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街文化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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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柯街镇境为“西南夷”之地。地处永昌（今隆阳）、顺宁（今凤庆）两府结合部，深受永昌文化和顺宁文化之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柯街文化。就柯街历史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而言，柯街具有三大文化：即石器文化、土司文化、移民文化。

        从境内大量的石器、青铜、陶片等文物遗存和文物遗址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柯街就已是境内各族先民的生息繁衍之地。远在庄蹻入滇（公元前339~前329）之前多个世纪，柯街各族先民不仅已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还创造了其独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即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柯街属昌宁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点，其所处地理位置属中国岭南和印巴次大陆文化东西交流及中国西北至中南半岛古代文化南传的交汇区……柯街恰处于临界线两侧。其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均属两类文化、两大族系（古芜族与古越族）的交叉区。从境内芒赖村马桑林、联合村石桩、柯街村水井社营盘山及习字寨等地发现的石器文物表明，境内是枯柯河流域古人类活动的主要栖息地。在境内发掘、收集到的各类石斧、石铖、石刀、石铲、石锛、刮削器、刀币、石箭镞、石针、红泥夹砂弹丸、陶片、炭化稻米等大量的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文物遗存。其中片状石器境内居民多称其为“雷楔子”，认为乃雷电击到地面所成。有的石器制作技术原始，无任何人工磨制痕迹，保留着旧石器时代的打制遗风。足以说明境内联合石桩遗址当处于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期。其文化性质与福建的键瓯、建阳及台湾的大坌坑类型和内蒙古的一些地方相似，属较为原始的山地文化。其时，境内先民已过着半渔猎半农耕的经济生活。枯柯河流域的原始人类其族属应为百濮族系南亚语系孟髙棉语族和氐芜族系汉藏语系藏彝语族两类。而从境内马桑林、柯街水井社营盘山发掘的新石器（磨光双肩石器）推论，其文化性质与“白羊村型”相似，具有新石器时代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从枯柯河流域的古人类生存活动所用石器推断，枯柯河流域已存在较大规模的氏族居住村落。其时的“枯柯人”生活稳定，经济生活以农耕为主，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依其文物推论，其时代属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族属当以百越族系汉藏语系侗族语族为主。由此说明，镇境在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已有很大发展，其在晚期已成为哀牢古国的势力范围。

        在青铜文化时代，钺，乃数量稀少、考古发掘中不易经见的军事重器，其拥有者大都为握有大量兵权的王侯、方伯、王妃和其他军事将领。中国汉字的“王”字，正是由钺的形象演化而成，钺亦一直是身份和权威的象征物。从习字寨杨柳树坪坦岩洞发掘出土的铜钺、石矛以及半个山“三丘田”出土的青铜剑、编钟说明，柯街境域早在春秋初期甚或更早时期就已进入阶级社会，成为古代一处“小王”、“渠帅”或“邑君”的居址。其居址，很可能是柯街原住民傣族传说中的“鹿茤国”。以首领居所为中心，氏族、部落成员在周围筑起房屋，主事农耕生产。在这些聚邑点里，已形成了与广大氏族对立的特权阶级一一奴隶主贵族，他们出于对外战争和对内武力专政的需要，已组建了军队。

