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约6世纪初，突厥崛起于阿尔泰山西南麓，木杆可汗（553-572）在位期间，势力得到极大发展，“木杆勇而多智，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当时，北周与北齐正在为争夺中原霸主而进行激烈战斗，“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以为外援”。发展到隋唐之际，突厥已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隋文帝时,曾经压服东突厥的势力。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面积暴发，使的中原无暇顾及突厥，为其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唐朝定都长安以后的头六年时间内，东突厥连续八次大举南侵。就在李世民刚刚夺政权的武德九年（公元627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还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一直打到距长安城下，唐太宗不得不与之订立“渭桥之盟”。李世民把这次向突厥屈服求和，称作“渭水之耻”。每当提起，他都痛心疾首。东突厥退兵后，他亲自训练骑兵。“贞观元年，阴山已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乃惧我师出乘其弊。”二年，“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贞观四年，李世民抓住突厥内外交困的时机，发兵攻打突厥，“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靖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颉利率余众窜逃，“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
突厥颉利可汗被押至长安，唐太宗当面数其五大罪状，却没有杀他，而是“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平定突厥并厚待颉利可汗，不仅解除了唐王朝在北部边境上的大患，鼓舞了唐人的自信心，也引来周边众多部落纷纷归降，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为纪念这次战争，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首《饮马长城窟行》：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
《饮马长城窟行》在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被列入“相和歌辞·瑟调曲（三）”中，共十七首，李世民这首位列第十二首。唐太宗这首《饮马长城窟行》是一首壮志凯旋之诗，充满了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信和自豪。开篇四句“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提到的交河、瀚海、阴山等地，都是塞外边地，加之当时寒风凄切，河面冰封，沙尘漫天，千里雪飘，共同构成一幅自然环境极其严酷的画面。“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边关“烽火”起，强敌来犯边，训练有素的将士安能在内地静心休整，于是穿戴好行装，威严而又从容杀出长城。然而，进军途中充满艰难险阻，眼里只有马蹄的印迹，耳中只有呼啸的北风。好在大军一到，将军战旗一挥敌人便望风而逃，将士们只需一着戎服天下就可安定下来，边境一带很快呈现出一片祥和、安宁的和平气象，都尉和将军们都从龙堆和马邑凯旋而来，传递捷报。将自己的功名刻在石碑上的将士们无比欢乐，庙堂上也高奏凯歌。太宗借文学的手法弱化了具体战斗的细节乃至整个战争的描写，展现出来的都是从容、自信、豪迈的将士形象和气度。从诗中我们能看出唐太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信心和巨臂一挥四夷来服，被尊为“天可汗”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