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与中国史学精神
太史公是什么意思？
正式的官职上从来都只有太史令，而且这个官职是世袭的，那明明是太史令，司马迁为什么总称自己和他的父亲为太史公呢？这三个字到底要彰显什么价值呢？司马迁借这三个字要表达什么样的深意呢？
《史记•太史公自序》在一开头就说了司马氏家族的来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司马氏世典周史”，即远从周宣王以来，司马氏就是掌握官方历史的世家。
后来在周惠王周襄王时代，在春秋的变局中，司马氏离开了周王室，转到了晋国，后来大家都知道三家分晋，晋国亡了，司马氏的的子孙就分支到了各国。其中，在秦国为官的这一支，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支，也就是说，汉用的是秦的史官。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第一位的太史公，司马谈的学问基础，基本上都是道家的思想，但显然，经过他自己的广泛阅读，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且能够分辨战国流行的各家理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许多人对各家思想都有错乱印象与误解，，所以他特别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论六家要旨》予以整理说明。
这是司马谈的总结，同时在司马谈那个年代，太史令最主要的工作，是“掌天官”，既负责天时历法的观察整理等。那么司马迁呢？司马迁的学问基础一开始就与父亲有所差异，而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20岁时候就开始了他的壮游经历。其中有来自个人兴趣冲动的旅程，也有任务的旅程，他既接触到了历史的遗迹，也接受了现实的考验，这样一路走下来，他当然会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人，见过了大世面的人，所见所思居然定旁人不同。
在他从巴蜀以南回来后，父亲去世了，史书上记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滞留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而卒。”就是在那一年，汉武帝第一次到泰山进行封禅之礼，司马谈没能随行，这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他在愤愤不平中生了重病。
临终前，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我们家从周朝开始世代为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掌天文之事。后来，虽然一度没落，但我绝对不能做视这样的传世传统在我的身上断绝，我死后，你必须继承家业去当太史，现在的皇帝接续断了千年的大礼，去泰山封禅，我竟然不能参与，这是命，这是命，我死了，你一定要去当太史，不要忘掉我来不及完成的论述。”
接下来，司马谈又引用《孝经》告诫司马迁：“真正的、重要的“孝”是自己得到功名来显扬父母。周公之所以伟大，就是在于靠着他的成就，光耀了周文王。后来世道衰败，还好有孔子崛起，“修旧起废”，建立起学问的根基与模范。孔子绝笔到现在已400来年了，乱局中再也没有像《春秋》那样的史书了。如今，汉朝兴盛，四海统一，又出现了很多人，发生了很多事，作为太史，我却来不及记录，使得他们的事迹被淹没，我深感未尽到责任，你一定要记得。”
于是，司马迁在父亲临终的病榻前接受了这个一遗命，并郑重的承诺，一定尽全力将先人所传下来的事迹毫无保留的记录下来。这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源头。这份家世传统赋予了他使命感。
司马谈死后，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当上太史令就可以阅读到朝廷里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注意，朝廷的文献资料，有时会和市面上流传的有很大差距，由于秦始皇的焚书一般流传的书很快被大批的损毁了，但朝廷的书是不受影响的，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给了司马迁重审历史的机会。
司马迁立下了明确的志愿：周公死后的500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差不多是500年，该要有人继承这个传统并予以弘扬光大了。
他的自我认知不是朝廷给他的官职太史令，而是一个更高的历史与文化的角色，太史公，他决心要做对得起这个名号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里面，司马迁将他的父亲尊为“太史公”，将她自己也称为“太史公”。这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称谓！
具体该怎么做呢？当然是祭孔老夫子之后整理六经了。以《诗》《书》《礼》《乐》为基础，继承《春秋》记载，并将《易》好好整理和解释。接着，司马迁把六经一个个的解释了一下：
六经各有特色与特长。《易》记录自然现象，长处在于彰显变化的法则。《礼》整理人论规矩，长处在于教人如何行为。《书》保存古老先王的事迹，长处在于提供政治上的智慧。《诗》各种地理与动植物的描述，长处在于了解风土人情。《乐》探索快乐的来源，长处是创造和平的氛围。《春秋》的重点则是分辨人事座位上的是非对错，长处是可以有效的管理人。
