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27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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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九郡（3）
在三国时代能够定位为“吴头楚尾”的板块，并不是被鄱阳湖流域覆盖的江西，而是“鄂东南”。顾名思义，这个板块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其行政上包括：黄石、鄂州、咸宁三地区，以及以武昌为核心的，武汉的长江以东部分。
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板块，必定是在地理上有一定辨识度。从地理结构和轮廓上看，鄂东南板块与江东板块颇有些相似。长江在两个地理单元，都呈现出倒V字结构，并与南部的山地一起，共同围就出一大一小两片三角形的低地区。
其中为江东这个大三角低地区兜底的山地，是以黄山为代表的“东江南丘陵”；与长江一起在湖北省东南部，造就一片小三角形低地的，则是位于“西江南丘陵”最北端的幕阜山脉。基于这片低地的位置及轮廓特点，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鄂东南三角区”。
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两片三角地区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差异。单从所面临的压力来说，由于扬子江段在三国时代还未发育完全，加之东海存在，使得江东板块只需要应对来自板块之西的压力。反观身处长江中游的鄂东南地区，所对应的长江则早已发育成熟。无论是来自江汉平原的力量，还是来自长江下游的力量，都可以觊觎这片土地。
就地缘位置上看，鄂东南三角区无疑与江汉平原的关系更近。正因为如此，在2000年前，它属于荆州及江夏郡的组成部分，今天则为湖北所辖。然而在荆楚与江东两大板块对抗的时代，如果江东政权在吴头楚尾的争夺中，抢先控制了鄱阳湖流域，那么地理上独立的鄂东南三角区将成为其入侵江汉平原的跳板。
由于鄱阳湖流域在两汉时期被划入了扬州范畴，并且在东汉末年为强势的孙吴政权所控，使得鄂东南三角区在三国时代，客观上取代鄱阳湖地区成为了新的“吴头楚尾”。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战，与“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片土地及其所对应的长江之上。
既然鄂东南三角区具备如此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那我们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它的地形特点了。观察鄂东南三角区的地理结构，你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湖泊众多。
今天，湖北省境内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湖泊，包括：梁子湖、牛山湖、保安湖、斧头湖、西凉湖、鲁湖、三山湖等诸多湖泊，都是位于这个三角区之中。造就这一现象的地理原因有二：一是长江在这一带曲折蜿蜒，使得江水极易在洪水期漫入这片三角地形；二是整个鄂东南三角区的地形并不是一片大平原，受幕阜山脉的影响，区域整体呈现的是丘陵地貌，更容易蓄水成湖。
这片丘陵甚至还延伸过长江，一直延伸到汉水之南。在古云梦泽已经消失的今天，还能够在汉阳及其以西地区（古云梦泽东部）看到大量散布于江汉之间的湖泊，正是拜这片丘陵所赐。
无论湖水更多源出上游山地来水，还是来自于江水倒灌，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鄂东南的这些湖泊必定都长期存在与长江相连的水道。在河道纵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军事优势的关键在于水上控制力，尤其是对长江水道的控制力。与海军需要有深入陆地，能助之躲避风浪的港口一样，内河水军虽然常常以大江大河为战场，但平时囤驻、训练之处往往还是在环境更为稳定的支流及湖泊中。
荆州地理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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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试图跨越长江，争夺鄂东南三角区的政治势力来说，散布于鄂东南的这些水道和湖泊，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深入到板块的各个角落，还能够为他们争夺相关长江水道助力。
