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即叹息。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实的林则徐。”——16P
所有历史发生的，是已然，也是必然。历史没有如果。
但凡发展，但凡演绎，但凡社会改革，但凡人类进步，都是振荡上升，振荡前进的。这是存在于现象和故事之下的客观规律。
虎门硝烟是近代史的一个细节，也是一个窗口。它将整个清廷的短视、自大、局限浓缩在这一个点。从士大夫的荣誉角度来讲，林则徐选择硝烟是一种必然。“鸦片一日不除，本大臣一日不回。”不会因为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就否认其人其事的英雄气节。但是，从其时中英对比的关系来看，堵不如疏。
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有两点局限是贯穿其中的。
局限一，天朝自国自居已久，闭关锁国带来了视野的局限性，只知有天朝，不知有日不落帝国，无法客观地评估从技术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实力与西方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从上自下的短视。
鸦片给清朝及子民带来巨大的伤害，无论是从财政还是从国民身体素质而言都是如此。但鸦片的问题不是个人道德陷阱选择上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关系，而是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种多方制衡。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怎样利益最大化才是国家应当首先考虑的。硝烟运动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体质和政治结构的巨大冲突，相反，加剧了中西的冲突，缩短了学习的时间，恶化了整个格局的体系。
其二，生产力是由生产关系长期决定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结构的直接反应，社会结构来自利益阶层的各方博弈，利益阶层的利益则是由自然规律、历史文化、技术水平共同影响的。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和士大夫文化有其几千年的历史必然性，围绕这种必然性形成了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和牢固的格局。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命，一定会对中国固有的政治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如果冲突来的不是那么激烈，也会有其他契机促使中国的结构缓慢的变化。然而，一方面自闭已久，他国积累有一段时日，差距过大；另一方面，数千年文化积淀，积重难返、自负等原因让少数派并不敢站出来发声。士大夫形成沉默的螺旋，最后在妥协中做出最差的选择。
然而，改革是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恒心，尾大不掉的清廷很难一致横向对比其他国家改革，无一原因不是痛定思痛。日本、土耳其的改革也是先有痛而后有变。
技术变革的结果是弯道超车，变革的跳跃幅度越大，超过的距离也越远，甚至把之前的领头羊甩得连车尾灯也看不见。
历史的大国，围绕其大国的体制、地位、阶层分化，反向配置了一系列利益分配的结构和方法。当新的技术出现时，之前取得的成绩越大，调整也越发的困难。我们可以简单归结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大多数人都无法觉醒，只是持观望态度；赶超初期，利益阶层不会放弃利益，视而不见，其他阶级虽然能够有所觉醒，但并不掌握关键资源和权力，无法起到有效的作用；全面赶超，大多数人都反应过来，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变革不行，开始温和的改良，逐步地推进。
分水岭自此出现。不管再小的改革也会有冲突，冲突是改革的本质。如果这种改革是自内而外的，冲突尚小，会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阶层之间会产生冲突，改革的步伐越大，冲突也就越大。从改革的意义上来讲，如果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那么专制的国家其效率好过民主制国家，但如果这种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专制国家的改革会面临巨大甚至可怖的压力，其时清廷，便是这样的局面。
但是，如果自内而外的脚步无法适应国际政治的变化，强国已经发展完成，后进者还在亦步亦趋地探索。双方产生利益冲突之时，这种改革便很难局限在该国内部。如同鸦片战争，英帝国的本意并非侵略，但是双方的政治结构、文化冲突以及清廷落后且自负的观念造成了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战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所以，如同法国大革命，如同土耳其革命，如同明治维新，东方的巨龙以这样的方式走上了探索改革的道路。这种探索是必然的，但也是被动的。越是被动，改革就越痛。这疼痛，疼痛了近一百五十年。从结果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新中国的成立，都没有结束这种疼痛。只是在战争的层面缓解了冲突，带给了中国一个偏向内部的、稳定的一党制结构。
追本朔源，解铃还须系铃人。落后和冲突的起因只有一个，就是封闭。所以，只有开放才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日本、土耳其无不如此。照此观之，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真正冲突的转折点，是期待百余年的最后一个三岔口。改革开放，就是中国这位挨打挨骂了一百多年的学生，最终交上的答卷。
苦难对于当时而言是不堪忍受的折磨。然而，把民族的发展看成一个整体的话，这种折磨给这个民族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封闭就要贫穷，贫穷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会看见当下的精英群体，当下的掌权派，无人无时不具有开放的目光和国际化的视野。包括英语教学，虽然其方法弊病诸多，但仍瑕不掩瑜。
周而复始的历史舞台总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方登场。除美国之外，东亚经济体及欧洲经济体工业技术积累已久，新兴产业又远不及美国，所以一定是中国首先赶超的对象。中国是工业发展性国家而非资源出口型国家，而人口资源对于工业发展型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现有强国的人均GDP过高，人工成本就很高。在移动互联网、新能源、生物技术几个方面，突破性的技术很难廉价地展开大范围的生产和研究。技术突破得到的市场推动是及其缓慢的。反观中国，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对最一流的手机制造技术进行零件级甚至像素级的拷贝学习。十几年发展过来，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成本极低的供应链，形成了中华酷联米为首的手机生产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移动技术的发展是中国弯道超车的一个缩影，也是一百多年来教训积累的释放过程。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被打破，部分老牌强国将遭受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首先体现在经济增长放缓，长期的放缓或信用导火索事件带来经济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政治体制的震荡甚至改革，最后随着新格局的形成及政治体制的变革调整趋于稳定，洗牌完成。希腊债务危机、08金融危机、欧洲经济危机、乌克兰政治动荡都是新兴经济体形成（中国、印度为代表）及洗牌的表现。而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发展还远没有到尽头，城镇化率还在进一步地提高，如果能成功地避开中产陷阱，以目前的潜力从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人均GDP逐渐接近，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回首观史，近代中国之挫折令人一叹；而由史观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其快速发展并带动世界经济的整体回暖的地位已是确定之事。今日，从地利上来说，欧洲、日本、香港之困局，正如昔日中国之无奈。兼有以人和角度论之，中国长期开放观念之根深蒂固，高等教育、英语教育全面普及，东部高铁线路战略网已完成、西部正在进行中，并有专政体制保证学习效率、执行效率最大化，基础条件的优势无以复加；最后，从天时而言，新三驾马车之中，IT、移动、智能化中国已经形成庞大供应链，新能源的探索成全国瞩目的政治任务，生物技术还没有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突破。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三占其大半，昔日历史之覆辙，今日将成为我们的鞭策，成为他国的负担。
历史即叹息，没有什么能挡住趋势和规律的力量。甲午一叹，将成今日之宝剑。可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令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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