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昂扬精神(五)

太史公与中国史学精神

太史公是什么意思?

正式的官职上从来都只有太史令,而且这个官职是世袭的,那明明是太史令,司马迁为什么总称自己和他的父亲为太史公呢?这三个字到底要彰显什么价值呢?司马迁借这三个字要表达什么样的深意呢?

《史记•太史公自序》在一开头就说了司马氏家族的来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司马氏世典周史”,即远从周宣王以来,司马氏就是掌握官方历史的世家。

后来在周惠王周襄王时代,在春秋的变局中,司马氏离开了周王室,转到了晋国,后来大家都知道三家分晋,晋国亡了,司马氏的的子孙就分支到了各国。其中,在秦国为官的这一支,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支,也就是说,汉用的是秦的史官。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第一位的太史公,司马谈的学问基础,基本上都是道家的思想,但显然,经过他自己的广泛阅读,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且能够分辨战国流行的各家理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许多人对各家思想都有错乱印象与误解,,所以他特别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论六家要旨》予以整理说明。

这是司马谈的总结,同时在司马谈那个年代,太史令最主要的工作,是“掌天官”,既负责天时历法的观察整理等。那么司马迁呢?司马迁的学问基础一开始就与父亲有所差异,而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20岁时候就开始了他的壮游经历。其中有来自个人兴趣冲动的旅程,也有任务的旅程,他既接触到了历史的遗迹,也接受了现实的考验,这样一路走下来,他当然会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人,见过了大世面的人,所见所思居然定旁人不同。

在他从巴蜀以南回来后,父亲去世了,史书上记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滞留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而卒。”就是在那一年,汉武帝第一次到泰山进行封禅之礼,司马谈没能随行,这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他在愤愤不平中生了重病。

临终前,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我们家从周朝开始世代为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掌天文之事。后来,虽然一度没落,但我绝对不能做视这样的传世传统在我的身上断绝,我死后,你必须继承家业去当太史,现在的皇帝接续断了千年的大礼,去泰山封禅,我竟然不能参与,这是命,这是命,我死了,你一定要去当太史,不要忘掉我来不及完成的论述。”

接下来,司马谈又引用《孝经》告诫司马迁:“真正的、重要的“孝”是自己得到功名来显扬父母。周公之所以伟大,就是在于靠着他的成就,光耀了周文王。后来世道衰败,还好有孔子崛起,“修旧起废”,建立起学问的根基与模范。孔子绝笔到现在已400来年了,乱局中再也没有像《春秋》那样的史书了。如今,汉朝兴盛,四海统一,又出现了很多人,发生了很多事,作为太史,我却来不及记录,使得他们的事迹被淹没,我深感未尽到责任,你一定要记得。”

于是,司马迁在父亲临终的病榻前接受了这个一遗命,并郑重的承诺,一定尽全力将先人所传下来的事迹毫无保留的记录下来。这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源头。这份家世传统赋予了他使命感。

司马谈死后,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当上太史令就可以阅读到朝廷里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注意,朝廷的文献资料,有时会和市面上流传的有很大差距,由于秦始皇的焚书一般流传的书很快被大批的损毁了,但朝廷的书是不受影响的,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给了司马迁重审历史的机会。

司马迁立下了明确的志愿:周公死后的500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差不多是500年,该要有人继承这个传统并予以弘扬光大了。

他的自我认知不是朝廷给他的官职太史令,而是一个更高的历史与文化的角色,太史公,他决心要做对得起这个名号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里面,司马迁将他的父亲尊为“太史公”,将她自己也称为“太史公”。这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称谓!

具体该怎么做呢?当然是祭孔老夫子之后整理六经了。以《诗》《书》《礼》《乐》为基础,继承《春秋》记载,并将《易》好好整理和解释。接着,司马迁把六经一个个的解释了一下:

六经各有特色与特长。《易》记录自然现象,长处在于彰显变化的法则。《礼》整理人论规矩,长处在于教人如何行为。《书》保存古老先王的事迹,长处在于提供政治上的智慧。《诗》各种地理与动植物的描述,长处在于了解风土人情。《乐》探索快乐的来源,长处是创造和平的氛围。《春秋》的重点则是分辨人事座位上的是非对错,长处是可以有效的管理人。

