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书可读，这在现在的孩子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城里上学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课外书籍，基本上家长都能有求必应。市面上，各种层次的课外阅读书籍，应有尽有。仅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几部中国古典名著，就有线描连环画、小学低年级注音版、小学高年级彩绘版以及原著点校版等多种版本，可供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选择。
但是，我们小时候，却经历了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那个时候对书籍的渴望，现在的小学生无法理解。
读到小学三年级，基本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就开始到处寻找可读的书籍了。可是，在家里翻箱倒柜，都找不出能满足我阅读需要的几张纸片。出生在较为偏僻的农村，村里又没有什么文化人，在村子里想找几本像样的书，实在是比较困难。
三年级的上学期，我和班上的一位女生同时被评上了学校级的“三好学生”，学校奖励她一本《可爱的中国》，奖给我一本《雷锋和红领巾》，书的扉页上，盖上了学校大红的公章，这让我第一次有了引以为傲的课外读物。我的这本书，记载的是雷锋在部队时，担任小学校外辅导员，和辽宁抚顺市望花区小学生一起开展活动，与少先队员们互动，关心帮助他们成长的故事。书到手后，先后反复阅读不下五六遍。不光是里面的故事，就是人物对话，都已经烂熟于心了。有了这本书，从此就具备了与同学交换读物的资本。用这本书与其他同学交换，先后阅读了《霓虹灯下的哨兵》、《草上飞》、《地下交通线》、《芦荡火种》、《野火春风斗古城》、《董存瑞》、《黄继光》等几十本现代题材的连环画。此外，还有若干不连贯的《西游记》、《水浒传》连环画节选本。半个学期折腾下来，可怜我那《雷锋和红领巾》，这本宝贵疙瘩，早已破败不堪，四角卷起，书页零落，封面也不见了踪影，只得央求母亲，用粗线把它重新装订起来，继续拿出去与人家交换阅读。
我们所在的农村小学，当时没有图书室，没有可供学生借阅的图书，到了四年级上学期，学校要求高年级同学拿出自己的书放到教室，建立班级的“图书角”。班主任要求全班四十多个同学，每人必须带上一本。
班上的图书角建立起来了。老师在墙角钉上几枚钉子，拉上几条线绳，把大家凑起来的几十本书挂在上面，在这些书的上方，老师贴上“图书角”三个大字，并用彩纸剪出一溜花边黏在四周。
班上这个图书角，书籍规格不一，内容五花八门。有平时在学生中互相借阅流转的小人书，有介绍文学作品的小册子，有残破不全的小说，有过期的老杂志，有家传线装的《幼学琼林》，甚至还有用来凑数的《怎样栽培山芋》之类的东西。想读书的学生，可以在课间或下午放学后随取随读，上课时再物归原处。
我的那本《雷锋和红领巾》，早已破旧得拿不出手，只好央求家里人带我到镇上书店，狠心花钱买了一本《我的弟弟“小萝卜头”》。这书大概四五十页，薄薄的一本，白色的封面，上面印的是一幅素色的木刻画，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正在放飞一只蝴蝶，作者是“小萝卜头”的姐姐宋振苏。宋振苏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的女儿，在杨将军罹难的同一天，宋绮云夫妇和“小萝卜头”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宋振苏等几个兄妹因为留在他处，幸免于难。她在书中记述了“小萝卜头”在狱中为难友们传递消息、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最后遇害的故事。作为自己所购买的第一本新书，一到手，自然连夜阅读，母亲为了节省灯油，几次催促放下，但我还是坚持到后半夜，直到把书读完。
这个班级图书角，虽然图书数量有限，质量不高，没有中外名著什么的，但在那时候，却成了我们无尽的乐园。那时候，一到课间，班级图书角前面，总是挤挤挨挨地围满了班上的同学。以后小学的两年里，我们的课外阅读，靠的就是班级上的图书角。在这两年中，我先后读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鲁迅的《祝福》等一些近现代有影响的作品，也读到了诸如《微山湖上》、《小砍刀的故事》等儿童小说。
真正接触到几部像样的大部头文学作品，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66年夏秋之交，我去本村一个同学家玩，看到他家里的堂屋神柜上面堆放了一摞书。他家的堂屋正中，从上到下糊着一大张红纸，上面书写着“天地国亲师”五个正楷大字，一只不见香火的紫泥香炉还在。和大多数人家一样，过年买不起年画，只得买上一张红纸，请人写上字，贴在神柜上面供奉。写字人算是村里的一个文化人，早已与时俱进，把“天地君亲师”的“君”改为“国”了。那一摞书就摆放在那个老师的“师”字边上。
我问这些书的来头，原来，同学的哥哥在镇上厂里上班，厂里的造反派组织“破四旧”活动，从一位镇中学老师家查抄出不少书。他哥哥初中毕业，也是个爱书之人，在看守焚烧“四旧”物品现场时，在即将焚毁的书堆里，偷偷把他喜欢的几本书抽出来，悄悄地藏到了农村弟弟家。
看到这些书籍，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在这堆书里面，有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还有一本无封底封面、前面缺了几个章回的《水浒传》，另外，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在其中。这些书，大多数过去只是听到过书名，至于书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至于普希金和他的诗歌，连作者和书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看到这些书，如同一个乞丐，看见了一桌菜肴丰盛的宴席，如同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发现了一座金光熠熠的宝山。我向这位同学提出一个贪婪而又苛刻的要求，要把这些书全部借到家里去看。
同学面露难色。这些书是他哥哥偷偷从烧书现场拿回来的，严格说，是偷回来的，被人发现，一定会遭受批斗，再三关照不能让别人知道。现在我一下子把这些书拿回家，让他哥哥知道了，一定饶不了他。再三商量，他终于同意先借一本回去，看完了赶快还回，再借第二本。这件事他也不敢告诉他哥哥，只能看一本算一本。他讲哥哥如果发现，要随时归还。而且，他家里有书这件事，千万不能对外人说起。
就这样，在此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偷偷地把他家里的书一部一部拿回家，全部走马观花、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在那些学校停课的日子里，除了白天干活，每天总是起早带晚，书不离手。
再后来，国家高考恢复招生，我们有了再进校门读书的机会。学校图书馆对一些文学名著全面开禁，书店也出现了若干重印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我们这一代饱受停课停学之苦、一直无书可读的年轻人，对解禁后的图书，充满了贪婪和爱恋，废寝忘食，挑灯夜读，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空前绝后的程度。
清随园主人袁枚在《黄生借书说》里说过，“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些年下来，深感此言不虚。参加工作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有能力买了不少心仪已久的好书，省级出版机构还送过印量很少、极有价值的丛书，但是疲于奔命的工作，身不由己地为生活劳碌奔波，不少书只能委屈地躺在书橱里睡觉。回想起年轻时对书的那份渴望，说后来的自己是暴殄天物，绝不为过。
一个在沙漠中远行的人，对饮水的渴望，是无比强烈的；一个在黑暗中夜行的人，对云翳中漏出的点点星光，是无比珍惜和感激的。在那个文化荒漠的环境里，地处偏僻乡下，获奖能得到一本新书，偶然又与几本文学名著不期而遇，这是何等的幸福！时光如白驹过隙，如今每当回忆起当年读书的这些细节，感到自己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既是无奈的，令人心酸；又是幸运的，令人欣慰。202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