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周霄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公元712年降生于河南巩县的南瑶湾村。因曾长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时被节度使严武推荐为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之为杜工部、杜少陵。其出身于京兆杜氏，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祖父是著名的诗人杜审言，他和唐代另一大诗人杜牧同为西晋大将军、儒家学者杜预的后代。杜氏家族世代“奉儒守官”，杜甫青少年时期家庭环境优越，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读书破万卷，据说他7岁就能作诗，15岁时诗名就很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这样的成长道路与李白就有明显的不同，杜甫是一个标准的唐代儒生，一个人小时候看了什么书，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往往对其一生的影响都很大，也正因为如此，李白的思想较为驳杂，性格自由不羁，而杜甫则是一位淳儒，一生以儒家的义理规范为安身立命的准则，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广博的学识、专研的精神、深刻的思想，使得他的短诗如驰笔破浪，长篇如述说衷肠，把叙事、抒情、说理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有唐以来能写出波澜壮阔的长篇史诗的第一人。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被后人称之为“诗圣”，留存于世的诗作有一千四百余首，同代和后代的许多诗人都受到他的影响。
一
李白二十多岁就出川，然后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后至湖北安陆安家。而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经历过为期十余年的漫游时期，先后游历了吴、越、齐、鲁等地，他的诗歌中就曾写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唐玄宗开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731年，杜甫时年十九岁，开始出游，至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他过着浪漫的生活。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到开元二十三年，他二十三岁时，回故乡参加“乡贡”，一举出围。二十四岁时，到洛阳参加进士科考试，因为彼时的他年少轻狂，并没有将这考试放在眼里，结果落第。这时杜甫的父亲正任兖州司马一职，于是，杜甫就借赴兖州省亲之际，开始了齐赵之游。而其名诗《望岳》就写于这个时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雄厚高远的气概奠定了杜甫一生的胸襟气度。和李白不同的是，杜甫一开始就准备走科举的正规道路踏入仕途，而李白则一万个不愿意参加科举，他要通过隐居求道，培养自己的高士的名声。
天宝元年，唐玄宗下诏求贤，有人推荐了李白，而李白就在此时“仰天大笑出门去”，应诏长安做了个翰林供奉。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和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了，他们两人相约同游了梁、宋（今天的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独自一人到了齐州，即今天的山东济南。天宝四年的初秋，转赴兖州的杜甫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求仙访道，谈文论诗，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这一年秋末，二人握手而别，再也没有相会，在这之后的无数个秋天，杜甫曾一次次写诗回忆起与李白的这次相游。而也就在这一年，杜甫结束了漫游的生活，回到长安，继续踏上求仕之途。
二
天宝五年至十四年，杜甫困守长安，几乎是穷困潦倒。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玄宗下诏天下凡“通一艺者”皆可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权相李林甫想要献媚皇帝，表明所有贤能之人都被选拔进朝了，导演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结果当年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应试的道路既然走不通，那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不得不转而走干谒权贵之路，但多方辗转，都没有结果。四年之后，正月，唐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年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而此时，杜甫已经40岁。直到他44岁，天宝十四年（755年）间，他才被授予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任此小官“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就让他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个专门负责看守兵器掌管钥匙的低价官职。而此时，距离安史之乱只有一个月。
杜甫早年诗歌多表现理想抱负，而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困顿生涯和看到了当时的民生疾苦之后，他的作品则渐渐变得深刻，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创作之路，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传世警句。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天宝十四年十一月，杜甫无奈地接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一无法施展抱负的职位，继而前往奉先探望家人，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口就听到了哭泣声，原来最小的儿子因为贫穷而饿死了。杜甫是个家庭责任感极强的人，为人父，为人夫，却无法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反而常常要让妻子用柔弱的双肩独自支撑，这让他心存感激又深深自责，在加上长安十年的困顿和回乡的沿途所见所闻，他痛笔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两句滴血的句子是“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这一份深情和责任，是像儿童一般天真的李白所不具备的。李白喜欢什么就会大声的喊出来，讨厌什么也会大声地喊出来，表现在诗歌中，其情思生发多以“我”为中心，在他的诗歌中处处都有个我字：“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他对任何事物都有深情，但对任何事物又都没有长情，他不会像杜甫那样去深情地挂念家人，他毕生没有写过一首怀念妻子的诗歌，他对朋友的思念，在他的文章之中也几乎是不带红尘之气的，因为他是位出尘绝世的高人。而杜甫的情感则是更多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他极其深情，也极其长情，这份情感极深沉、极丰富、极真挚，他对于家人、朋友、邻里、民众、社稷江山，乃至自然万物，都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不像古代很多的诗人那样，他一生只娶过一个妻子，并且终其一生挚爱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出生名门却甘愿和其一起受苦，在稍微安定之后又能陪杜甫泛舟、下棋、作画，生活贫困但丰富，平淡但不失幸福，因此杜甫一直都引之为知己。杜甫一生为妻子写了20多首诗词，最著名的是公元756年，被困长安时，写就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人想象妻子在鄜州望月思念自己，说透了诗人在长安的思亲心情，接着又说儿女随母望月而不理解其母的思念亲人之情，表现诗人悬念儿女、体贴妻子之情，可谓情深义重。