当爹的写了《论六家要旨》,他儿子就呼应的写了个简洁版的“论六经要旨”。

司马迁的焦点尤其集中在继《春秋》这件事上,也就是继续《春秋》。《春秋》是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作,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太史公引用了董仲舒的话说:“孔子明白自己无法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就将理想的主要原则写在《春秋》里,流传给后世,他的理想有三个重点: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并以此基础还原于天道人伦的根本政治秩序。”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就是说,从天子到大夫,每个人都不遵守应该遵守的秩序。贬天子,孔子要谴责天子,因为天子没有天子的样子,没有承担天命,没有承担起给天下带来太平的责任。

退诸侯,取消诸侯的僭越地位,把他们拉回到封建制度下,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讨大夫,那些野心勃勃,争取权利利益大夫,必须明确的讨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以《春秋》来流传理想呢?因为《春秋》写的是具体的事,而不是抽象的道理。用实际发生的事儿来体现古老的政治原则,辨别人与人互动的规矩,明确判断是非。哪些国家能存在下去,哪些国家从生存不下去,事实摆在那里,去分析就好了,总之,《春秋》在建立及维护王道的作用上是再大不过的。

比如在《春秋》中,世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见久也。所以,按照司马迁的理解,孔子这是用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什么是普遍的应有的政治秩序与法则。《春秋》仔细罗列了这些灾难,写了几千个教训。

那近300年间,君王有36人被杀,诸侯国有52个灭被灭,为什么啊?因为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君臣父子都有规范的礼仪,内化了礼仪,人就不会做不该做的事儿,也就不可能触犯法律,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和平安定的秩序。在这方面,礼仪的作用比法要重要多了,很可惜,因为法的明显作用,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法的表面现象,相对的却看不到内在礼仪的巨大作用。

所以春秋的很大一部分是展现错误案例,有了这些错误案例,那么你就会知道礼仪的作用比法要重要多了。

看来司马迁还是孔子的忠实粉丝呢。那讲了这么多,司马迁到底要干嘛呢?他要继续《春秋》啊!他要写一部像《春秋》一样的著作。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就提出了关键的质疑:“《春秋》是孔子对应乱世,要为乱世提供警戒,拨乱反正而做的,你现在要继《春秋》,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是乱世,我提醒你,你的看法有问题哦,我们现在上有英明的皇帝,下面又能干的臣子,样样事物都井然有序,你要继《春秋》,你想说明什么呢?”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很明显他的提醒太史公,你这么干,可太危险了,你要在当今继承《春秋》的精神,你让百官大臣情何以堪?你让汉武帝又情何以堪?

然后太史公用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法回答了对方:“唯唯,否否,不然。”就是说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接着他解释道:“他听先人说过,《易经》出现的时间最早,它来自伏羲;《尚书》出现的时间稍晚一点,他记录尧舜以来的盛世。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有了《礼》和《乐》的内容;到了商周时,又有了《诗经》保留了当时的情况;《春秋》出现的时间最晚,所以它能够根据以往的经验,整理出成为盛世的道理,分辨善恶。所以,它不仅仅是批判讽刺而已。”

解释完了《春秋》不仅仅是批判书籍,接着又对西汉进行了一连串的赞颂。司马迁的这一系列操作,很是让人迷惑呀。

他明明前面特别提到了父亲的遗命,要他继《春秋》,然后又跟他的朋友进行了一大串关于《春秋》的讨论,说了这么多后,结论却是:啊,我所做的事和春秋无关。

这什么情况啊?还记得司马迁写汉高祖斩白蛇而起义的那一段神话吗?神话是写全乎了,可是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读者们啊,你要相信这是真的,我也没办法啊!

作为汉臣,他不得不臣服于当时的现实,可作为一个史官,他又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司马迁先肯定《春秋》,再否定自己做的事儿和《春秋》有关,这是他不得已的隐晦表态。

看明白了吗?孔子之后约500年,司马迁要继承《春秋》的精神,用他的《史记》同样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具体的历史事迹彰显终极道理。

再说明白点,司马迁要以太史令的身份为汉武帝歌功颂德,以太史公的身份来写真正的《史记》。

司马迁以太史公的头衔称呼他的父亲,是要凸显它们司马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出现时间,远远早过当前的西汉。更重要的是,这是他自我认知与自我期许,既他要做的和他所做的事,可以追溯到更高的史官理想,也就是勇敢的承担从孔子之后约500年间,近乎消失了的《春秋》精神。

