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名: The Great Divergence
。。ISBN: 9787547737750
。。内容简介。。
大分流》是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代表作，畅销20年而不衰。
在这本书中，基于大量的材料，彭慕兰考察了旧世界欧亚两洲各个主要国家及其核心地区经济发展，探讨了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为什么中国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在彭慕兰看来，1750年，英格兰和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在人均预期寿命、农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等方面非常相似。中国和日本核心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并不比西欧差，整个18世纪旧世界的核心地区都面临着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局部短缺。东西方走在大体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无明显优势。
欧洲在19世纪与旧大陆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在煤炭资源方面享有地利，煤炭替代了木材，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同时，由于跨大西洋贸易的展开，新世界（美洲）比任何亚洲周边地区都更能为欧洲提供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大量输入的外部资源使西北欧克服了自身的生态限制，人口急剧增长，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煤炭、新世界和全球形势相结合，共同让欧洲沿着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往前走。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以后，500年前大分流开创的世界经济是否已经终结？
。。作者简介。。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3—2014年）。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获1994年费正清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获2000年费正清奖）等。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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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近代的工业化革命出现在西欧，而非经济与社会情况近似的中国或日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比较了东西方多个核心地区的人口，农业，技术，社会制度，资本积累，和地理生态等客观数据，并且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西欧和中国并没有太过本质上的不同。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全球化的视野，以及专业的数据辨别和比较的方法，值得学习。而最终将答案落在了西欧煤矿的地理位置，与新大陆的开拓与互动之上，观点非常独特。在论述中，作者有些过于强调历史偶然性，而且在数据的解读上忽视了东西方的差异性。因此这种观点导致了后几年浩大的学术争论，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使得本书成为了近代经济史领域一部绕不开的作品。这一版本翻译还算流畅，鉴于这部作品极大的信息量和专业性，要理清章节间的逻辑思路还是很费功夫的。#
看了一半，昏昏入睡。不知道是翻译的缘故还是因为是经济学题材的缘故。读起来特别硬，硬挺着没睡过去。结论倒是开门见山。前面的几章论证都是以前史学上各种论证欧洲领先的内生因素比如文化比如制度或者外部因素比如地理位置或技术发明等，在1800年前东西方差距不大，甚至东方还约有胜出。西方有新大陆的天赐横财才克服了生态约束避免了东方内卷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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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时候读《不起的盖茨比》，书的开篇父亲对儿子说的那句话一直印在脑中：“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彭慕兰的这本《大分流》就是想告诉我们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优越条件”。原本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内生优势，可是后来东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西风压倒东风”，是因为西方拥有了两个中国完全不具备的因素。第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使煤可以大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分布于山西，与江南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相隔甚远。另一方面，英国煤矿含水大，开采时需要不断抽水，导致蒸汽机的发明。中国山西的煤矿相反，地下相当干燥，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煤层自燃，需要通风技术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中国的煤矿能够有大发展，这种通风技术也不能产生像蒸汽机那样重大的作用。第二便是地理大发现。美洲殖民地为西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资源以及市场，继而摆脱了当时中国所遭遇到的“内卷化”道路。
应该说这本书确实提供了一个审视“李约瑟问题”的新角度，但是坦白说这是我不长的读书生涯里读着最吃力的一本书，首先，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缘故，还是自己的积淀太浅，总之整本书的文字很多地方在我读来佶屈聱牙，理解起来很是费力。其次，全书缺乏一个线索性的主干，比较的单位太大，这一点在书的第一部分给人的感觉尤为明显，作者自然是下了苦功夫，但是琐碎的计量数据（尤其是中国的）的可靠性首先就令人怀疑。同时，作者用来做比较的很多单位，如农业资本，消费品，劳动体系，农产品市场等等，即便在数据和统计学上没有错误，但是脱离了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趋势孤立的抽离比较，则显得非常的单薄而缺乏说服力。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彭慕兰也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论，作者用来比较江南地区与英格兰地区的经济状况时所用到的模型，理论和方法等等都是研究欧洲农村的那一套方法论，这一套方法论是建立在西方乡土社会的特征之上的，用来研究中国江南的经济状况，很有生搬硬套之嫌。
《大分流》在国内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褒贬之声都有耳闻，但全书最让我难以认同的地方在于它对于中西方制度层面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的漠视和忽略，它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幻像：本来中西方是差不多的，可是西方人运气好，上帝眷顾，把发展所需的内因外因一起给解决了，而中国人只是时运不济罢了。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幻像是极其危险的，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客观条件”来为中国的落后负责，中国人可以以此自慰，认为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忽视对于自身制度层面的建设，认为我们自身没有问题，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条件，那么按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绝对能“东风压倒西风”。
读这本书时我很关心的一个概念便是“内卷化”，我读书太少，没有深入的读过黄宗智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只是大致知道曾经颇为流行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设”和针对这一解释的再解释，限于篇幅和书评的性质在这里就不展开综述。但是正如普林汉诺夫所说，“一切偶然都只不过是必然的交合”，中西方的发展在后来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异，在我看来，地理环境和制度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于煤矿的分布和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没有这二者，也许欧洲的进步的脚步会放慢很多（就像如果牛顿没有发现万有引力，科学的进步确实也许确实会再推迟几个世纪，但最终还是会有别的西方人发现，而不是中国人），但中西方的分野却是早早注定了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内卷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像市场原理，大一统的中国，外部缺乏竞争，粮食基本自足，统一的政权使得中央政府的税收一直有保障，不需借债，因而从政府的层面中央政府没有改进生产，开拓疆域的欲望和动力。而中国人民在大一统的格局下没有选择，中央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来都是单向的，儒家文化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因而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西方不然，政局长期割裂，各个封建君主都想扩权，扩疆，因此“市场”就形成了，各个政府其实形成了一个本质类似于公司的竞争的关系，必须优化服务（政府职责的转变，公民的民主权力）和提高产品质量（工业革命和新航里的开辟）。欧洲人民作为“顾客”选择权很大，而各国政府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签下了许多的债务，国库空虚，又迫使他们加倍的投入，希望通过殖民贸易谋得财富。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更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古代如果实行政治分治则会取得比今天更好的发展这一看法，在这里不妨做一下反事实假设：如果历史一直沿着春秋战国的格局发展，或者是秦国没有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那么中国很可能走出一条类似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尽管没有统计数据能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许有？但我没有读到过），但是无可否认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分裂的格局给了“异端”以存在的空间，各国的对于诸子百家思想的采纳和实践也为提供了试错的可能；各国在陆地上的争霸必然在一定的时候会遭遇到瓶颈，则逼迫着靠海的国家（如齐国）走向海上，而秦国则很可能向西“凿空”，开拓中亚。如此一来，世界的面貌就是另一幅样子了。
这个近似于神话小说般的狂想虽然很给人思想的快感，但当今的世界格局却早已不容许这种“试错”，大国的游戏小国寡民永远没戏，一个统一的中国才是持续发展的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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