三
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也很大。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经举家搬到了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城西的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予左拾遗，因此，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为营救正臣房琯之事，触怒了肃宗，几近一死，被贬到了华州，担任司功参军，永别长安，负责祭祀、考课之类的工作。到了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恼，对现实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等传世名作。而因为疏救房琯这件事，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是年，杜甫47岁。年底，他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在邺城爆发战争，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百姓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疾书，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因为，唐朝规定世家子弟，即其祖父、父亲都是做官的，他本人也是做官的，就可以“生常免租税，名不隶伐征”，因此，杜甫才未被征丁，写下了这些不朽的诗篇。这一时期的诗歌，象征着杜甫诗歌创作的新的高峰，由盛唐时期的理想主义情绪过渡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的诗歌不仅仅是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更是开始关注底层，把自己当做底层民众中的一员，深入地体会下层民众的艰辛，他的情感已经完全融入到广大百姓中去了。
与李白一样，在仕途上他们都属于“不识时务”者。虽然比起李白，杜甫更有踏实为民的努力，但在当时的时势下依旧无法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德理想。
四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60）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以及关中地区大旱，杜甫写下了《夏日叹》，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之后，杜甫终于对污浊的时政再也看不下去，义愤之下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向西行进，去了秦州。后又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并精心打造它，“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他在草堂的庭院里开掘池塘，打水井，安装了引水用的连筒，搭藤架，开药圃，可谓是自得其乐。后被世交严武推荐做了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这时严武应诏入朝，蜀中发生战乱，杜甫又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
公元760年，严武再镇蜀地，杜甫又回到了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并断续住了近五年。严武又上表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虽然依然艰苦，但总算安定了下来。在这时他写下了《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来抒发自己安定下来的欣喜。他也曾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抒发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的经历，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足见，其心忧天下的胸襟。经过大半生的历练，此时的杜甫已经彻底百姓化了，他对百姓的视角在也不是皇公大臣对百姓的视角，甚至也不是饱读诗书的士子对百姓的视角，苦难的生活给了他平视的机缘，他的诗歌中关心百姓，心忧百姓，他早已本身就是一个百姓。
公元765年，四月，老朋友严武去世，54岁的杜甫不得已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大历元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而《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时年，杜甫57岁。杜甫思乡心切，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复折回潭州。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贫病交加，受冻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李白传说最后是在船上捉月而死，与诗仙李白一样，杜甫也晚年落魄，最后死在了江水之上，诗人们的死是凄凉的，但他们的精神却是永恒的，不尽的江水接纳了他们，他们终将与江水一般永恒。
五
诗仙李白之所以“仙”，在于其精神的超俗，他虽然一生追求功名，甚至为之所累，但功名富贵从来都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有一颗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他向往的是功成名就后退隐江湖的飘然。诗圣杜甫之所以“圣”，是因为他有着崇高的道德人格以及无与伦比的诗歌功力，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不以个人得失为怀，始终关照着现实人生中的一切苦难。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反映社会矛盾、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歌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被称为“诗史”。其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在他诗歌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忧国忧民、深沉执着、百折不回积极入世的儒生形象，这就是杜甫自己，但他绝不迂阔。他的诗歌中既有对亲人的深情，又有对战乱的担忧，既有对百姓的关爱，又有对寒士的怜悯，他曾是个意气风发的狂傲少年，也是个心怀苍生的道义儒生。读杜甫的诗歌，阅杜甫的经历，我们能感受到一个有个性，有情感，有血肉的丰满的大写的人的形象。
面对复杂多难的人生，杜甫没有选择独善其身的出尘逸世，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面对现实“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这是杜甫精神了不起的地方。如果要向世界推出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历史名人，与杜甫并列的伟大的名字中或许会有李白、苏轼、屈原，这些文人在文学成就上与杜甫不相上下，有的可能更显得夺目些。但非要让我选一个的话，我会选择杜甫，因为，我相信，衡量一个文人的伟大，不仅仅要看他文学上的成就，更要看他对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健精神的影响，并由此参与到他民族的命脉洪流中去，形成他民族的精神主脉。
千年前的韦庄，发现了杜甫的价值，寻得了杜甫草堂的遗址，宋元明历代对其草堂都有修葺和扩建。而今，草堂完整地保存了过去古朴典雅的风格，成为了中国史上的一块圣地。
带着对诗圣杜甫的敬仰，我想终有一日，我会去那里朝圣，听一听这千年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