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儒阴法”是历代朝庭统治百姓的不传之秘。儒、法为什么能成为统治者管理百姓的利器？大儒孟子和法家理论的大成者韩非子把道理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孟子》甫一开篇，孟子就义正辞严的劝说梁惠王。
梁惠王问：“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利于吾国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谈利益呢？有仁义就可以了。如果大王只是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呢？’大夫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封邑呢？’士子和百姓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家庭呢？’如果上上下下都互相追逐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如果国君有一万辆，他就有一千辆；如果国君有一千辆，他就有一百辆，这些大夫们的产业也够多的了。但如果他把‘义’抛诸脑后，而事事以‘利’字当先，不把国君的一切都抢过来，他是不会满足的。从没有以‘仁’存心的人会遗弃父母，也没有以‘义’存心的人会怠慢君上。大王只要谈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
孟子表面不谈利，实际上谈的是大利，这个大利就是国君及其子子孙孙永远保有他的国家，国家的土地与人民其实是国君的私产。既然是私产，就存在着被别人夺取的可能性，因此，就要谈仁谈义，培养大夫们与士子、百姓的忠心，让他们从心里认为国家就是君主的，自己只是君主的仆人，就不会有非份之想。
但孟子也明白，国君的大利是子子孙孙永远保有他的国家，那么，大夫的大利是子子孙孙永远保有自己的封邑，士子、百姓的大利是家庭美满幸福。因此，国君不要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就不会推翻你的国家。如果国君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反抗，如果损害到了极点，就会“闻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也。”
但是，孟子的想法未免太幼稚了，国家的利益这么大，怎么可能断绝那些有野心的大夫们的野望呢？庄子就看得明白，他说，齐国是方圆几千里的大国，四境之内，无不立宗庙社稷，以仁义之法治理乡间，然而田成子杀了齐君盗窃了齐国，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治理齐国，这不是连圣人之法一起偷盗过去了吗？庄子不由感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韩非子也像孟子一样为国君们操心，在《孤愤》一文中，他告诫君王，人们说齐国亡了，不是说齐国的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吕氏失去了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田氏取代了。人们说晋国亡了，也不是说晋国的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说姬氏失去了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六卿取代了。
吕氏和姬氏为什么会失去统治齐国和晋国的权力呢？因为奸臣用欺骗的方法取得了国君的信任，窃取了国君的权柄，结党营私，任用私人，对那些忠于国君的法术之士，要么找理由诛杀，要么收买刺客暗杀，使国君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一旦国君孤立无授，他们就会杀了国君自立。
怎样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韩非子建议国君一定要防范身边的妻妾、太子，家族的叔伯兄弟，内朝的近侍，外朝的重臣，驻守边疆握有兵权的大将。唯一可以重用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法术之士，因为他们不仅忠心耿耿，廉洁奉公，而且出身布衣，没有显贵的身份，不可能取代国君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以法来帮助国君治理国家，在法令面前，人人都是君主的仆役，王公贵胄也没有任何的特权，君主的一纸诏令，就可以予之生，予之死。
韩非子的这个建议实在太好了，它几乎可以最大限度的抬高君主的地位，建立君主的绝对统治。这个建议也及时得到了采纳，秦始皇的一纸诏令，就令他下了大牢并丢了性命，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合法的理由与审判。
韩非子所说的法，并非护民之法，而是秉承君主的意志，让百姓乖乖听话的铡刀。给你好处，你要谢主隆恩，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你也要谢主隆恩。
老是亮出这把刀，是不是太凶残了呢？把百姓吓坏了影响他们服务君主的效率，因此，聪明的帝王们抬出了儒家，以仁义来教化百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仁的根本是孝悌，孝悌是服从父兄，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而忠孝不能两全，在两者冲突的时候，应移孝作忠。如此，统治者完成了对儒家的法家式的改造。
这种改造是不是真正的培养了百姓们的忠心呢？真不知道，因为百姓们知道其背后有铡刀，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仁义也好，法术也罢，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里，其最根本、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训练百姓们听话。
何必谈仁义，何必谈法术，像鱼儿一样彼此相忘于江湖，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