不过在丘陵的切割之下，鄂东南地区的湖泊并没有如云梦泽那样连成过一个稳定的整体。这意味着整个低地区的湖泊，将拥有多条连通长江的水道，而这些水道和河口就是我们解开鄂东南地缘之锁的钥匙。参考地理位置和辐射范围，整个鄂东南三角区可分为四部分，大体上对应：黄石、鄂州、武汉（江东部分）、咸宁四个地级行政区。
先来看看位于东南角的黄石地区。就地理结构来说，黄石地区很大程度算是在幕阜山地的包围之中。不仅地区中心属性的黄石市处在山地与长江的夹缝之中，其背后所辖的：大治、阳新等县，在地理上也呈现为盆地状。如果把视角再拉高，长江在这一地区正处在大别山脉与幕阜山脉之间的夹缝中。基于其位置，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鄂东沿江走廊”。
作为连接两湖平原与鄱阳湖平原的长江通道，鄂东沿江走廊并没有冲积出大面积的沿江冲积平原。而在鄱阳湖湖口以东，同样承担两大板块连接功能的沿江通道，地势就要宽阔、平坦的多，以至于诞生过彭蠡湖这样的大型湖泊，以及曾经承担安徽省会职责的城市——安庆（安徽二字中的“安”，既是取自安庆）。
有鉴于此，这样一条以安庆为中心，西起江西九江、东止安徽铜陵的沿江通道，被命名为“安庆谷地”。顺便说一下，进入东晋之后，面积萎缩并彻底与鄱阳湖分离的古彭蠡泽，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雷池。“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历史典故，便是出自于此。
把视线转回到鄂东沿江走廊上来。两岸山势险峻的地势，使得鄂东沿江走廊充当的主要是一条战略通道而非核心区的功能。在三国时代，黄石市东南方向的沿江山体被命名为“西塞”（山体遂命名为“西塞山”）。
在扬州与荆州的战争中，西塞曾经多次成为战场。单从名字也可以看出，“西塞”所指的是孙吴政权的西部要塞。也可以这样说，孙吴政权希望能够以西塞山及其所对应的江面，作为抵御荆州威胁的第一道防线。
当然，以西塞为前线的想法，是建立在孙吴政权没有控制荆州的情况下。在荆州刘表政权崩溃后，有机会染指荆州的孙吴政权，就需要将视线越过黄石和西塞山，在更为广阔的鄂东南三角区腹地布局了。
从西塞山出发溯江而上3、40公里，两岸的地势开始变得开阔。不仅如此，长江南北两岸还会出现两个地区中心城市：长江南岸的鄂州，以及北岸的黄冈。对于前者，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鄂州的“鄂”字也是湖北的简称；而近年来帮助前者打响知名度的，更多是位列四大高考工厂的“黄冈中学”。
然而具体到三国时代，这段长江两岸却有与两个知名标签相关联：赤壁和樊口。关于赤壁之战发生在哪里，历来争论不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位于鄂东南三角区所对应的这段长江之中。
由于苏轼前后《赤壁赋》的背书，“黄州赤壁”成为了知名度最高的选项（黄冈唐宋时称“黄州”）。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冈位于江汉平原的东部顶点。如果当年赤壁之战真的发生于此，则意味着曹操已经控制了整个江汉平原。
关于赤壁之战时，曹操到底已经控制了哪些区域，又或谁才是真正的“赤壁”，并不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当下这些地理解读，更多是让大家在脑海中建立一个地理框架。相比赤壁的不确定性，樊口的位置倒是没什么争议。刘备败入江夏之后，曾在鲁肃的建议下于樊口驻扎，并在与孙权结盟之后，在此与周瑜所率领的江东水军会合。今天，你仍然能够在鄂州城西的西山脚下，看到“樊口”的存在。
樊口的故事并没有止于赤壁之战。公元221年，在孙吴政权攻灭关羽取得荆州的控制权之后，为了稳固这片居于三国之中的战略要地，孙权将与樊口相依的鄂县更名为“武昌”，并将都城从江东的建业（南京）迁至于此。8年之后，孙权在武昌城称帝，正式在政治层面将历史拉入三国时代。
先后被刘备和孙权选择，看来樊口的位置非同一般。当我们顺着与樊口相连的水道，向这片三角区腹地探寻，答案便浮现眼前了。与樊口相连的，是以 “梁子湖”为中心的，鄂东南最大的几个湖泊。
除面积仅次于洪湖的湖北省第二大湖梁子湖以外，这个水道相连的湖群还包括：牛山湖、保安湖、三山湖等湖泊。整个湖群则可被统称为“梁林湖水系”。历史上，这些湖泊的融合度比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要更高，整个湖区还有一个更容易让大家联系到樊口的名称——樊湖。
传说中，樊湖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的“樊国”，只是如此久远的“历史”只能归类于传说。这一地区真正能够进入信史时代，始于西周中期在此建国的“鄂国”。
再向前追溯的话，鄂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建制于山西境内的“鄂国”。传说中，在殷商末年，当时的鄂侯曾经与西伯侯姬昌一起位列三公，并因向纣王谏言而被杀。其后在西周初年，迁徙至南襄盆地北部，并于西周中期沿随枣走廊一路南迁，最终跨越长江至樊湖地区重新建国。至于说这个“鄂”字，是否与鳄鱼有关，那就见仁见智了。