当爹的写了《论六家要旨》，他儿子就呼应的写了个简洁版的“论六经要旨”。
司马迁的焦点尤其集中在继《春秋》这件事上，也就是继续《春秋》。《春秋》是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作，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太史公引用了董仲舒的话说：“孔子明白自己无法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就将理想的主要原则写在《春秋》里，流传给后世，他的理想有三个重点：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并以此基础还原于天道人伦的根本政治秩序。”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就是说，从天子到大夫，每个人都不遵守应该遵守的秩序。贬天子，孔子要谴责天子，因为天子没有天子的样子，没有承担天命，没有承担起给天下带来太平的责任。
退诸侯，取消诸侯的僭越地位，把他们拉回到封建制度下，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讨大夫，那些野心勃勃，争取权利利益大夫，必须明确的讨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以《春秋》来流传理想呢？因为《春秋》写的是具体的事，而不是抽象的道理。用实际发生的事儿来体现古老的政治原则，辨别人与人互动的规矩，明确判断是非。哪些国家能存在下去，哪些国家从生存不下去，事实摆在那里，去分析就好了，总之，《春秋》在建立及维护王道的作用上是再大不过的。
比如在《春秋》中，世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见久也。所以，按照司马迁的理解，孔子这是用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什么是普遍的应有的政治秩序与法则。《春秋》仔细罗列了这些灾难，写了几千个教训。
那近300年间，君王有36人被杀，诸侯国有52个灭被灭，为什么啊？因为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君臣父子都有规范的礼仪，内化了礼仪，人就不会做不该做的事儿，也就不可能触犯法律，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和平安定的秩序。在这方面，礼仪的作用比法要重要多了，很可惜，因为法的明显作用，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法的表面现象，相对的却看不到内在礼仪的巨大作用。
所以春秋的很大一部分是展现错误案例，有了这些错误案例，那么你就会知道礼仪的作用比法要重要多了。
看来司马迁还是孔子的忠实粉丝呢。那讲了这么多，司马迁到底要干嘛呢？他要继续《春秋》啊！他要写一部像《春秋》一样的著作。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就提出了关键的质疑：“《春秋》是孔子对应乱世，要为乱世提供警戒，拨乱反正而做的，你现在要继《春秋》，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是乱世，我提醒你，你的看法有问题哦，我们现在上有英明的皇帝，下面又能干的臣子，样样事物都井然有序，你要继《春秋》，你想说明什么呢？”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很明显他的提醒太史公，你这么干，可太危险了，你要在当今继承《春秋》的精神，你让百官大臣情何以堪？你让汉武帝又情何以堪？
然后太史公用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法回答了对方：“唯唯，否否，不然。”就是说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接着他解释道：“他听先人说过，《易经》出现的时间最早，它来自伏羲；《尚书》出现的时间稍晚一点，他记录尧舜以来的盛世。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有了《礼》和《乐》的内容；到了商周时，又有了《诗经》保留了当时的情况；《春秋》出现的时间最晚，所以它能够根据以往的经验，整理出成为盛世的道理，分辨善恶。所以，它不仅仅是批判讽刺而已。”
解释完了《春秋》不仅仅是批判书籍，接着又对西汉进行了一连串的赞颂。司马迁的这一系列操作，很是让人迷惑呀。
他明明前面特别提到了父亲的遗命，要他继《春秋》，然后又跟他的朋友进行了一大串关于《春秋》的讨论，说了这么多后，结论却是：啊，我所做的事和春秋无关。
这什么情况啊？还记得司马迁写汉高祖斩白蛇而起义的那一段神话吗？神话是写全乎了，可是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读者们啊，你要相信这是真的，我也没办法啊！
作为汉臣，他不得不臣服于当时的现实，可作为一个史官，他又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司马迁先肯定《春秋》，再否定自己做的事儿和《春秋》有关，这是他不得已的隐晦表态。
看明白了吗？孔子之后约500年，司马迁要继承《春秋》的精神，用他的《史记》同样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具体的历史事迹彰显终极道理。
再说明白点，司马迁要以太史令的身份为汉武帝歌功颂德，以太史公的身份来写真正的《史记》。
司马迁以太史公的头衔称呼他的父亲，是要凸显它们司马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出现时间，远远早过当前的西汉。更重要的是，这是他自我认知与自我期许，既他要做的和他所做的事，可以追溯到更高的史官理想，也就是勇敢的承担从孔子之后约500年间，近乎消失了的《春秋》精神。
