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不是中性的？技术有没有道德属性？
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了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小说讲述了生物学家弗兰肯斯坦狂热地探索生命的起源，利用尸体创造出了新的“人类”，怪物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弗兰肯斯坦也间接死于怪物之手。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这样论述“弗兰肯斯坦综合症”：“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还能改变我们的思维。”
媒介即隐喻
我们会话的媒介、科学技术、新兴的物质，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反过来作用于人的习惯、思维和道德观。
以钟表为例子。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代人朝九晚五，996，前者与自然的规律有关，后者与手腕上钟表里的刻度有关。
第一次感觉到现代“时间”观念的诡异是多年前去上海参加岗前培训，同远在西南家里的母亲视频通话，两地当天都是晴朗的天气，手机里相同的下午6点左右的北京时间，我和同事坐在餐厅里，望着落地玻璃窗外已经降临的夜色，而屏幕中，母亲身后的天空还挂着火红的晚霞，天光正明。
网络上有个笑话：“被朋友骗去新疆打工，天黑就下班。”然后网友评论：“刚从新疆回来，11点天会黑。”
时差本是件平常的事情，但出现这些怪异感，是因为人和时间被钟表里的刻度从自然规律中强行剥离。
时间不再是日升日落，是钟表里的分分秒秒；方向不再是北方的启明星，是导航里的语音；天气不再是天空中的云，是手机里的50%的降雨概率。
媒介的第一个重要的隐喻：人不属于自然。
眼镜的发明，第一次征服了人体器官的缺陷；试管婴儿技术让自然生育拥有了可选择性；基因工程，克隆技术，让创造新生命，乃至新物种皆成为可能。
媒介的第二个重要的隐喻：人可以拥有上帝的能力。
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里讲到，神好逸恶劳，利用自身的基因同猿人杂交创造出“人类”奴役它们挖取地球上的金矿，人类快速繁衍，并同神性交，混淆了神的血统，使其震怒，引大洪水试图彻底灭绝人类。
无论是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人、神创造的人类还是人类发明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技术，它们被创造时或许是出于偶然或者某个不起眼的目的，但它们最终会拥有自己的属性和偏好，引导人的习惯和思想，亦正亦邪。
媒介即认识论
媒介、技术在影响人的习惯和思维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界定着“真理”和“智力”。
波兹曼写道：“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古人对“聪明人”或者“智者”的界定往往同读书的能力相挂钩。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饱读诗书”、“引经据典”等等类似形容人有学问、聪明的词汇往往同人读过并且掌握的诗书的数量有关。
回顾当下，如果一个学生饱读诗书，常能引经据典，但数理化成绩一塌糊塌，我们给这个孩子的评价大概率是其文化素养良好，但几乎不太可能给他“这孩子很聪明”的评价；反过来，某男学生文墨不通，但在理科方面异常敏锐，老师和同学给的评家多是“他很偏科，但非常聪明。”
古人对诗书的看重，现代人对文科的轻视，本质上都是文化的“偏见”。
或许你会说，更擅长理科的学生从智力检测的结果来看也表现得更优秀。然而，当下的智力检测，是基于“擅理者慧”的思路设计而成。它们充斥着数理逻辑推理、平面立体几何，还不如称之为逻辑推理检测题。智力检测本身，就带着当前文化的“偏见”。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数”和理科至高无上的地位？
尼尔·波兹曼认为，印刷术，作为重要的传播和会话媒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印刷术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身体，长时间安静下来，所以活泼好动的儿童成了“多动症儿童”。
印刷术线性的排版模式，文字到思维的抽象过程，催生了逻辑和理性，“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
如果说古代的智者需要精通四书五经，那么现代的智者得有高超的逻辑思辨能力。
如果说苏格拉底时代的真理是你阐述观点时需要注意你的修辞，那么，现代的真理是你要表达真相时必须要有数据。
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真理和智力的内核。而人类会话的方式，使用的媒介，始终在发生变化，真理和智力，也就拥有了相对性。此一时，彼一时也。