在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之后，近在咫尺的鄂国也随之覆灭成了为楚国的属地。对于楚国来说，吞并鄂国的意义在于将边界推进到两湖盆地的东边缘，并通过鄂东走廊渗透长江下游。而对于试图反方向操作的孙权来说，在荆州新定，魏、蜀两家还虎视眈眈之时，将都城迁至荆州地界则有利于加强对荆州的统治。
然而由于南郡及江夏郡的北部地区，包括襄阳和曾经作为江夏郡治所的“安陆”（今云梦县），都在魏国的控制之下。东吴对能否守住荆州，显然没有经营江东时那么有信心。将政治中心放至江汉平原更是有安全上的隐患。
对于以“地利”立国的江东政权来说，江汉平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天险的保护。刘备当日被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追击至长坂坡的经历，更是让孙吴政权认定，长江才是最有利的屏障。
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鄂东南三角区本身也是“两湖盆地”的一部分，鄂州所扼守的是整个盆地区的东大门，也是由东向西入驻两湖地区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将同样有长江天险庇护的鄂东南三角区，经营成为控制荆州的“小江东”，并以与西塞防线近在咫尺的鄂县为新都的“武昌”，无论在战略还安全上都不失为良策。
然而历史上，孙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江东士族的广泛支持。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之后，旋即还都建业。公元266年，孙吴末代皇帝孙皓一度再次迁都“武昌”，但同样遭到江东势力的强烈反对并酿成了内乱。甚至民间也产生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民谣。迫使孙吴政权再一次将都城迁回建业。
现在，当大家明白最初的武昌原来是现在的鄂州，并且拥有鄂东南地区最大的腹地时，问题又来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当下这个对应着汉水河口的武昌，位置同样看起来很有优势，又有什么理由被孙吴政权放弃呢？与江东的情况类似，鄂东南三角区的防御面实际也是在西侧。以此来说，现在这个武昌的位置与孙吴在江东的都城建业（南京）相当。更何况夏口还能够通过汉水，横穿整个江汉平原并直达南襄盆地。
对于有入主中原之心的孙吴政权来说，这样一个位置是不可能不重点经营的。实际上孙权并没有放弃夏口，而只是放弃了黄祖在汉阳地区所筑的“夏口城”，转而在现在的武昌地区重筑了新的“夏口城”。在孙权有意将鄂东南打造成“小江东”的情况下，将夏口城移筑到长江东岸，有助于整个鄂东南地区的开发。虽然由于位置过于前线，新的夏口城并没有成为东吴的新都，但还是成为了吴属江夏郡的郡治所在。
身兼区域政治中心和开发职责的新夏口城，同样在背后的鄂东南三角区拥有自己的腹地。如果说，樊湖覆盖的是鄂东南腹地的中东部，那么新夏口城所辐射的就是这个三角区的北部了。今天，这一区域的代表性湖泊是位于武昌东部，并因此而得名的“东湖”。至于三国时代，这一地区的湖泊分布状态如何，当下已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负责新夏口防线的吴国水军，在这个区位上并不缺少与长江相通的湖泊囤驻。
那么，武昌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从樊口跑到夏口的呢？其实“武昌”和“鄂”这个两个名称，曾多次在上述两个战略要地转换。比如在南宋时期，现在的武昌反倒是叫“鄂州”，而现在的“鄂州”当时还是叫“武昌”（武昌县）。
夏口得到“武昌”之名始于元朝设置统属两地的“武昌路”，并将治所放在了夏口。其后由于明清两代只是将武昌路改称为武昌府，夏口属性的武昌仍以府治的地位，得以用“武昌府”之名贯穿明清两代，并在清王朝终结的那一年，通过“武昌起义”的背书，彻底在进入新时代后独占武昌之名。
在武昌府的存续过程中，虽然当年孙权在樊口边上设立的“武昌”，尚能一直以“武昌县”之名存在于行政版图中，但为了避免与已经升级为湖北省会的武昌发生混淆，最终还是不得不让出“武昌”的版权，不得不恢复“鄂”的旧名。
说到这里，倒是还可以了解一下著名的武昌鱼到底是什么鱼。通俗点讲，你可以认为武昌鱼就是大家在菜场常见的“鳊鱼”。不过新旧武昌人可能会告诉你，只有科研人员于1955年在梁子湖发现的“团头舫”才能算是真正的武昌鱼，菜场里卖的大路货是“三角舫”。
至于说这两种鳊鱼到底的细微区别到底在哪里，味道又是否有差异，大家可自行去考证。只是说2000多年前吴人口中所说的“不食武昌鱼”，应该只是用来泛指罢了。由于梁子湖当下为武汉和鄂州两地共有。在这种情况下，倒是不用去争议，谁更有资格拥有“武昌鱼”的属地权。
在这个各大省会城市都争相扩张，希望成为特大城市的时候，如果鄂州有一天被并入武汉，倒也算是为新老武昌这桩公案，找到了一条另类解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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