        简而言之，在青铜文化时代，境内已属滇西地区的较进步者，为古哀牢国之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和军事重地。其经济文化生活绝非《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史籍所记述的那种“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的游牧状态。其时的“枯柯人”已是一个长久定居的农耕民族，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业和手工业。其时的“枯柯人”农牧经济已很兴旺发达，农业生产已经历了至少千年的发展而达到了较髙水平，其畜牧、制陶、木作、编织、纺织等已有长足发展，青铜治炼、铸造业已达到相当高水平。各种生活器具齐全，人们的审美观亦有很大发展。政治生活也发展到较高水平，有了森严的等级制，暴力组织军队也已出现。枯柯境域作为滇西地区较进步者，这种经济文化状态一直沿袭到被西汉所征服。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境内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土司文化。境内的土司文化由哀牢国古文化演变而来。土司文化是以土司制度和土司统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文化，是元、明、清以来在土司统治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区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的统称。土司文化是古代境内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土司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是境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有形文化包括土司的文化遗址、历史文物、民居建筑、服饰、饮食、民族乐器、歌舞蹈具、宗教器物、交际礼品、工艺产品、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无形文化包括土司的神话传说、史话谣谚、故事寓言、音乐舞蹈、节庆活动、民间习俗、人生礼仪、宗教祭典、习惯宗法等。总之，土司文化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家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具有多元性、原生性、本土性、政治性、多样性特点的民族传统文化。柯街境内的土司文化源于“蒲人文化”。“蒲人”为百濮族。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布依、傈僳等民族的先民。亦为哀牢古国的主要民族。据《云南蛮司志》载：“蒲人，永昌、凤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种”。二十八寨中，境内沙锅寨、枯柯寨、阿思郎寨（阿峦寨）为其所属。沙锅寨、阿思郎寨土舍失考。枯柯寨土舍为蒋浪。为右甸守御所（住所在今勐廷）土千户。其祖先莽塞曾先后担任百户长、广邑州同知。至蒋浪改“莽”姓为“蒋”姓。蒋千户衙暑置于枯柯寨（今席子寨境内），世袭统御枯柯境域几百载，形成了枯柯境内独特的土司文化。蒋家土司统治枯柯境域自元朝开始，历经世袭统治几百年。后因清政府强力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废黜“蒋千户祠”。雍正四年（1726年），举国剿灭土舍，枯柯寨蒋家土莤族人遭受满门杀戮，蒋家丫环用芭蕉叶掩盖救下蒋家襁褓中的婴儿星夜遁入英韬大山（今鸡飞八甲）深箐，继而在英韬发迹起来，英韬大山遂改称“蒋家山”。蒋家在柯街境内的土司统治虽在清朝时期就已终结，但对柯街的文化影响极其深远，至今境内仍流传着“蒋家衙门”的许多故事与传说。蒋家土司在柯街境内传播外来文化，教会山民烧制砖瓦、冶炼铸造、饲养马驹、兴修水利，推进农耕文明。

        除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土司文化之外，柯街较有特色的文化便是移民文化。移民文化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境内汉族多为移民。汉晋时期，本地就有移民涌入。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军队自澜沧江、枯柯河过境攻入哀牢国。汉武帝在滇置益州郡，下设24县，其中在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金鸡设置不韦县，遂徙吕不韦后裔吕嘉家族自四川到金鸡定居。其时，境内隶不韦县辖，今境内席子寨吕姓即为吕不韦后裔。即是说，自汉代起境内就有移民存在，他们大多为戍边军人之后裔。由此，汉文化即传入境内，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元明清时期，大量汉族移民屯居境内，中原文化在境内得到广泛传播，形成土著文化与中原文比相互撞击交融而形成了移民文化。

        1950年前，耍龙舞狮、玩灯唱戏、庙会表演等汉文化活动在境内较为盛行。虽偏踞边塞山野，却对文化教育活动极为重视，善于汲取接受中原等地外来文化的熏陶，渐渐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大鹿山文化。1950年后，昌宁县人民政府为开发枯柯坝，从县境各地移民开发枯柯坝，再一次掀起境内的农耕文明，促进境内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1978年，越南排华反华，自越南回归于境内大批华侨，给境内带来了别具特色的侨民文化，给柯街移民文化增添了不可多得的色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柯街的移民文化。

        自汉晋以来的移民开始，中原文化随着历朝移民迁播境内。中原文化经过与境内土著文化的磨合凝练，逐渐形成境内独持的移民文化。境内移民文化的主要特质就是包容、宽放、自强、更新。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勤劳善良的柯街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山歌、民谣、谚语、神话、打歌、跳摆、舞狮、玩灯、唱戏、礼俗、节庆、祭祖、敬神等民俗文化世代相传，乐器制作、服饰加工、土布纺织、土木建筑、铁件打造世代相袭，为境内各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谱写了光辉绚丽的篇章。

      文化，是人类活动共同创造的社会产物。民族民俗文化，既有社会性，亦有时代性与阶级性。弘扬柯街文化，既要传承，亦要更新。传承和更新，既不是简单地复古，亦不是盲目地斥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今人之生面”，实现柯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筑与时俱进的柯街文化，推动柯街经济社会全方位进步。

枯柯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