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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媒体人圈子混久了，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监督者会开始同情被监督者，以至于混淆是非，无法做出准确客观的判断。
换成此地术语，这就叫，媒体人倒在了公关话术的糖衣炮弹之下。
比如说，程苓峰突然发了一篇公号，以罕见的怒气来人身攻击《财经》的一篇报道。理由是，说财经杂志是小丑。
有一些有点道理，比如说，说商业媒体不应该骨子里是“成败论英雄”，连续挖坟对创业者不够尊重，“虎落平阳被犬欺”等等，媒体要带点人文色彩等等。
但这些观点用错了地方。媒体的首要使命是挖掘真相，事实主义大过天。哪怕说出来的事实让人难堪，那也没办法。
更何况，ofo沦落至此，难道不是一个极为值得研究的商业案例？一个浪费了数十亿美金牵扯数千员工和拖欠无数押金的公司，难道不应该有人对此负责吗？媒体不去寻根究底，难道还要继续鼓励创业者飞蝇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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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创业者和创业公司都在媒体上获得了巨大的舆论豁免权。
舆论热衷看到挑战风车应战巨人的故事，在逆袭与颠覆的神话里，公众会自动代入命运改变的憧憬，媒体也期盼着新生代颠覆旧体制。
而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是对的。创业公司先天孱弱，面对体制和传统势力，很多时候，这是一场不平衡的战争。站在弱者一边，是一种舆论正义。
程苓峰的批评，也是站在这一视角之上，因为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勇敢的失败而不是猥琐的守旧。
遗憾的是，这套体系又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价值观想象之中。
因为这里的创业公司其实多半都没有真正的价值观，他们所信奉的，与浅薄庸俗的商业媒体所信奉的别无二致：一切以物质成功为最终标准。
一旦进入成王败寇的标准里，大家的吃相，其实都不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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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威和ofo，其实是几个年轻人先输给了自己的幼稚、欲望，继而又败给了围绕着野心和势利扑上来的江湖潜规则。
ofo遭遇的挫折，是中国互联网创业江湖所有丑恶面的集中爆发。
比如，过度依赖资本，而不是修内功。有大量的创业者以为，只要敢撒钱，搞一只地推铁军就能再造一个新巨头。
再比如，为了实现用户增长，继而吹高估值，一切都处于默许状态，这也使得互联网江湖里养成了无数潜规则和恶习。比如，吃回扣，数据造假、刷单等等。
去年还有个案例，一个校园走出的洗衣服的创业公司，得意洋洋对媒体回忆，为了积攒早期用户，几个创始人半夜偷溜进高校的洗衣房剪人家电线。他们一定以为，只要是为了创业，全天下的洗衣房都有义务为自己让步。
还有过早形成权力斗争。因为可以肆意挥霍，不顾底线，因此，不少创业公司早早地就在分钱的事情上闹得不可开交，反而忽略了核心业务的增长。
美团王慧文前几天公开说，中国的新经济公司除了阿里巴巴，其他的组织管理能力都不过关。从ofo的情况来看，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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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无节制的涌入、媒体营造的创业明星狂热、和现实中的造富神话，使得中国的创业浪潮里，出现了一大批不合格的创业者。
之前给一家媒体写过专栏，我说，创业媒体和创业导师应该反思自己过去几年的过度吹捧，是否坑害了一批创业者，又让一批不合格的创业者入局，最终让全社会为此买单。
前几天，泰合资本宋良静在一个演讲里也提到一点，说创业公司过去社会化的成本未来会变成企业自身的成本。
比如滴滴在有幸成为中国新经济公司中第一家遭受如此长时间的检查整顿的企业之后，这几天就很老实，提出明年的业务关键词是两个，合规与安全。
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成本意义上的补税。姑且不论补税正当与否，但至少，滴滴为所有的后来者提了个醒，留给创业者的那层豁免权已经消失了。
冯大辉还跳出来痛骂那些要求退押金的ofo用户，更是扯淡。这几年里，创业公司们挪占用户押金、忽悠投资人、地方政府和散户、骗用户炒币买p2p的事儿还少吗？
更别说在一些行业，你原本以为创业者进来是要改变世界，结果他们拿着资本的钱跑进来搅混一摊水，转身就跑留下一堆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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