甘露事变之后写的一首诗：“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想起来，白居易年轻和年老之后，完全过的是两样的文学人生，年少时不明白这个道理，当自己到中年时重读他的诗歌，看到他和湘灵爱情的悲惨结局，才明白，当人放弃爱情的时候，对人生也就看淡了吧。

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全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乱之频仍，灾难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和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贞元四年至元和十年（788-815年），共二十多年间，白居易是以讽喻诗为他的创作重点。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但是他的母亲强烈反对，因为要踏入仕途，一定要娶一个名门高第的官家小姐才行，这也是元稹抛弃崔莺莺的主要原因。最后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但未结婚。这一年也是他诗歌风格的分界线的一年，从这一年起，他再没有写过讽谕诗。

从816年以后，他就刻意远离朝堂上的纷争，写起闲适诗来。他和元稹、牛僧儒相厚善，但不和他们结党；裴度赏识他，他也不去巴结跑官；李文饶想对他不利，他就请求退休。要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名满天下，当个宰相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却知道朝政昏暗，绝不主动去搅这趟混水。在洛阳的家里挖一个池塘，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借用过来的。我游洛阳香山诗的时候，看见白师的一首诗：“持刀间密竹，竹少风来多。此意人不会，欲令池生波。”不禁微笑，此老可谓大有野趣。

他在《与元九书》中，他是这样自我坦诚的: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喻诗写作。倒不完全因为这些作品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败黑暗，政治迫害，朋党倾轧，兵燹灾变，使他的兼济之志，除了无穷的碰壁，无谓的麻烦，无尽的讨伐，无聊的暗算外，弄得焦头烂额外，一无所得。于是，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可以说他的这种改变，对于我们也是有现实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