写下“为太史公书”这几个字的时候，司马迁已经不是太史令了，他被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所拖累，被下狱，受宫刑，成了内官，驱使他接受宫刑苟活下去的力量，就是为了完成《史记》，《史记》太过高于他自己的生命了。
他备受摧残折磨的心路历程被记载在《报任安书》中，这是一封写给任安的回信，信里面说：“太史令是什么了不起的官儿吗？不再稀罕太史令管天文和历法，其地位和空中看相算命的差不多，皇帝只是将他们随便养着，并没有放在眼班人，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
从这段话里也能看出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就是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这大概就是汉武帝在封禅泰山的时候，没带司马谈的原因。司马迁为自己，也为历史文明新宿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太史公”，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发明了这么一个头衔。
中国人重视历史由来已久，周朝的封建制度又将其催化，因为封建就是建立在长远且复杂的亲族关系的记忆上。所以，周文化开启了一种向后看，即看历史的习惯。
在《史记》之前，除了《春秋》外，对比各类史书，《战国策》保留了许多战国时代的故事，但性质上他不是历史书，而是训练纵横家用的教科书。《韩非子》也有历史故事，但是它是用来示范法家道理的。《吕氏春秋》故事更多，但是他是以历史故事来证明一种整合的世界观。
那么，太史公司马迁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它建立了历史的目的性。其实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用这种方式来写历史，对他来说非常危险，但他坚持如此追求，因为这是他深刻的信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为何如此强烈？那就要继续读读刚才提到的《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受了宫刑以后，因为不能再留在外朝当太史令了，所以被调入中朝，担任中书令。中书令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在皇帝身边，帮皇帝整理相关的文书资料。当中书令时，司马迁又很受汉武帝的宠幸，成为了皇帝身边的红人，于是过去的一个老朋友任安，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你现在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不给皇帝提点好的建议呢？尤其在用人方面，皇帝身边老是围着些没能力也没品格的人，你就应该推荐有能力，有操守的人，你没有这么做，显然，你没有尽到推荐的责任。”
司马迁是满肚子的冤枉和委屈他首先说：“我是个刑余之人，做的是别人不愿做，看不起的内官的工作，我向皇帝推荐谁，非但不会有帮助，说不定反而会害了那个人，你们在外面看到的我“尊宠任职”，和我在里面真正经历的有很大差距。”
接着司马迁又说：“受辱有等级之分，从受语言侮辱到强脚被打，再到砍手砍脚，这样一直排下去，最糟糕的刑罚才是第十等的宫刑，我是接受了比死还痛苦的屈辱才活下来的，而且我只不过是为了李玲说几句公道话而已，说我现在尊宠任职，这情何以堪？”
首先，任安以为司马迁得志了。其实我每次在看到任安言之凿凿的责怪，司马迁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就在想，司马迁被汉武帝判宫刑的时候，任安干嘛去了？那个时候的任安怎么就没想着要提司马迁去辩解一下呢？司马迁为李陵说话而获罪，也就没有人再敢为李陵说话了。谁感冒触怒皇帝的危险？说出真正的是非道理呢？
李陵还在拼死奋战时，消息传回来，很多人举杯向皇帝恭贺，极尽谄媚之事。李陵战败投降，消息传回来后，皇帝气的吃不下饭，朝廷里氛围凝重，他们又担心又害怕，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世界上唯一不敢让人直视的是两种东西，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
司马迁忍受了最没有尊严的第十级的至极侮辱活下来，他要让任安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残忍的决定，他为什么要活下来？他绝对不是因为怕死。苟活，就是为了《史记》，继承《春秋》，以历史来彰显道理的使命。虽然在自序中，他口口声声说这是父亲的遗命，但是我们越读越明白，他认定的使命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司马谈所交付给他的，他要写的，是从有记录的历史开端，一直写到当代。罗列许多人不知道或遗忘了的材料，全书结构井然有序，一共有五大类，共130篇，就因为这本书还没有写完，所以他才坦然的面对最屈辱的宫刑，而没有呼天抢地。这是何等雄伟的人格，硬撑着完成了这本书人的他，还在书中明确的表达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以历史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感谢《史记》，感谢司马迁！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