写下“为太史公书”这几个字的时候,司马迁已经不是太史令了,他被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所拖累,被下狱,受宫刑,成了内官,驱使他接受宫刑苟活下去的力量,就是为了完成《史记》,《史记》太过高于他自己的生命了。

他备受摧残折磨的心路历程被记载在《报任安书》中,这是一封写给任安的回信,信里面说:“太史令是什么了不起的官儿吗?不再稀罕太史令管天文和历法,其地位和空中看相算命的差不多,皇帝只是将他们随便养着,并没有放在眼班人,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

从这段话里也能看出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就是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这大概就是汉武帝在封禅泰山的时候,没带司马谈的原因。司马迁为自己,也为历史文明新宿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太史公”,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发明了这么一个头衔。

中国人重视历史由来已久,周朝的封建制度又将其催化,因为封建就是建立在长远且复杂的亲族关系的记忆上。所以,周文化开启了一种向后看,即看历史的习惯。

在《史记》之前,除了《春秋》外,对比各类史书,《战国策》保留了许多战国时代的故事,但性质上他不是历史书,而是训练纵横家用的教科书。《韩非子》也有历史故事,但是它是用来示范法家道理的。《吕氏春秋》故事更多,但是他是以历史故事来证明一种整合的世界观。

那么,太史公司马迁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它建立了历史的目的性。其实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用这种方式来写历史,对他来说非常危险,但他坚持如此追求,因为这是他深刻的信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为何如此强烈?那就要继续读读刚才提到的《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受了宫刑以后,因为不能再留在外朝当太史令了,所以被调入中朝,担任中书令。中书令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在皇帝身边,帮皇帝整理相关的文书资料。当中书令时,司马迁又很受汉武帝的宠幸,成为了皇帝身边的红人,于是过去的一个老朋友任安,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你现在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不给皇帝提点好的建议呢?尤其在用人方面,皇帝身边老是围着些没能力也没品格的人,你就应该推荐有能力,有操守的人,你没有这么做,显然,你没有尽到推荐的责任。”

司马迁是满肚子的冤枉和委屈他首先说:“我是个刑余之人,做的是别人不愿做,看不起的内官的工作,我向皇帝推荐谁,非但不会有帮助,说不定反而会害了那个人,你们在外面看到的我“尊宠任职”,和我在里面真正经历的有很大差距。”

接着司马迁又说:“受辱有等级之分,从受语言侮辱到强脚被打,再到砍手砍脚,这样一直排下去,最糟糕的刑罚才是第十等的宫刑,我是接受了比死还痛苦的屈辱才活下来的,而且我只不过是为了李玲说几句公道话而已,说我现在尊宠任职,这情何以堪?”

首先,任安以为司马迁得志了。其实我每次在看到任安言之凿凿的责怪,司马迁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就在想,司马迁被汉武帝判宫刑的时候,任安干嘛去了?那个时候的任安怎么就没想着要提司马迁去辩解一下呢?司马迁为李陵说话而获罪,也就没有人再敢为李陵说话了。谁感冒触怒皇帝的危险?说出真正的是非道理呢?

李陵还在拼死奋战时,消息传回来,很多人举杯向皇帝恭贺,极尽谄媚之事。李陵战败投降,消息传回来后,皇帝气的吃不下饭,朝廷里氛围凝重,他们又担心又害怕,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世界上唯一不敢让人直视的是两种东西,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

司马迁忍受了最没有尊严的第十级的至极侮辱活下来,他要让任安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残忍的决定,他为什么要活下来?他绝对不是因为怕死。苟活,就是为了《史记》,继承《春秋》,以历史来彰显道理的使命。虽然在自序中,他口口声声说这是父亲的遗命,但是我们越读越明白,他认定的使命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司马谈所交付给他的,他要写的,是从有记录的历史开端,一直写到当代。罗列许多人不知道或遗忘了的材料,全书结构井然有序,一共有五大类,共130篇,就因为这本书还没有写完,所以他才坦然的面对最屈辱的宫刑,而没有呼天抢地。这是何等雄伟的人格,硬撑着完成了这本书人的他,还在书中明确的表达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以历史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感谢《史记》,感谢司马迁!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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